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语的表达中有很多类似“谢谢”的说法，这些都表达受恩时的不安心情。被现代都市百货商场采用的最广泛的说法是“哦，真的太难得了”，日本人常这么说的意思是，顾客亲自来到这里购物，对商场来说是难得的恩惠。虽然这是一种恭维的说法，但在接受别人礼物时，或在其他场合中都经常这样使用。像“真过意不去”这样表示感谢但还很为难的心情的词句，还有很多种说法。小店主往往挂在嘴边的是“这怎么得了呢？”意思是我受了您的恩惠，但在目前经济条件下，我无法偿还，感到非常遗憾。这个词在英语中被译成“谢谢”“十分感激”或“对不起”“很抱歉”。例如在大街上，一阵风把你的帽子吹飞了，别人帮你拣了回来，在这种场合下用这种词再合适不过了。当那人把帽子还给你的时候，作为礼节，你应当表示自己内心的不安。“这个陌生人现在帮了我，我却无以回报，感到很内疚，只有道歉，才能让我感到好受些。”在日本，“这可如何得了”可能是最常用的表示感谢的用语。说这句话就是表达：我受了他的恩，这份恩情不会随着帽子还给我就结束了，但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们互相不认识，不知去哪报答这份恩情。
在日本人看来，还有一种更加强烈地表示负恩态度的说法，就是“诚惶诚恐”。一般写作“辱ない”“忝ない”，兼有“受辱”与“感激”两种意思。这个词在日文词典里的解释是：你受到了额外的恩惠，因而感到羞愧和耻辱，因为你不配接受此恩惠。这个词明确表示了你受恩时的羞愧感。而羞愧，如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词在日本是极为敏感的。按照日本的传统，老板在感谢顾客时，会使用“诚惶诚恐”，顾客请求赊账时也会这样说。明治维新之前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这类词。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女子，被领主选中做妃时要向君主说“诚惶诚恐”，意思是说：“我十分羞愧，配不上此等荣宠，对于您的恩慈，我感到无比荣幸。”同样，武士在斗殴之后被赦免无罪，也会说：“我受此大恩大德，简直愧对世人。我后悔当初不该那样作践自己，感到十分抱歉。”
和任何其他总结相比，上述这几种说法都更加充分说明了“恩的力量”。接受恩惠时，人们常常伴随着矛盾情绪。在公认的人际关系中，欠恩所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日本人为了报恩而竭尽全力。所以，欠恩是很难受的，因此就很容易产生抵触心理。日本著名的作家夏目漱石对于这种心理，在他的小说《哥儿》中作了生动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哥儿从小在东京长大，第一次到外面一个小镇教书，但工作了一阵，觉得看不起自己的同事，没法相处。但其中只有一位年轻教师和主人公哥儿的关系还不错，哥儿叫他“豪猪”。有一天，他俩一起外出，那位新朋友请他喝了一杯冰水，花费一钱五厘，相当于一美分的五分之一。
过了不久，另外一位教师在哥儿面前挑拨说，豪猪在背后讲了他的坏话。哥儿相信了那个挑拨离间的人，立马联想到自己受过豪猪的一杯冰水之恩。
虽然只是一杯水的恩惠，但欠这种背后议论别人的人的恩情，会影响我的名声。不管是一钱或半钱，背着这样人的债，我死也不能容忍……接受对方的恩惠，并且没有反对，这表明我尊重他，欣赏他的人格。我本可以自己付钱，但我接受了他的恩惠，心里十分感谢，这种歉意可是金钱买不到的。我虽然无权无势，但却有着独立人格。要我这种有独立人格的人去接受别人的恩惠，这远远超过了一百万的回赠。我让豪猪花了一钱五厘，而我表达了对他的谢意，这种谢意比一百万还要珍贵。
第二天，他把一钱五厘还给了豪猪。因为，不报答这一杯冰水的人情债，就无法继续解决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即豪猪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也许他们会扭打起来，但必须先恩断义绝，并把那份恩还完。因为那份恩情已不再是朋友之间的情谊。
对鸡毛蒜皮的琐事如此敏感，如此容易受到伤害，在美国，只有在青少年犯罪记录里或精神病患者的病历中才能找到。但在日本人心里却视为是一种美德。也许他们认为有哥儿的那种极端的举动的日本人也不是很多，所以只是随意地解决一下类似的问题。日本评论家在谈到哥儿时，认为他是一个真实，像水晶一样纯洁，为正义而战的人。实际上，作者也曾说“哥儿”是像是自己的翻版，评论家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本小说讲了一个崇高美德的故事，接受恩惠的人把自己的谢意看成值百万元，如此想并且这样行动，才能从欠恩者的处境中解脱。他只会接受值得并看得起的人的恩情。在愤怒之余，“哥儿”将豪猪的冰水之恩和自己多年受到老奶妈抚养的恩情作了比较。从小这位老奶妈就对他十分宠爱，总觉得他家里没有人更爱他，经常偷偷给他送点糖果、彩笔等小礼物。有一回，一下子给了他三块钱。“她始终关怀我，让我非常内疚。”当老奶妈将三块钱递给他时，虽然他感觉受到了“耻辱”，但还是当做借款收下了。然而几年过去了，他仍未归还那笔钱。他对比受到“豪猪”恩惠的感受，自言自语道：“那是因为我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了。”这句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人对于恩情的反应。换句话说，无论双方有多么复杂的感情，只要“恩人”实际上是自己人，并在自己的等级制度中占有某种重要的地位，或者像风刮落帽子帮忙捡起之类自己也会做的事，又或者是崇拜我的人，那么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恩情。如果没有这些先决条件，“恩情”就会成为很难堪的痛楚。在日本人的思想中，这种“恩情”无论是多么微小，都会让人感到难过。
每个日本人都清楚，在任何情况下，所欠恩情太重，就有可能陷入大麻烦中。最近，在《东京精神分析杂志》的咨询专栏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像美国杂志上的“失恋忠告”。下面是一则纯粹的日本式答询，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基本无关。有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写信征求意见，信中写道：
“我是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16年前老伴就去世了，为了儿女，我没有再婚。孩子们视我为骄傲。如今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八年前，小儿子结婚后，我便自己一人住在离他家不远处的房子里。有件不愿说的事：三年前，我和一个妓女发生了关系（被迫在酒吧里当妓女的），我十分同情她的遭遇，花了一笔钱替她赎了身，将她带回家，教她礼仪，并留在我家做佣人。那姑娘的责任感很强，而且还相当节俭。但是，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因此而看不起我，和我断绝了联系。当然，这是我的过错，我并不责怪他们。
