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张员外的长女虽然嫁了个富家子弟，却是个懒惰****的败家子，他把家产折腾光后，便一命归西。其姐闻知毛郎中了进士，其妹成了贵妇人，刻骨自恨，出家为尼。毛郎以宰相的身份回莱州时，其妹去拜见其姐，其姐避而不见，其妹欲送金钱给其姐，因怕伤了其姐的自尊心，便用绸缎裹着金钱，差人送去。其姐以为只是几匹绸缎，十分不悦：“与我金钱尚可作薪米费，我不需要绸缎。”原物被退回。其妹非常难过，又差人送去金钱，其姐得知绸缎裹金钱的事哑然自叹：“自己一生的不幸，都是私念造成的。”
蒲松龄笔下的毛郎，就是明正德五年（1510年）进士，官至首辅，被誉为“名重当朝，泽被后世”的一代名臣毛纪。毛纪之父并非牧牛人，而是学识渊博，精通诗书经论、曾任杭州府学教授的毛敏，父子葬在同一墓地，如今，毛纪墓已成为莱州市的一处景观。
一鸣惊人·放鹄亭
“一鸣惊人”是成语，“放鹄亭”是古迹，这成语和古迹均缘起于黄县（今龙口市）历史上的一位名人淳于髡。黄县有个淳于村，因淳于氏世居于此而得名，村里有淳于祠，供奉的便是先祖淳于髡，祠中有颂扬淳于髡的石碑，系清嘉庆七年（1802年）黄县知县魏绍濂所立。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影响很大的名人，因此被司马迁写在《史记·滑稽列传》之首。淳于髡是齐国著名的谏臣、学者、外交家，他博学多才、善说隐语，在谈笑讽喻中施展自己的才华，为齐国的强盛作出了贡献。
威王（？一前320年）当政初期，沉缅酒色、不理朝政、诸侯并侵、国家面临危亡，群臣无人敢谏。淳于髡挺身而出，用隐语劝谏齐威王：“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齐威王听出这是淳于髡在讽劝自己，于是答道：“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此后齐威王开始整饬吏治，厉兵秣马，诸侯震惊，纷纷归还强占齐地。从此“一鸣惊人”成为成语流传下来。
淳于髡为齐国进行过多次外交活动，皆取得成功。他曾出使魏国，救回了被庞涓骗到魏国并被处以膑刑（去膝盖骨）的军事家孙膑。楚国攻齐时，他曾去赵国搬来十万精兵、革车千乘，楚国闻之连夜退兵。淳于髡最出色的一次外交活动，是使楚国与齐国结成联盟。
为了与楚国修好，齐威王派淳于髡出使楚国，齐威王投楚王所好，让他带一只美丽的鹄鸟献给楚王，淳于髡深知楚王崇尚信义，决定用计打动楚王，他故意把鹄鸟放飞，提着空鸟笼去见楚王，楚王问他为何提个空鸟笼，淳于髡说：齐王本来让我把一只美丽的鹄鸟献给楚王，我怕鹄鸟口渴，在江边放出来让它饮水，谁知鹄鸟飞了，我深知闯了大祸，我想死、想逃，可我痛心因此会影响齐楚修好。我想买只相同的鸟，假冒齐王献给楚王的鹄鸟，但这种不讲信义又欺骗楚王的事，我是不会做的，因此我提着空鸟笼来见楚王，任凭楚王治罪。楚王听后不但没治他的罪，还称赞他是“信士”。齐楚两国从此结成联盟。
后来，楚国尊淳于髡为“楚先贤”，还在襄州之南淳于髡放鹄鸟处，修了一座“放鹄亭”，纪念这位为齐楚修好避免战乱的先贤。唐代诗人柳宗元和刘禹锡路经“放鹄亭”时，两人追怀淳于髡，洒酒祭奠，即景赋诗抒发情怀。柳宗元的诗是：
水上鹄已去，亭中鸟又鸣。辞因使楚重，名为救齐成。荒垅遽千古，羽觞难再倾。刘伶今日意，异带是同声。
名宅石狮出土记
在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大门两旁，安放着一对雕凿精美、玲珑剔透的石狮子，纪念馆建筑虽非王懿荣故宅，这对石狮子却是王氏宅第原物。
明洪武年问，一位云南大理府人，来福山任登宁盐场盐课大使，他便是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的始祖王忠，史称盐场公。王忠任职其间，爱上了被誉为“福地”的福山，全家便在县城西北15公里的古现河北村定居下来，再也没回云南。明崇祯年间，王懿荣的十世祖王道增，又将全家迁移到相邻的古现东村（今古现镇政府所在地），传至王懿荣，已经十六世。
王氏家族不但世代为官，而且是诗书传家的儒学世家，明、清两代一直是福山的名门望族，出现过很多载入史册的历史名人，所以王家在修建宅第时，设石狮子为大门装饰是顺理成章的，这对石狮子不但一直守望着王氏宅第，而且是王氏家庭史的见证。
20世纪40年代中期，王氏宅第部分被毁，门前的石狮子神秘失踪。20世纪80年代初，福山区（时为福山县）的文物工作者在文物普查中获得一条线索，当年失踪的石狮子，是一位有心人把它抢救出来埋在地下，村民王宪军老人证实，石狮子就埋在他家南院里。
