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前头吊着三朵棉花球的孝帽。我戴这样的孝帽的时候是三岁半，因为我父亲死了。家里人把我抱起来，给我穿上孝衣，戴上孝帽，那白色颤动的棉花球，就像是成团成团白色的眼泪在往下抛。因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们给我戴好那帽子后，就把我放到堂屋里。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了字的白布，那就是孝联，也就是挽联。可我不懂，只看到白布上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我的母亲也穿着一身粗麻布衣服，跪在一个长的黑合子的后面；家里人把我放在母亲的身边。于是，我就放声大哭。我不是哭我的命运，我那时根本不会理解到这是我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就要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我觉得，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后来，人们就把我抱开了。但那个印象，对我是深刻的，几十年后都不能忘记。（丁玲：《死之歌》，《丁玲文集》第8卷第38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白花、灵堂、死亡：恶梦，给童年的丁玲太多太深的印象，以致她在走上人生道路的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对死亡特别敏感，体验也特别深刻。
丁玲在《死之歌》中写到她一生见过的和未见的死。如未见过面的表哥之死和那个抱着表哥的灵牌结婚的表嫂的死，想到向警予的死，胡也频的死，写到自己身处魍魉世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南京，落在魔掌里、蒙受敌人卑贱下流的谎言的折磨、上吊自杀而又未死的痛苦和感觉。此后，在风雪漫天的北大荒，在北京的秦城监狱，都想过这个问题。1985年在两度住院、生命垂危之际，死亡的感觉再次袭来，她写下了《死之歌》。
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在写到自己对生与死的感觉和体验时是十分深刻入微的。譬如写胡也频之死的感觉体验是：“这给予我的悲痛是不能想象的，没有经验过来的人是不容易想象的，那真像是千万把铁爪在抓你的心，揉搓你的灵魂，撕裂你的血肉。”（丁玲：《死之歌》，《丁玲文集》第8卷第39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死亡”，本来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之一，这对于童年就有着最初印象、后来又长期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丁玲来说，对它就有着某些人所不曾有的特殊的敏感，并自然而然地会在她的笔端流露出来。这样，对于死亡的感觉，死亡的体验，生命的意识，便成为她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由此成为了她文学作品风格的一个方面。童年的印象太具有决定意义了。丁玲说：
“整个幼年，我就是跟着在死的边缘上挣扎的母亲生活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死就这样的敏感。我常常要想着别人，替别人想，我不能忘记一些悲伤的往事。”（丁玲：《死之歌》，《丁玲文集》第8卷第38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她又说：“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好哭的人，常常要想到别人的生、死，好像这些都和自己的生命纠结在一起似的”。
（丁玲：《死之歌》，《丁玲文集》第8卷第38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丁玲不幸言中了，以后“死亡”一直和她的生命纠结在一起，并不断地在她那荒冷的记忆中加上血的颤栗。
2—3母亲——文化的一片沃土
最初给丁玲以影响的，自然是她的父母。虽说丁父是个挥金如土的败家子，且又是一生不曾做过任何实际工作的公子哥儿，但他人很聪明，也有才气，年青时中了秀才，而且善良。在丁玲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行医散药、造福乡里的仁慈的好人。丁玲回忆说：“他生了两场大病以后，中医不能成功地诊治他，于是他读中国的医书，得了不少中国医术的知识。穷亲戚常来把这种问题请教他，甚至深夜唤他醒来。他不以金钱为意，常布施给穷人。因为他的慷慨，后来在一次因水灾而发生盗劫和一般骚扰的时期中，许多人家被抢，我父亲的家里可没给碰过”
