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屈服于自然法则，对这个力量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时代的齿轮卷走了一切。因此，小弟，让我们努力至少通过我们的健康而大胆的幽默，用我们身上惟一还健康的东西同毁灭的力量进行斗争，直到最后我们停止呼吸。”
在施特劳斯的一生当中，包围着他的陈词滥调太多了。这些陈词滥调有的来自喜欢猎奇的记者，来自他的崇拜者——他们同时也是群众性催眠术的心甘情愿的牺牲品，有的也来自他本人。1848 年满腔热情地站到了革命营垒的一边，在政治上和音乐上勇敢地反对他极端保守的父亲的狂飙突进者的形象，由于他自己在以后的年代里不断地，但却徒然地争取得到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恩典而遭到破坏。比较难以破坏的是关于施特劳斯的书面或口头的文献中言过其实的庸俗颂扬之词，如什么快活的消愁解闷者，爽朗的施愉快于人者，维也纳娱乐业的给人以欢乐的天才，永远微笑的魔术师，富有魅力和使人着迷的人，等等等等。
这个手拿小提琴，用其基调是深沉的、甚至可怖的忱郁的音乐使人类欢乐和翩翩起舞的人，他自己究竟如何快活、欢笑、爽朗和乐观的呢？他的音乐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他的性格？是否来自心灵上的痛苦与忧伤？也许约翰·施特劳斯这位一直受到激赏和崇拜的人是不驼背的利哥莱托，他不顾自己的忧伤使他的宫廷——对施特劳斯而言是全世界——欢笑。他是否像威尔第所生动描写的弄臣已失去人的遗产——眼泪？这位奇特而伟大、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的任何一张画像或照片上从未露过笑容。他思考、感觉和意识到些什么？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在公共场合人们看到他主要担任他自己的轻歌剧的指挥：他站在完全为月桂花篮所淹没的指挥台上，只要他戴着羔羊皮白手套和带有沉重装饰的手镯的手臂一挥，他的观众就为之着迷。每幕结束时他都稍加修饰，出现在幕前，以他特有的姿态把左手放在胸前，对高贵的观众，直至狂叫着的顶层楼座，投以做作的、略显沮丧、但又欢愉的目光。渴望受到欢迎、必须受到欢迎的压力和对最后未受欢迎的恐惧是在他的一生中不断抽打着他的鞭子。这就必然使他成为一位善于对付观众和记者的大师。“我必须写出经常索回于观众耳际的旋律，”一次他曾说，“因为坐在顶层楼座的穷人没有钱去买钢琴谱。”
约翰·施特劳斯在父母不和，家庭生活遭到破坏的环境中度过了很不幸的童年。他以绝望的爱崇拜他到处受到欢迎的父亲，可是他父亲却制止他成为音乐家。这就使他对母亲的爱超过了一切。母亲出于报复的心理做出了使她不忠实的丈夫最为恼火的事情，即将她的儿子培养成为约翰·施特劳斯第二，后来又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约翰·施特劳斯。约翰很爱她的母亲，她不仅给了他以生命，而且为他的世界性的荣誉打下了基础。
约翰·施特劳斯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完全占有了他，剥夺了他的治产权利。耶蒂嫁给了一个乐观的、晚间沉溺于酒和音乐的社会狂热者。她想通过他夺回其已失去的戏剧世界。她对她从前的情夫的交易所和金融界已感到厌倦，但是尽管如此，在紧急的时刻她还指责比她小7 岁的天才的丈夫——他在她的身上又找到了母亲——说，“我的骑士”能给我更多的东西。她使约翰·施特劳斯成为一个戏剧作曲家，可是她为他创造了许多丈夫既向往又畏惧的舒适的家庭生活，从而使他成为一个小市民。这很使学习声乐的学生莉莉感到意外，她本来设想，同她结婚的这位举世闻名的男人能够成为她的出色的伯乐和辅导者。在未受耶蒂熏陶之前，尽管年龄相差悬殊，约翰·施特劳斯也许能够满足莉莉的欲望。可是他们夫妻关系破裂了。由于他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这就为他同阿黛勒结婚创造了条件。这位比他年轻30 多岁的他的管家兼母亲中最严厉的女人，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畔用热爱版税的春之声掌握了昂贵的艺术家之生活的百万财富，把一个退了休的人心蛊惑者变成了戴羔羊皮白手套的隐士。
