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早已被称为“闯王”了。但那是民间的称谓，毫无政权的色彩。自从荥阳大会之后，李自成就确定了“称王”的目标，决心建立一个政权与明朝皇帝分庭抗礼。这个“王”可不同于那个“王”，非同小可。
“要不要称王？”在农民起义军的上层曾经发生过巨大的争论，反对的几乎只有一人，就是李信（李岩）。
夜色已经很深了，李岩仍然毫无睡意，凝望着寒空里的上弦月，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突然，他觉得背后有一双手，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拥了上来，是一件披风，接着是非常温柔的声音；“天冷了。”他紧了紧披风，感到十分温暖。双手紧紧地握住了爱妻的纤手，注视着那双美丽的大眼，只说了一句：“没有退路了呀！”
只此一句，就足以把红娘子的热泪打得满面滂沱了。夫妻之间有时候更多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她怎么能不了解丈夫的心境呢？丈夫出身于河南的名门望族，只是为了伸张正义，搭救她这个即将落入福王魔爪的绳妓，才得罪了权力盖天的皇叔，不得不弃家造反的。他确实是已经自断退路，因为在一个“讲究门第”的社会里，他背叛的是他原来所属的整个一个阶级，这是“大逆不道”！不比小偷小摸，或者抢了他侄子的江山。他自己明白，也下定决心，既然走上了造反之路，就只能硬着头皮走到底。真的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是一个心眼儿为闯王卖命。
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李自成采纳了不少，队伍很快改变了“流寇”状态，战斗力大大增强；他编辑了童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在民间广泛传唱，令李自成在民众中有了广泛的拥戴。简言之，成气候了。
然而，他的处境十分困难。
他和李自成的“蜜月”很快就过完了，李自成的态度很快就从“礼贤下士”，“事事请教”变成了“不即不离”。并非是他已江郎才尽，再也说不出什么新鲜的建议了，不！恰恰相反，随着他到来的日子渐多，了解的事情越多，他的意见也就越多，然而他就很不受欢迎了。一些人是明明深知道他的意见“句句是真理”，说的切中要害，但是，“话得看是谁说的”。是一个新来乍到的“名门秀才”说的，就得另说另道了。他们见闯王对这个李岩言听计从，心里醋海腾波。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牛金星，他跟李岩在知识分子这一点上是“同类项”，但却决不会相互包容。关起门来扪心自问，他会承认李岩的才能确实超过了自己，但是一开门，他就要与李岩比资历；“我是某某年追随闯王的，那年河南正闹******，李岩只怕还在吃大馒头吧。”另一个是宋献策，他对牛金星的心事洞若观火：“他早已想当开国宰相了。自以为无人能与他竞争，现在对手来了，他还不是岌岌不可名状？”但是他也嫉妒李岩；“我还自称是最懂‘图谶之学’呢！为什么那童谣不是我编出来的呢？”他感到自己很丢面子不说，只怕在闯王心目中，这“第一军师”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另一些人以刘宗敏为代表，本来就对李岩看不顺眼：“老子造反是叫你们这帮人逼的！当年你们哪个瞧得起我们这些泥腿子？如今看着我们就要成事了，你跑到我们这儿来，不就是想还要保住原来的荣华富贵吗？闯王容易上这种人的当，什么造反人越多越好，老子造反，有你一个不多，缺你一个不少。你老老实实听话尚可，怎么能不识抬举，多嘴多舌？老子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
“老子打下来的天下，凭什么让你来指手画脚？你来说三道四，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想来夺权。老子打下来的天下，让你们来坐江山，休想！”
他曾与闯王发生过一场争论：
闯王；“李岩也是造反的。”
刘宗敏；“他也造反？”
闯王；“是啊！朝政腐败，奸臣当道，特务横行，好人受气——”
刘宗敏；“停！这些嘴皮子上的话，你留着吧！你怎么不问问我，我等为什么造反？”
闯王；“你为什么造反？”
刘宗敏；“我活不下去了！造不造反都是死路一条。他为什么？不造反，不是同样可以搂着那个漂亮娘们吗？”
他艳羡红娘子，可惜让李岩这个财主羔子捷足先登了。真他妈不公平，造反前，只能看着美女眼馋；造反了，还得看着美女眼馋，他咽了一口唾沫，得意地瞅着李自成。
李自成无法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
李岩充分体谅李自成，知道闯王跟他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只要闯王继续尊重他，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他就竭诚相报。殊不知闯王也在起变化。红娘子以女人的细腻察觉到这一点，提醒自己的丈夫。李岩长叹一口粗气；“我还不知道吗？就要打下天下了，谁也无力回天！”
