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是一种债务，因此必须偿还。但“报恩”与“恩”在日本被看成是全然不同的两个范畴。这两个范畴在我们的伦理学中，却通常混淆在一起，形成了如Duty（义务、任务）与Obligation（义务、恩义）之类的中性词汇。日本人不会理解这种混淆，就像我们不会理解某些地区在贸易语言中不区分“贷方”与“借方”一样。对于日本人来说，“恩”就是只要你接受，那便是你永远的债务；“报恩”则是偿还，必须是积极的，是用另一种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但报恩则是一种善行。为报恩而积极献身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在行美德。
美国人要想理解日本人的这种美德，我们就必须经常把这种美德与金钱交易作比较，并且要看到在美国是如何对欺诈行为进行制裁的。就像我们在金钱交易中都要求必须履行合同，我们决不容忍有人通过不法手段得到利益。你欠银行的钱，就必须偿还，这不是你想还钱或不想还钱就能决定的。债务人不仅要还本金，还必须付利息。这些，与我们对爱国、爱家庭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对我们来说，爱是一种情感，是无条件给予和奉献的，这才是最高尚的情感。爱国心意味着把国家利益看得至高无上，基于这种观点，除非美国被敌国武装侵略，不然这种爱国心是不能容忍那种容易堕落的人性的。我们美国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同情、帮助贫困的父母，既不能对妻子实行家庭暴力，也不能不尽抚养子女的义务。但是，这些不能像斤斤计较金钱债务那样，也不能像做生意成功那样要求获得回报。而日本人则有另一种基本观念——一个人出生，就已经受到了父母的大恩大德。在日本，这些观念被看做像我们美国人眼中那种金钱债务一样，背后有着强大的约束力，就像我们美国人欠银行钱必须到期还钱的行为一样。这些观念不只是在两国宣战、父母病危等这些紧要关头才需要注意，而是平时就要特别注意，就像影子跟着你一辈子，就像纽约的农民时刻担心抵押贷款、华尔街的资本家卖空脱手后，紧盯着股市是否上涨一样。
日本人把“恩”分为不同的范畴：一种是数量和时间上的无限；另一种则是数量上的相等，但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为“义务”，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报恩于万一”。这种义务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即“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即“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人人生来就具有的。日本的初级教育被称为“义务教育”，这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人的一生中，偶然的情况可能改变义务的某些细节，但义务则是超越一切偶然情况自动加在人身上的。
日本人的义务及相应报答的关系：
一、恩：被动发生的义务。“受恩”“负恩”都是从被动接受而产生的义务。
皇恩，受于天皇的恩。
亲恩，受于父母的恩。
师恩，受于师长的恩。
主恩，受于主人的恩。
还有人的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
注：所有这些对自己施恩的人都将成为自己的“恩人”。
二、“恩”的相应义务：
一个人有必须还清这些债务，向“恩人”报恩的义务。也就是说，这些义务是在主动偿还的立场上产生的。
A.义务，无论如何偿还都是无法全部还清的，而且没有时间限定。
忠，是对天皇、律法、日本国家的义务。
孝，是对父母及祖先（以及对子孙）的义务。
职责，是对自己的工作的义务。
B.情义，人情债也是必须偿还的，但时间是有限的，并且受多大的恩惠就要偿还相应的债务。
1.对社会的道义：
对君主的义务。
对亲戚的义务。
对他人的义务。受某人的“恩”，比如借钱，接受好意，工作上得到帮助（如劳动互助）等。
对非近亲（如伯父、伯母、堂兄妹、表兄妹等）的义务。不是指受恩于这些人，而是由于他们有共同的祖先。
2.对自己名声的情面，这相当于德语中的“名誉”（Die Ehre）：
指如果遭到失败，或受到侮辱，则有“洗刷”污名的义务，比如复仇或报复的义务。（注：这种反击、报复行为不被看做是侵犯。）
有不承认自己专业上失败或无知的义务。
有遵守日本人传统礼节的义务，比如遵守一切礼节、认清自己的地位、在不如意时控制情绪等。
上述这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这样，日本人就使这些道德具有绝对性，在对国家的义务和对家庭的孝的概念上，日本和中国就产生了不同。公元7世纪以来，日本不断引进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原本都是汉字。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人眼里，忠孝都是有条件的，在忠孝之上还有更高尚的道德，那就是“仁”，往往被译成“Benevolence”（仁慈、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所认为的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就可以揭竿而起，推翻他。“仁”是忠义的前提条件。皇帝和文武百官之所以能拥有相应的权力，那是因为实行仁政。在中国伦理学里，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日本人从未接受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条件，朝河贯一是日本的一位大学者，他在谈到中世纪两国的这种差异时说到：“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和天皇制度不相容，所以，从未被全部接受过，哪怕仅仅在学术研究方面”。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道德之外的，失去了它在中国伦理道德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日本，“仁”被读成“jin”（仍用汉字）。事实上，即便身居高位也不用具备“行仁”或“行仁义”这种道德。由于“仁”被彻底排斥在日本人伦理道德之外，使得“仁”成为法律范围以外的东西。除非倡导慈善捐款，赦免囚犯等，这样“行仁”才有可能是一种值得赞扬的行为，但它是日本人职责之外的事，而非必须具备的。