（见韦尔斯：《续西行漫记》，上海复社（中文版），1939年版。）。可见，父亲在这个四岁孩童的印象中是个乐善好施的好人，洒脱大方的男子。不过他毕竟死得太早。而母亲，在丁玲童年的印象中，更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还可以说，那是哺育丁玲的一片文化的沃土。在丁玲幼小的心灵中，母亲早已播下了文化的种子。
1878年，丁母出生于湖南武陵（即今常德）。姓余，闺名曼贞，丈夫死后改名胜眉，改字慕唐，因她羡慕唐朝的武则天时代，女人也可以考官做事，故取此名。
常德位于沅水下游，洞庭湖之滨，古代称为武陵，这就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那个美丽迷人的地方。它东临洞庭湖，西凭武陵山脉，沅水和澧水流贯其问，屈原足迹遍及沅水流域，著名的《九歌》便创作于此。屈原投江后，这里便建立了“招屈亭”，以纪念这位忧国爱民的伟大诗人。据说，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被此地美丽风光所迷醉，在澧水上立马停弦。因而至今澧水上有个老渡口，叫“停弦渡”。武陵不但风景秀丽迷人，而且文化意蕴深厚。同时，武陵又是湘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武陵古称四塞之国。梁山、德山、平山称鼎城三足，形势险要。
丁母的父亲家住杨家牌坊，在当时是个绅市区。他是一个宿儒，后官至太守，曾任云南大理普洱楚雄知府。据丁玲回忆，她的外祖父家大门上有一块“余太守第”的门匾，非常气派，房子大得很，是个大“印子屋”，三、四进，后面有花园，有藏书楼、大理石桌椅、茶几，一套又一套……。
说起丁玲母亲闺名曼贞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说丁玲外祖母怀她母亲时，因梦游古刹，于佛座前拾曼陀花，顷刻变幻，似梅非梅而醒，故名之日曼，号似梅，以示不忘”。（《丁玲母亲自述》，《丁玲研究》第3页，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余太守52岁得此幼女，甚为珍爱，由于她体弱多病，因而家庭对她也不太施以严格的封建规范，而让她与兄弟们一起读书，看小说、写诗、作画、吹箫、下棋。她与蒋浴岚结合，完全是其母酒后戏言所致。1879年春，曼贞还不到l岁，其母与同乡蒋家同饮酒，酒后戏言，竟将幼女许给蒋家三公子蒋浴岚，曼贞父亲不以为然，说：“吾家清寒士族，攀此富贵家子，悉他日若何？恐误我爱女。母说既已许诺，不便翻悔。”（见《丁玲母亲自述》，《丁玲研究》第3页，湖南师太出版社，1992年版。）这样，一句戏言就定了两个人的终身大事。
1897年，曼贞20岁与蒋浴岚结婚后，经常为丈夫的无所作为而感到惆怅，又看不惯他的挥霍浪费。因此，常常回娘家，而对于夫家经济、礼节诸多琐事则不太过问。
1907年，丁父猝然去世，家庭的累累债务，亲戚本家的落井下石，将这位年青的寡妇几乎压垮了。但是，丁母毅然决然冲出这个封建家庭，走上一条新的自力更生的道路。
本来，按封建伦理规范，“夫死从子”，丁母在丈夫死时，有一遗腹子，那么应该按老规律，守着几亩薄田，一间老屋，安分守己，把儿子养育成人，替蒋家续香火。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所有的寡妇们必走之道。但是，曼贞毅然冲破了这个封建的樊篱。1909年，她带着两个小儿女回到娘家，住在丁玲三舅家中，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的生活。那是辛亥革命前夜，维新思想日趋高涨，恰逢城里在办女学堂，于是丁母拐着一双小脚上学，进了师范班。而女儿也和她一起，进了幼稚园，母女同校，一时轰动武陵城。
-学习对于一个拖儿带女的妇女尚且很不容易，更何况曼贞还裹着一双小脚？家务和孩子拖累了她，她就起早贪晚地学习，有些小姐、少奶奶因怕累怕苦，读了几天书便告退了，而曼贞却连迟到也没有。为了把脚放大，她解开裹脚布，把脚放在水里泡，慢慢地泡大了，一个月甚至一、二十天便要换一双鞋。她苦苦的挣扎着，忍受着刺心的疼痛。坚毅的意志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曼贞终于闯过了难关。
女师结业后，走上教育岗位，曾任桃源县立女校职员，创办常德公立育德女校，担任平民工读女校校长、妇女俭德会附属小学校长等职。提到办妇女俭德会附属小学，丁母做出的牺牲是人人敬佩的。因为这个小学的前任校长不负责任，学生不到校，教员退约，学校即将垮台。丁母本有一份待遇较好的工作，她在临澧县立高小当管理员，月薪较高，而俭德女校是没有月薪的，全属尽义务的工作。然而，丁母还是去了，而且干得很欢。她经常进行家访，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将生病的学生接到学校，亲自为她们煨汤熬药，在学生和家长中很有威信。幼小的丁玲心目中的母亲是一位乐于助人、勇于为事业无私奉献的人。
丁母热心妇女解放事业，在妇女界中的声望是很高的。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委成立时，她被推举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参见《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文化史日志》。）