对像约翰·施特劳斯这样具有非凡创造力的音乐天才，他的哪一位妻子都不能有所指责。他总是在作曲。白天，黑夜，走路，乘坐马车，睡觉，躺着，醒着和梦中，都在作曲。他最喜欢在斜面写字桌旁站着写作。他从未坐在钢琴旁谱曲。虽然他在青年时期善奏钢琴（他甚至同他弟弟约瑟夫一起作为钢琴家登台表演过），但是他同这种乐器很少有内在的联系。一次他甚至说，琴键把他的灵感引错了方向。由于后来他留着像妇女那样剪得尖尖的时髦的长指甲和带着沉重的手镯，从技术上讲弹钢琴也很困难；人们说他弹钢琴生硬，常常用力过猛。
有意思的是他喜欢风琴这种乐器。如果他想试奏站在写字桌旁写好的乐句，他就去弹风琴。当约翰·施特劳斯在其坐落在赫岑多夫大街的别墅（在那里诞生了《蝙蝠》）用风琴弹奏波尔卡时，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找到了一次难得的开怀大笑的机会。可是他年轻时毕竟曾伏在故宫广场教堂的风琴上试奏过圆舞曲和波尔卡的主题。他的风琴是他1872 年访美演出后美国朋友赠送的札品。晚年在他坐落在郊区维登刺猬街的豪华住宅（楼房是按照耶蒂的设想修建的，1878 年他同莉莉迁到此处），他用的是一架为他特制的装有两个手键盘的“多用”风琴。他的工作室——“最神圣的地方”——设在一楼和二楼之间，面向院内的花园。他在工作室写字桌和风琴之间铺的柔软的手织地毯上走来走去。写字桌上有一个铜铃，他如想给阿黛勒演奏一段新的旋律，就用铜铃唤她从楼上下来。许多旋律是他在夜间构思出来的。
《西姆普利齐乌斯》中标题为《我十分怀恋我已逝去的幸福》的圆舞曲是他在床单上乱写的。有时他在睡意矇眬中模模糊糊地口授一些旋律，让阿黛勒记下这些旋律的名称和顺序。他自己也说过，他在梦中就构思出了完整的旋律，其中有1895 年写的两首引人注目的管弦乐曲：一首是他称之为《梦境》，近乎似交响诗的管弦乐曲，另一首是给阿黛勒画的《肖像》（它是约翰·施特劳斯的《家庭交响曲》），所用的音乐语言是对戈尔德马克的模仿和在一种奇妙的联系上也是对马勒和列哈尔的预感，因而不像是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
约翰·施特劳斯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是在刺猬街的这座宫殿式楼房中度过的，他去世后，这条街立即改名为约翰·施特劳斯街。这是一所高雅的、以环城大街时代仿文艺复兴的风格修建的二层市民楼房，里面装满了反映施特劳斯父子发迹的实物，还有漂亮的家具、某些艺术珍品和许多庸俗的艺术品，如一幅画上画的是侏儒们在向森林中的动物青蛙，乌鸦和猫头鹰教唱约翰·施特劳斯的旋律。在一个玻璃厨内放着两把小提琴：一把是老施特劳斯1803年用的，另一把是小施特劳斯1830 年用的——琴的主体是真正的阿马蒂产品。
施特劳斯喜欢晚睡晚起。上午通常在写字桌边作曲，穿着褐色或黑色丝绒晨服，或者穿浅色的英国法兰绒晨服，有的为草色，有的上面有条纹，有的是方格花纹。他站在写字桌旁边用土耳其式桃木烟斗或一个旧的长管海泡石烟斗大量地喷云吐雾，边聚精会神地工作。午饭后他的精神往往有些烦躁。下午他搞些最使他快活的活动：同最亲近的友人如商人普里斯特、快活的画家莫泽和来自普雷斯堡（现在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的档案馆负责人约翰内斯·巴特卡打台球。不论他在哪里住，在刺猬街也好，还是在舍恩瑙别墅和伊施尔温泉别墅也好，都设一球台。他孤身独处时，就一个人打上数小时。
他还搜集有关这种“高级游戏”的专著，也让阿黛勒和他的继女学打台球。他将他在刺猬街的台球室亲切地称为“我的咖啡馆”。他在球台上安了一个记分器，如果他不该“击球”，他有时就偷偷地让记分器快些转，这样他就能够谨慎但却很有把握地欺骗他的对手。他也喜欢打杜洛克牌，玩时也作弊。他赢时就欢腾雀跃。对受骗的失败者、这些“作料”的惊愕的面孔他忍俊不禁大笑，笑得面红耳赤。他这样做绝不是为了赢钱。输赢的金额总是很少的。在这种场合，在最亲密的朋友圈子里，施特劳斯表现出他性格中最好的方面。这时他很愉快、轻松、开心。对在刺猬街上有另一个名叫约翰·施特劳斯的人——向他家供应肉类的肉店老板——他高兴得像一个小孩。在饮香槟酒时，他喜欢讲述他青年时代真实的、杜撰的或夸张了的强盗故事，边讲边作出活泼的动作，因此人们有时称他为“法国式的维也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