“那姑娘的父母似乎不了解情况。给我来了封信，想让她回家，说她已经到了该嫁人的年龄。我和她父母说清了情况，他们虽然贫穷，却并不唯利是图。他们最后同意女儿留下来，只当她已死了。那姑娘也表示想守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但我俩年龄相差太大，我也曾想把她送回家。但我的儿女们则认为她看上的是我的财产。
“我得了重病，恐怕最多也只能再活一两年。我该怎么办？十分希望得到您的指教。最后我要强调一点，那姑娘以前虽做过令人不齿的工作，但那全是生活所迫。她的本性是善良的，她父母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
解答这问题的医生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即这位老人把太重的人情债压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他说：“你说的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在正式给你解决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下，从你的来信看，你好像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你想要的答案，这让我感觉有点不开心。当然，你长期的单身生活让我很同情。但是，你却想利用这一点使孩子们感恩于你，并想证明自己当前的做法是对的，这我就无法认同了。我并不是说你很狡猾，而是说你意志薄弱。如果你无法离开女人独自生活，那么，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向你的子女们说清楚自己必须和女人一起生活，而不是让孩子们因你长期独身生活而感到欠了你的大恩。你过分强调这份恩情，他们自然就会对你有所抵触。确实，人都有本能的性欲，你也是正常人。但是，人可以战胜情欲。你的孩子们也希望你战胜情欲，因为他们认为你是他们头脑中的完美父亲。然而，你让他们失望了，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虽然他们是有些自私。他们结婚后有了伴侣，在性欲上能得到满足，却不允许父亲有这种本能的要求。这是你的想法，而子女们也有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两种想法的出发点就不同，所以是想不到一块的。
“你说那姑娘和她父母都是善良的人，我觉得这只不过是你的个人想法。我们都知道，人的善恶是受环境、情境的影响的。你不能因为他们目前没有追逐利益，就觉得他们是好人。作为父母让自己女儿嫁给一个枯木朽株的老头，那太不正常了，很有可能是为了得到一笔财富，你不认为这样，那完全是你的一厢情愿。
“你的子女们担心那姑娘的父母盯着你的财产，我一点也不奇怪。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那姑娘年轻，有可能不是这样打算的，但她的父母则很有可能是这样打算的。
“现在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可以走：
“1.做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点私欲并且无所不能），彻底和那姑娘一刀两断，断绝联系。不过，我觉得你做不到，因为你是有感情的。
“2.‘重新做回一个凡人’（放弃那些虚伪的借口），打破你在孩子们心中的理想父亲的形象。
“至于财产，你应该尽快立一份遗嘱，抉择好那姑娘和自己儿女们所分的份额。
“最后，你要牢记自己已是行将就木的人，我从你的笔迹可以看出你已经变得有点孩子气了。你的想法现在更多的是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性的。你说要把那姑娘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救出，实际无非是想让她来代替你母亲。我认为，婴儿没有母亲是无法生存的，所以我劝你还是最好选择第二条路。”
这封信讲了许多关于“恩”的想法。一个人一旦选择了让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接受重恩的话，那他必须明白一点，就是只有牺牲自己才能改变这种做法。而且，不管他为儿女付出了多少，日后，他都不应该以此邀功，用它来证明“自己当前的行为是正当的”，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孩子们很自然就会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的父亲未能始终如一地付出，他们觉得这是背叛。做父亲的人如果认为在孩子们需要照顾的时候，自己为他们牺牲了一切，现在他们长大了，就应该特别照顾自己，那就太无知了。孩子们不但不会那样想，反而只会因为意识到所欠的恩而反对你。
对于这样一种情形，美国人就不会作出如此判断。我们认为，父亲为失去母亲的儿女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在晚年应当获得孩子们的感激，而不是让他们本能地“反感”。为了让我们像日本人那样去理解这件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金钱上的交易，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美国人理解起来容易点。如果父亲正式把钱借给孩子并要求他们到期偿还，还要加上利息，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孩子们反对你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同样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接受别人的一支香烟后，不会直接说声“谢谢”，而是说“惭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讲到某人向别人施恩时，会感到极其厌烦。如果这还是有点深奥的话，至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哥儿”把一杯冰水的恩情看得如此重要。但是，我们美国人是不会用金钱标准来衡量这类事件的。比如，冷饮店里的一次偶然请客、父亲对早年丧母的孩子们长期的自我牺牲，以及像“哈齐”那样忠诚的狗。而日本人却这样做了。我们认为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付出越是难能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带有附加上条件，接受了这类行为就欠了别人一笔人情债，就像日本人常说的“有天赋的人，才敢受人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