是的，夺取天下的道路是漫长的。在初期，像一棵小苗，要生存，要发展，阳光需要，水分也需要，哪怕是浑浊不堪的水，都会虚怀若谷地兼容并蓄；然而即将胜利了，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事业已经马上登峰造极，他就用不着再倾听不同意见了。这个时候，谁再多嘴多舌，说轻了，可以完全不予理睬，说重了，他那因为胜利已经高度膨胀的自尊心，就会颤抖，大耍“阳谋”。李岩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伴一个出身寒微的“准天子”更是头上悬着屠刀，随时随地都可能斧钺加身。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痴心不改，一如既往，还是“谏言铮铮”。他对爱妻红娘子说：“我既然已经从贼了，就只能身不由己，古人云：与人谋事当竭尽全力，贼对我好，我不遗余力；贼对我不好，我也要肝脑涂地。万劫不复了！”他嘴上这样说，但心里明白，闯王对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最初的日子里，闯王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很有分寸地重用他。闯王身边的将领都是出身赤贫的流民，有那么一两个识字的，也都十分寒微，牛金星是落第秀才，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但是追随闯王的历史都很长，为闯王的事业都立下了汗马功劳。闯王得到了他，尽管在私下里可以说“如鱼得水”， “好比刘玄德得到了诸葛亮。”但是在公开场合，他要“避嫌”，避免属下“腹诽”：“闯王喜富厌贫”、“得了个识文断字的，就把草莽兄弟都扔了。”
以李岩的睿目，当然不会看不到，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闯王虽然对他言听计从，但是并不真正信任他。他的部队当然也扩展得很快。但是仅限于他的河南老乡。这支部队当然也能打硬仗，但是，离开了河南，不会抢掠，给养就成了问题。相比之下，他的部队就未免“蔽衣寒食”了。
随着闯王的事业迅猛发展，他与闯王的关系急剧降温。在“称王”这个问题上，迅速激化了。李岩不识事物，居然敢力排众议，反对早“称王”。
他的理由是摆不出来的：军纪如此之差！还是一群流寇，如何进入城市？河南的士绅舆情汹汹，比之于张献忠，尽管令敌闻风丧胆，但却需维系民心。过早称王，弊多利少。
这样“自揭疮疤”的话，能说出口来吗？
他只能说历史，希望李自成能接受历史经验，作出正确的选择。
“历史是什么？”环绕着李自成的众多将领面面相觑，觉得非常新鲜。一齐把目光盯上了李岩。
李岩很作难，因为这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他就未免有点迟疑。刘宗敏不耐烦了：“快说！甭绕来绕去，说那么多老百姓听不懂的话。一斧子一块，直截了当！”
李岩只好非常简单地说；“历史就是过去的事。”
不料引起了哄堂大笑。
“过去的事与咱们有什么关系？”刘宗敏亮着他铜钟般的嗓音说，“我等只要现在！现在我们都是将军了，还说过去？过去我们都是光着腚！老祖宗也好不到那里去。”
是的，任何一个新生政权都有着巧取豪夺的过程，他们回首，不管怎么吹嘘“光辉灿烂”，但内心却十分恐惧。所以，他们只能让国史馆去修前朝的历史；他们更畏惧当代人写“野史”，以免引起后患。所以，任何一个统治者，说穿了都是不要历史的，他们只要“历史著作”。历史著作在本质上是“帝王的旗袍”，剪裁可体，既可以掩饰帝王那千疮百孔丑陋不堪的躯体；又可以涂脂抹粉，回环曲折突出婀娜多姿的曲线。“经、史、子、集”，史排在经典之后，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从本质意义上说，所有用公款豢养的历史学者都是皇帝的奴才，是给皇帝做旗袍的。不想做这份奴才，就只能去写野史。上了档次的统治者，要精心打造可体的“旗袍”，不上档次的，就赤裸裸的不要“旗袍”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光宗耀祖”，干的就是“欺祖灭宗”的勾当。
李自成介于二者之间，所以制止了刘宗敏，让李岩把话说完。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就是接受了谋臣的建议，‘缓称王’的。”
这次是引起了李自成的哄堂大笑了；“原来是他呀！我反的就是他的子孙，夺的就是他的天下，怎么能学他？你也太迂腐了。”
李岩确实迂腐！意见可以千条万条，内容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涉及到权力，立即就成了废话。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你要延缓人家攫取最高权力的进程，岂不糊涂透顶？
崇祯十七年（公历l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份。这年冬天，中国的北方飘着漫天大雪，北京更是终日大雪迷漫，唯独在古城西安，却出现了连续的晴朗天气，似乎那明媚的春天提前来临了，骊山脚下，华清池畔，居然出现了游人的足迹。
这种地方已经荒凉得太久太久了。“战乱”对人们生活的改变，首先就是把“游览”改成了“逃难”。西安这座大城曾经麇集过很多的达官贵人，成为一座“避风港”，但是，委实十分短暂，闯王李自成的义军，尽管几次大起大落，但每次攻陷西安，都是易如反掌。崇祯十五年（公元l642年）崇祯皇帝又听信了谗言；“贺人龙是李自成的同乡，李自成称他是‘贺疯子’，多么亲切！”。这还了得！自己身边唯一一个能够镇压流寇，堪称颇为悍勇的大将竟如此得到闯贼的钟爱，“密件”测的对呀，闯贼是一些农民，农民都是粗野的，他们都把骂人当成了一种亲切。于是就下了一道“密旨”，把贺人龙杀了。农民起义军的将领闻讯之后，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果然，农民起义军的铁扫帚很快就把西安城打扫得干干净净，西安成了农民起义军的天下。这里已经会聚了大量的义军，新的部队还在不断地涌来。
这年的大年初一，李自成在这里宣布：建立大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