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青铜面具、人像和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铸造技术上看，都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同时，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均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也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不像蜀人倒像“老外”。所以，很多外国媒体猜测三星堆的古蜀人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也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也有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主要是祭祀用品而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断定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又根据那些青铜人像诡异的造型及金杖上神秘的符号和图案，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而推测三星堆文明是古西亚或古埃及，甚至玛雅文明杂交的成果；还有学者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推断，三星堆可能曾经是世界朝圣中心。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象牙等文物，揭示了古蜀文化与古南亚文明的许多共有特征，据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确无与伦比，发达程度超出人们想象。它在留给我们精美文物的同时，也将疑问留给了莫衷一是的考古界，留给了每一个对其产生好奇的人们。
商纣王真是暴虐无比的昏君吗？
商朝（约前 16世纪～前 10世纪），因最后首都固定于殷，又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也是信史时代的开端。原夏朝之诸侯国商部落首领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经历 17代 31王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现今一说到商朝，人们似乎便会想起残暴的商纣王令人发指的暴行，商纣王到底有多残暴？他的种种残暴行为都是真的吗？
现代人总结商纣王的奢靡和暴虐主要是沉溺酒色，为投妲己所好，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把从百姓那搜刮而来的钱财，修建鹿台，置满奇珍宝物。还“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与宫女们在其间不分昼夜地玩乐。而且残忍地施行炮烙之刑，把人烙得皮焦肉糊而死。为了看人肚里的胎儿是怎么样的，还让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使母子俩丧命。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将商纣王推上了残暴荒淫的巅峰。
翻看历史，我们发现在春秋时期，纣的罪状还只有“比干谏而死”而已。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出现了各种版本，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则记载纣王“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淫，纣怒，杀之”；“脯鄂侯尸”，“剖比干，现其心”等事情。但这些事情在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都是没有的，在商周的史料里，找不到纣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记载。到了晋朝，在皇甫谧的笔下，纣又多了一条罪状，在妲己的怂恿下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形状。而妲己也一步一步成为一个蛇蝎美人，祸国殃民，于是“女祸亡国论”也出来了。总之是纣王和妲己随着年代的久远越来越坏。
实际上，商纣王其实应该叫帝辛，后人为了贬低他叫他纣，据正史所载，商纣王曾经攻克东夷，把商的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引导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小说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
史记中除记载商纣王的暴虐外，还记载他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也就说他天资聪颖，视听敏捷，力大无比，可以空手与猛兽格斗，而且能言善辩，但是就是有点恃才傲物，认为天下人才能都在他之下，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对商纣王的暴虐产生了质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郭沫若则说：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对古代中国的领土开拓有其贡献，所谓“纣克东夷”，就是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西周正是乘“纣克东夷”的机会东进灭商的。
那是什么原因使纣一步一步被丑化的呢？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宣传的需要。“胜者为王败者寇”，当时的周王朝虽然灭了商，但并不是一个大国，它要巩固它的政权，稳定和笼络它的民心，自然需要一些政治手段。纣王当然不是没有缺点，于是灭掉商纣王的西周帝王们，以及其后的御用文人们，根据政治的需要，把死去的纣王的事一再编排，终于使他成了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人。其次就是纣王身边有个妲己，可迎合“女人是祸水”的论调，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罪恶之源引到女人身上。如夏桀的妹喜、周幽王的褒姒、唐明皇的杨贵妃一样，成了祸水和替罪羊。《列女传》就把劣迹都归于妲己一人身上，谓之“女祸亡国论”。可见，商纣王虽不是什么明君，但也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暴虐无比，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
圣人孔子是帅哥还是“恐龙”？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从汉武帝开始，便登上了“独尊”地位。从那时起，儒家学说开始和封建专制融为一体，为历代王朝所尊崇和利用，并不断丰富它、完善它、发展它，使儒学成为一门包容哲学、伦理学等诸学科的综合性学说，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儒家学说渗透到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数十代人，而且它的辐射影响远及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
千百年来研究儒学的专家以及爱戴孔夫子的人们都关心一个问题：孔夫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孔子距离我们两千多年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孔子形象，都是后世想象而来。实际上，在孔子去世后近三百年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布衣学者的身份，直到公元前 195年，汉高祖刘邦到山东时祭祀过孔子，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关于娼妓，在外国，可能起源于一些祭祀性的神庙。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王国的神殿里有“圣妓”。“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必须去一次神殿，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同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地中海有个海岛叫塞浦路斯，在古代，这个岛上的女神庙里养着成群的“圣妓”，专供过客淫乐，当时的法律规定：女子不论愿意与否，只有在神庙中当过“圣妓”后才能出嫁。
在中国，《尚书》记载：尧的儿子丹朱“朋淫于家”。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中说“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二者都类似于集体性淫乱。这些记载似乎说明娼妓在夏朝前后就已出现。有些人认为妓女源于商周时期的巫婆，称为“巫娼”。然而史书诸如《史记》以及甲骨文都没有女巫从事性工作的记载。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妓女可能起源于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妓女的起源有另一说：
有人问：“妓女始于何时？”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礼教明，焉得有妓女？唯春秋时，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醉而缚之。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觞。不然，焉有良家女而陪人饮酒乎？若管仲之女闾三百；越王使罢女为士缝纫，固其后焉者矣。”
妓女成为一种职业大概在西周或者晚些时候的春秋。《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些“游女”、赵女郑姬妖艳妩媚，色艺双全，甚至不远千里从事性工作。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军妓，越王勾践就用寡妇娱乐士兵。《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
但是妓女这种职业真正开始合法是从管仲在齐国设立妓院开始，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得到了齐国政府的承认，具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当时齐国不但经营妓院，而且对性工作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而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
管仲帮助齐桓公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他使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
春秋是一个士的时代，士在当时是一个重要阶层，他们四方奔走，游说于诸侯之间。他们常年不回家，自然妓门成了他们的栖息之地，所以当时妓院很多，由于需求大，财富自然也集中于此种风花雪月之地，当时管仲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需要财力上的支持。再加上当时的烟花之地存在一些混乱，有些嫖客事后打白条，妓女的安全感降低，她们需要一只看不见的强有力的手来安慰。同时，管仲为了纳天下贤才为齐国效力，以美色留住人才，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妓院的管理。
于是管仲设立“女闾”，根据《周礼》的“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那么一闾就是二十五家，总数就是 17500家妓院。《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这是国家经营妓院之始。而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改革是在公元前 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 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 645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 50年左右。当然，从道德上来说，这并不光荣。
管仲是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只是为淫乐而淫荡，他有他的政治经济目的。
首先，增加国家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清人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其次，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解决许多没有妻子的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样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桓公在称霸战争中俘获的女子和一些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国家妓院中。
第三，吸引士阶层。这些常年游说在外所谓的士喜欢妇女和美酒，于是开设妓院达到了引进人才的目的。最后，齐桓公好色，常常游乐于国家妓院“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管仲设妓院也算是投其所好。
管仲设妓院后，诸侯国纷纷取经学习。一些诸侯国甚至利用妓女来控制他国，亡人之国，看来妓女的力量并不亚于十万雄兵。就这样妓院遍地开花，并影响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妓院虽然不被主流文化所称颂，但是具备了默认的合法性；在私下场合，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切都要拜管仲所赐，他可能永远想不到，他会成为娼妓的保护神，或许这位保护神的面前香火鼎盛，因为他给了娼妓们前所未有的安慰和鼓励。
屈原自沉汨罗江有何难言之隐？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他在《诗经》的基础上，对楚国的民歌加以改进，创立了“楚辞”这种诗歌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