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不测，我惟有为他戴孝而已！”
可怜的李圣翰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郑成功给父亲写信：
“我家本起自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至于今上，宠荣迭承，阖门封拜，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牒，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今既不能匡君于难，至宗社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大人不顾大义，不念宗祠，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赵武、伍员之事，古人每图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爱，勿以成功为念。”
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教父篇”。可惜郑芝龙决心“投身虎口”。他那一个日本女人，真的不愧是“性情刚烈”。郑芝龙望风而降，伊川氏拒不同行。清兵攻入南安，郑氏族人纷纷逃离，伊川氏“手持剑不肯离”。清军入门之际，这个女人毅然拔剑剖腹自杀。
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匆匆赶回南安，料理了母亲的后事。用黄金铸造了一尊母亲的坐像，再三礼拜，然后说道：“从今天开始，儿子投笔从戎了！”他把平日里所穿的儒服，都拿到了南安孔庙，在孔子像前焚烧。面对先师塑像说道：“昔为孺子，今为孤臣。谨谢儒服，唯先师昭鉴。”
再拜而去的时候，仰天唏嘘：“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螳臂之力，纵横大敌，实在力不从心。”
他起兵的时候只有九十人，但是很快就聚合了数千人，并且有很强的战斗力。那些当年的海盗，在大海上自由自在惯了，锻炼了他们的野性和血性，郑芝龙卖身投靠了，他们群龙无首，现在少帅举旗，他们就蜂拥而至。很快就成了东南沿海抗清的中坚力量。
顺治亲政不久，他们就围攻南京，惹得大闹“出家”的顺治要“御驾亲征”。
郑成功的抗清斗争与顺治的统治相始终，一直是顺治的一块心病。
三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大西南，也是“战鼓催，风雷急”。
由于农民起义军的加入，那里存在了一个抗清时间最长的桂王政权。也与顺治的统治相始终。
顺治二年，李自成死于九宫山，部下刘体仁、郝摇旗流窜湖南。距长沙只有百余里。他们是来投奔湖南巡抚何腾蛟的，但是城里的人不了解他们的来意，都十分紧张。长沙知府派出了一千人的侦察队伍，对方以为是来迎敌，五万人一齐放箭，一千人一个不剩。
这时，何腾蛟烦了思索：清兵入关，屠杀成性，已经导致了天下人心向背的变化。李自成一死，余部群龙无首，众多的人马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呢？于是他召见了部下章旷、万大鹏，说道：“现在贼兵五万余众已薄孤城，我观他们的动静，似有来投诚的意图。现在天下巨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大显伟力了。炎黄子孙都会以社稷宗庙为重，‘贼’就很可能化作‘友’。你们俩如此这般地前去招抚。”
两人就骑马走了一百里，来到湘阴。郝摇旗他们见只有两骑，就放心大胆地接纳了他俩。迎进了演武场，摆上了酒席，两人概不答话，只是一味豪饮，一副江湖好汉的派头，惹得郝摇旗大叫“痛快”。
酒足饭饱之后，郝摇旗才问两人的来意，万大鹏说：“湘阴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不足以容纳大军。所以何督师派我来请你们移师长沙。”说罢，拿出了何腾蛟的手书：“公等归朝，誓永保富贵！”
官吏的承诺原不足信，但是，现在是一个封疆大吏甘冒“勾结闯贼”的风险，不能不信。郝摇旗大喜，就率众进了长沙。
何腾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宴饮甚欢”。命部卒三万驰射，军容整齐，旌旗蔽天。郝摇旗当然明白主帅的意思，这是另一种开诚布公。他大喜，就召集同党袁宗第、蔺养成、罗巾才、牛有勇等“一齐来归”。队伍骤然增加到十几万人，声威大振。
不久，李自成的部将李锦、高必正拥众数十万进逼常德。这两个人却非同小可，一个是李自成的养子，一个是李自成的妻弟。怎么办？伺腾蛟的政策不变，堵胤锡去招抚。
好一个高夫人，深明大义，对李锦说：“你想当无赖贼呢，还是想当大将军？”
李锦诧异：“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想当贼，就什么也甭说了。但是我希望你以身许国，诚心爱民，受主将节制，有死无二。”
这样，数十万大军就到荆州布防了。
何腾蛟听说李锦跋扈，就特地到他的营地巡查，不过不是检阅部队，而是请见高夫人。堂堂巡抚大人居然对着一个“贼首夫人”一拜再拜，执礼甚恭。高夫人那个感动啊，就甭提了，一再嘱咐儿子，不能忘了何公，不能忘了国家。