1983年，《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文中写道：“……陈天华、王懿荣为了向外国侵略者表示抗议，不惜蹈海坠井自尽，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陈天华（1875—1905），近代民主革命家，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在东京愤而蹈海自尽。王懿荣（1845—1900），清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古文字学巨擘，为抗议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率妻、媳坠井自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更加坚定了烟台人民为王懿荣建纪念馆的决心，l984年，市、区两级文物管理部门决定，首先把王氏宅第遗存的石狮子挖掘出来。当年ll月，市、区文物工作者共同来到古现东村，在村党支部书记王炳见的支持协调下，在众多村民的帮助下，使埋藏于地下的石狮子重见天日。由于王懿荣纪念馆的馆址尚未确定，决定将石狮子运到市博物馆存放，驻福山空军某部出动吊车支援。
1989年，是王懿荣发现甲骨文90周年，10月，王懿荣纪念馆在福山区隆重开馆，这对当年一直守望着王氏宅第的石狮子，被安放在纪念馆大门两旁，成为纪念馆的镇馆文物。
孙遇和他的子孙
福山区有个两甲庄，明代该庄曾出过一门三代六进士，他们便是孙遇和他的子孙，在《福山区志·人物传》中，孙遇名列首位。据《孙氏家谱》记载：孙氏家族系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之后，元朝至正年间，孙遇的先人孙志学、孙志孝，为避战乱由河南固始县迁徙福山，在县城南6公里处，东西夹河之间定居下来，故名两夹庄。后因孙遇的两个孙子同科考中进士，村名因此改为两甲庄。
孙遇生于明永乐2年（1404年），明正统元年（1436年）考中进士，系福山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科考进士。明正统9年（1444年），孙遇任安徽徽州知府，在任期间，均徭役、除时弊，审结多年积案，徽州百姓呼之为“青天”。明正统14年（1449年），其父病逝，孙遇遵例回乡守孝，此时徽州百姓联名上奏朝廷，亟请夺情（不守孝称为夺情），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孙遇回乡为父办完丧事，便匆匆返回徽州。明景泰5年（1454年），徽州遭灾，粮食歉收，饥饿的灾民聚众哄抢，汪御史巡视至此，欲调兵镇压，孙遇忙劝止日：“此饥民耳，一用兵，祸且延。”孙遇亲临灾区，设赈济之，饥民喜，境内大安。孙遇在徽州任满后，因政绩卓著，按例应升迁，徽州百姓联名奏请乞留，朝廷顺应民意，颁旨：孙遇由四品晋升三品留任徽州。明天顺8年（1464年），孙遇迁任江西右布政使，徽州百姓知不能复留，为孙遇置生祠祀之，并作《六颂》诗，镌于壁碑，以纪念他20年来治徽之惠政。
孙遇在江西任职时，因查办京官萧彦家族依其官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之案，得罪了萧彦，被其诬告为“朋党”，明宪宗听信谗言，罢了孙遇的官，朝野上下都为他鸣不平，让他上诉，孙遇不申不辩、坦然处之，率家人返回家乡。孙遇回乡后，开办私塾，教育子孙，在他的精心教育下，其四个儿子有三个考中进士，他们是长子孙珂，明景泰5年（1454年）进士，累官南京大理寺丞。次子孙圭，明成化14年（1478年）进士，累官陕西右布政使。四子孙琰，明成化17年（1481年）进士，官拜尚宝寺少卿。唯有三子孙瓒，明成化l0年（1474年）中举后，不愿为官，终生研究理学，成为理学大师。
孙遇有两个孙子系明弘治17年（1504年）同科进士，一为孙琰之子孙乐，任四川布政司参政。一为孙珂之子孙檠，授官直隶任丘知县。一门三代六进士，福山仅此一家，当时有人作诗赞孙家科第之盛，并被编人《福山县志》，“累朝名宦不寻常，试问家声齿颊香，黄榜弟兄三玉荀，碧幢父子两甘棠。”
铁头御史郭宗皋