丁玲在《我母亲的生平》一文中曾说：
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坚强、热情、吃苦、勤奋、努力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留下一部六十年的回忆录和几千首诗，是我保存在箱屉中的宝贵财产。（丁玲：《我母亲的生平》，《丁玲文集》第5卷第199页，糊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丁玲有幸，她拥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并且幸运地得到母亲供给的文化养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从母亲身上，看到了坚毅的榜样，自立自强、自信、自尊的榜样。无庸置疑，丁玲那坚韧不拔的意志，是母亲遗传给她的文化基因，母亲把乐观、坚韧、百折不回的因子，注入了她的精神气质之中。
母亲，还在她的思想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她经常给丁玲讲古今中外慷慨悲歌、忠勇壮烈的故事，如讲秋瑾的故事，讲法兰西革命女杰罗兰夫人的事迹。她从母亲口中知道秋瑾是个女革命家，参加革命党、办学校、办报纸，宣传革命道理，策动推翻清朝帝制，穿男子服装，骑马，射击，准备武装起义。革命计划泄露后，她从容指挥学生老师撤退，以保存革命实力。当大批清兵包围了秋瑾的大通学堂时，她临危不惧，焚毁文件。被捕入狱后，忍受酷刑，后英勇就义……。丁玲为秋瑾所感动。每次听母亲讲这些故事，她都要流下激动的泪水。秋瑾大义凛然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丁玲的脑海中。在充足的文化阳光、雨露、水分中，丁玲得到滋润，民主主义思想迅速萌芽。母亲的奋斗精神、为人处事，是丁玲学习人生的最初教材。丁玲说：“因为有了这些最初的影响，我能够抛开那堆集在我幼小心灵里的忧郁感伤。”（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第40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女人天生爱美，爱打扮，可是丁玲自小“却如女子不可缺少的穿衣扑粉的本行也不会，年轻女人媚人处也没有”，“没有年轻女人的做作，也缺少年轻女人的风情”，“在做人方面，却不大像个女人。”（沈从文：《记丁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我以为：这些与丁母的言传身教大有关系。
丁玲回忆道：当她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过年了，她看见表姐表兄们穿绸着锦，穿新衣，她就向妈妈要新衣。妈妈总是教育她：“一个人只穿得好，就活像一个绣花枕头，外面虽好看，里面还是一团稻草。妈妈只希望你书读得好。有学问，有知识，这是比一切穿戴打扮都重要的，也是比一切财富都值得骄傲的”。丁玲听了马上说：“我一定要做个好学生，做个将来有学问的人”。于是，她对于穿好衣，戴手饰不感兴趣了，而且把自己最心爱的小金戒指交给母亲，说自己再也不做“绣花枕头”了。
孩子那纯洁无瑕的小心灵，犹如一张白纸，母亲可以在那上面画上最新最美的文字和图画，也可以撒下最美丽的希望的种子。曼贞——是丁玲第一个文化的播种者，第一个启蒙老师，她那广阔的胸怀，是丁玲心中文化的一片沃土。正如穆尼尔·纳素夫所说的：“母亲对于孩子是第一所学校。”（柯楠编：《名人名言录》第302页，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丁玲有幸从小就进入了这样好的“一所学校”，有这样一位好的启蒙老师。
2—4“五四”风雨的滋润——叛逆的种子发了芽
1918年7月，刚刚小学毕业的丁玲，离开了常德，坐船逆沅江往上游走90里路，来到了桃源县城，投考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二女师是辛亥革命后湖南省所办的3所公立女子师范之一，1912年由宋教仁先生创办。宋教仁是辛亥革命著名领袖，国民党初期创建者之一，他出生于桃源县上香冲。1913年3月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二女师学生除交10元保证金以外，食宿、书籍、纸张都由学校供给。这所学校风景宜人，办学条件好、办学成绩突出，颇有吸引力。学生大部分来自湘西边境辰河上游各县，同时鄂西、黔北接壤湘境者，由于方便，来学的也不少。它座落在桃源县城，那时城里只有』临江一条街，二师在上街的西南端。出县城西行十余里，便是著名风景胜地桃花源；’二师对岸是绵延的青山，层峦迭嶂。校门口大树参天，郁郁葱葱；踏进校门，校舍整齐，运动场宽敞，周围也都是参天大树。丁玲喜欢在操场散步、谈天。离开那个家规很严的舅舅家，她觉得自由、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