何腾蛟很自信，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忠孝一体，家国同在的。他有办法让李自成的“数十万众悉归腾蛟”。
顺治三年，桂王朱由榔监国，年号永历，更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旗帜，除了李自成的余部之外，张献忠的四员名将李定国、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也都加入了抗清的行列。顺治六年，何腾蛟英勇就义之后，都团结在桂王政权下，奄有南方七省之地，遂成燎原之势。
在这种情势之下，不得不起用“职业刽子手”孔有德了。
这个孔有德已经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板凳”，在那里自怨自叹。作为最早的降臣，他最不怕论资排辈。当初投奔了皇太极，用孙元化的红衣大炮为皇太极攻城略地，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他只是一个“马弁”，不懂得政治。洪承畴降清之后，众多的降臣勾心斗角，各抱各的粗腿。他靠不上皇太极，就傍上了多尔衮。这真是一件万幸的事，皇太极不明不白地“暴卒”了。他跟着多尔衮南征北讨，先是追打李自成，继而平江南，剿灭福王、唐王、鲁王等南明政权。那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开国元勋，他在朝廷上不说一言九鼎，也说无人敢驳。然而，他的靠山多尔衮也不明不白地“暴卒”了，他的地位就一落千丈。让人难以置信而又啼笑皆非。
顺治亲政的第一道诏书是追封多尔衮，但是用不了多久，议政大臣苏克萨哈就上书控告多尔衮“谋篡大位”、“独揽威权”。顺治“暴其罪，削其爵，籍其家”，把他的财产全部充公。是的，当了八年的摄政王，把国库弄得只剩下20万两银子，不找他算帐找谁去？
名正言顺的株连开始了。孔有德岌岌自危。谁不将他视为“多尔衮的党羽”？他自己也觉得是“最大的嫌犯”。甭说那个洪承畴还从来跟他不对付！这次顺治亲政，如此大事都没有跟他打打招呼，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他已经成为人家案板上的羔羊，等待着人家宰割。
这是令他“大呼冤枉”的！他只是一个“马弁”。除了冲冲杀杀，真是一无所知。他是一个“职业军人”。靠着冲冲杀杀才可能当上“军头”，才可能体现“军头的价值”。不能冲冲杀杀了，他就百无聊赖，唯有倚红偎翠，醉生梦死。他的主子很了解这一点，给他很高的俸禄，让他有条件远离政治，只沉浸在物欲的享受中。孔有德十分习惯这种“动物化生存”，穷奢极欲，却无所用心。所以他跟所有的和平年代的职业军人一样，都是用来作威吓民众的象征，所谓“养兵千日”只是用高官厚禄豢养着“不长脑袋”的“大头兵”而已。没有政变，大家相安，人家不让他去掺和，他也不去掺和权力斗争。可发生政变了，权力就要“再分配”，他就存在了一个“他是谁的人”的问题。太平不下去了。
他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灭顶之灾。那种岁月真不是人过的，坐，如坐针毡；卧，心烦意乱。前途未卜，提心吊胆，苦熬岁月，度日如年。
现在好了，南方烽烟迭起，又用得着他去冲冲杀杀了。他就立即身价百倍，让他统帅大军杀奔两广来了。
不过他心里有数，毕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汉奸”了，知道他的主子对他的信任毕竟是有限度的。女儿为什么要进宫当什么“冒牌公主”？还不是“变相人质”！但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他只能怅然若失地离京南下。
但是，一到前线，他就一改萎靡不振的“京官面孔”，显示出“封疆军头”的狰狞本色，发挥了“制造惨案”的惯技，不怕屠刀卷刃，在一次惨案里，竞连续杀了647人，血流成河而眉头不皱。
所有的统治者都迷信暴力，以为把人民置于血泊中，人民就会喊他万岁。殊不知，鲜血既能威吓人民，然而，“顺民”都当不成了，焉能不反？
于是，异常骁勇的战将孔有德亲手“制造”了西南抗清的大好形势。顺治九年，孙可望、李定国从南宁把颠沛流离的桂王迎进了贵州安隆，刘文秀围成都，杀清都统两人，大败吴三桂于四川，收复了四川的大部分。接着，李定国发动了桂林、衡宝之役，连取沅州、靖州、武岗、桂林、柳州、梧州等地，杀了敬谨亲王、定远大将军尼堪，还有一个“定南王”孔有德。
此刻，孔有德被团团围在了府衙之中，孤家寡人，走投无路，却像一头发怒的狮子，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狠狠地咬什么东西一口。他已经命人架起了木材，倒上了脂油，准备将自己“尽付丙丁”了。
直到临死，他也不明白这种局面是怎么造成的？他的庞大的卫队哪里去了？怎么突然就听见呐喊声排山倒海？
可怜的“定南王”实在是“只知纵欲”太久了，身边已经没有了亲信。当年鞍前马后的，都有汗马功劳，即使没有，也有朝夕相处的感情，所以统统提拔走了，后来的，本来就是奔着“提拔”来的，可惜职位有限，欲壑难填。怨艾之心，在所难免。况且，养尊处优惯了，哪里经得住边疆的“瘴疠之气”？一向作威作福，只见过百姓驯服如羊，那见过民愤似虎？百姓一声呐喊，他们就屁滚尿流。孔有德未能与时俱进，只能自食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