明、清《福山县志》和新编《福山区志》人物卷中，均记载着一位历史名人，被誉为“铁头御史”的郭宗皋。郭宗皋（1499—1588），今烟台市福山区城里人，明嘉靖8年（1529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后升任监察御史，明隆庆初年任南京兵部尚书。郭宗皋与海瑞（1514—1587）是同时代人，均在嘉靖皇帝驾前为臣，都因上疏进谏而触怒皇帝遭贬罚。
嘉靖l2年（1533年），时任监察御史的郭宗皋上《星变疏》，劝皇帝“享崇宽厚、察纳忠言，勿专以严明为治。”引起皇帝不满，被廷杖四十。嘉靖16年（1537年），朝中有人为讨好皇帝辅臣、行宰相之职、地位显赫的李时，推荐他的亲信保定巡抚刘夔，让皇帝委以重任，郭宗皋列举刘夔阿附李时的“谄媚之行，”奏请皇帝不可委以重任。皇帝不但不听忠言，反而对其施以罚俸两月的惩罚。郭宗皋不畏权势的铮铮铁骨，震动朝野，史称“铁头御史”。
嘉靖23年（1544年），时任大理寺少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郭宗皋，巡抚顺天（今北京市），他忠于职守、不事趋奉，遭内阁首辅严嵩及其党羽嫉恨，严嵩向皇帝屡进谗言，嘉靖26年（1547年），郭宗皋被革职谪戌陕西靖虏卫（今靖边县）。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皇帝即位，郭宗皋才被赦回京城，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隆庆2年（1568年），已经69岁高龄的郭宗皋，以“年迈衰弱不能复任”为由，辞官还乡。还乡时他从南京请来一名善做水车的木工和两名善种水稻的老农。
早在嘉靖l7年（1538年），郭宗皋任山西按察副使，驻代州（今代县），出巡时发现当地农民皆利用盐碱地种植水稻，收获倍于它种作物，深受启发，心想：福山城北也有一片盐碱地，何不学其方法，将来告老还乡买地种水稻，于是他下田观察、学习，掌握了洗碱种水稻的具体方法。他请来南京木工、老农的目的，便是为了种植水稻。
郭宗皋还乡后，在城北流子河（今称柳子河）畔，买下40亩盐碱地，亲自督导开渠、筑畦、整地，用水车引流子河水洗碱后栽种水稻成功，开创了在胶东用盐碱地种水稻的先河，至今这一带仍盛产品味极佳的稻米，便是源于郭宗皋。
明万历16年（1588年），郭宗皋病逝，神宗皇帝赠封他为太子太保，谥号“康介”，御赐石牌坊一座，上书“敕使崇修”四个大字。郭宗皋一生著作甚丰，有《康介公遗集》、《四素堂录》等传世。
半岛名人“和鸣夫妻”
胶东半岛自古以来出名人，而夫妻同为名人者极少，郝懿行、王照圆便是一对名列史册的”和鸣夫妻”。史料记载：他们夫妻在生活中常以诗唱和，既和谐又富情趣，由此夫妻二人把平时唱和的诗，汇成《和鸣集》刊印传世。
郝懿行（1755—1825），号兰皋，栖霞人，著名学者、训诂大师。王照圆（1763—1851），号婉全，福山人，著名学者、亦长于训诂，25岁远嫁栖霞郝懿行。
清嘉庆2年（1799年），郝懿行考中进士，先后任户部额外主事、江南司主事。郝懿行在京任职期间，王照圆自栖霞来到京城，他们买不起房子，先居于山东会馆、后迁齐鲁会馆。他们以苦为乐、潜心治学、”得来俸钱，辄以买书”，把一生精力耗于研读和著述中，《诗向》、《诗说》两书便是夫妻二人合作著成的。王照圆的名著《列仙传校注》、《列女传补注》的完成，溶人了郝懿行的心血，当时的大学者马瑞长、臧庸都为《列女传补注》写了序言，他们不但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王照圆的人品、学识和才华亦很推崇。
郝懿行一生著作甚丰，同样倾注了王照圆的心血，在对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注释过程中，王照圆始终参与其中，历时12年，《尔雅义疏》终于著成，被誉为郝懿行的代表作。《清史稿》记载：《尔雅义疏》书成，”间取照圆说”。郝懿行把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春秋》一书的分歧意见，详加注释，逐一澄清，写成《春秋说略》，亦是在王照圆的协助下完成的。当时的著名学者，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说：”吾见历代论《春秋》者，唯兹划尽千秋藤葛”。王照圆还为丈夫的《晋送书故》写了跋语，被当时学术界传为美谈，称王照圆为当代李清照，巾帼校书第一人。臧庸曾说：”时有夫妇著述，一家两先生者，郝兰皋户部暨德配王婉全安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