“行仁义”，还有另外一种含意，即作为地痞流氓这些不法分子之间的道德标准。在德川时代，那些以抢劫杀人为生的恶棍和暴徒就是这样“行仁义”的。十分威武的武士佩双刀，而暴徒则只佩单刀。一个暴徒如果向另一个不同的团体的暴徒请求窝藏，为避免前者同伙寻衅报复，便帮他藏了起来，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行仁义”。在近代，“行仁义”常常用在应受到惩罚的不良行为时，它的地位更加低下。日本报纸写道：“下层的劳工至今仍在行什么仁义。对此，必须加以严惩。警察应对此严令，禁止这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犄角旮旯里的仁义。”这里所指的“强盗的荣誉”，就是那种流氓、黑帮社会中盛行的行为。尤其是近代日本的那些小规模的工头，他们像20世纪初美国码头上的意大利籍工头那样，与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订立非法契约，承包工程，从中赚取非法利益。在日本，这些也被称为“行仁义”。中国的“仁”的概念在此被彻底贬低得一文不值。日本人就是这样全部篡改并贬抑中国伦理体系中最重要的美德的，而且没有提出其他能代替“仁”的美德。从而，“孝”在日本就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包括赦免父母的罪行或无德。“孝”只有和与对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可以被废除，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日本人都必须奉行孝道。
日本现代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有着一家规模很大的餐厅，也很富裕，她的儿子是一位已经成家的农村学校教师。有一年，农村出现大灾，一对农民父母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想把正上学的女儿卖到妓院去。这位教师向村人筹集了一笔钱替自己的学生赎身。然而，这位教师的母亲却从儿子那里偷走了这笔钱。教师知道钱是母亲偷的，不得不自己承担后果。他的妻子了解了真相，写下了遗书，并说自己愿意承担丢钱的责任，然后抱着自己的婴儿投河自尽。事件传出去后，在这一悲剧中应负全部责任的教师母亲却无人过问。儿子在尽了孝道之后，为磨炼自己的人格意志一个人来到北海道，以求以后能够坚强地承受类似的考验，在日本人看来这位儿子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我这个美国人认为，悲剧的责任显然是那个偷钱的母亲。然而，有位日本朋友却强烈反对我的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认为，孝道通常会和其他道德发生冲突。电影中的教师有能力通过别的方法找到一条不伤害自尊心的办法。但是，他如果为此而谴责母亲，他的自尊心则不可能不受到伤害，哪怕只是在心里谴责也不行。
年轻人结婚以后就背上了沉重的孝道义务，小说和现实生活中处处都有这样的例子。除了个别“摩登”人物之外，普通家庭的婚姻对象一般都要由父母通过媒人来牵线搭桥。关心如何挑选一个好媳妇的，主要不是儿子本人，而是他的整个家庭。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涉及金钱利益，还是因为那媳妇将载入家谱，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通常，媒人安排一次仿佛偶然地相聚，在各自父母的陪同下，年轻的男女生见见面，但并不交谈。有利益目的的婚姻，女方父母可以获得金钱，男方则可以和名门望族联姻。也有男方父母看中女方人品的。儿子必须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所以不能违抗父母之命，结婚后，报恩义务仍然继续。如果他是长子，则要继承家业和父母一起生活。众所周知，婆婆总是不喜欢儿媳的，她总会挑媳妇的毛病，即使儿子和媳妇生活很和睦，婆婆也可以把媳妇赶回家，甚至迫使他们离婚。在日本的小说和自传中，这种故事有许多，不仅描写妻子的痛苦，也强调丈夫的无奈。当然，丈夫全是因为遵守孝道才顺从决定而离婚的。
有位现住在美国的“摩登”日本妇女，在东京时，她曾收留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儿媳被迫和痛苦的丈夫分开。当时，儿媳遭受打击，身患疾病，非常悲痛，但并未责怪丈夫，她的心开始倾注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谁知孩子刚出生，婆婆就带着唯唯诺诺的儿子来要孩子。最后，婆婆把孩子带走后，随即送进了孤儿院。
以上所列举的各种行为都包括在孝道之内，全是子女一定要偿还的、受之于父母的债务。然而，在美国，这些都会被看做是个人正当幸福遭受外来干预的例子。日本人却不会把这种干涉看作“外来的”，因为他们把“恩”看作首要前提。这些故事，就类似美国故事中描绘的那些诚实的人，不管经受如何难以忍受的磨难，也必须还清债务一样，赞颂日本这些品德高尚的纯洁者，不仅仅说他们赢得了自尊，并且还证明了其坚强的意志足以承受特别的困难。然而，这种困难，不管怎样高尚，也当然会留下憎恨和愤慨。引人关注的是亚洲地区关于“最可恨之物”的这些谚语、俗语。例如，在缅甸有“火灾、水灾、盗贼、知事（官吏）、坏人”；在日本则有“地震、打雷、老头（家长、父亲）”。
日本的孝道与中国的有所不同，其范围不包含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含衍生出的庞大宗族。日本人对祖先的崇拜仅在于近祖。那些雕刻在祖坟墓碑上的文字，几乎每一年都要有所更新，但如若是现存后代都已忘记的祖先，其墓碑也就无人问津了，家里佛龛上也不见他们的灵位了。日本所注重的孝道对象，仅仅限于记忆中尚存的先人，他们所看中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谈到，日本人缺少抽象思辨和构想现实中不存在的现象的兴趣。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恰印证了这一论点。他们这一观点的最大、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只限于现存者之中。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孝道不仅限于对双亲和祖先的尊敬和服从。对子女的抚养照顾，西方人的观点是，那是来自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则看做是出自对祖先的孝道。就这一点，日本是特别明白确定的，回报祖先之恩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受到的照顾转赠给儿女子孙。在日语里没有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的专门词汇，所有此类义务全都包含在对父母及祖父母的孝道之中。孝道叮嘱家长需要履行以下所列的义务：好好养育儿子女儿；使弟弟或儿子受到一定的教育；管理资产；庇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们及其他相似的日常义务。日本制度化家庭的严格限制，也限制了有这种义务的人的数量。按照孝道的义务，儿子离世后，父母亲要抚养儿子的遗孀和子女。同样，万一女儿守寡，父母也要收养女儿及其子女。而对丧偶的外甥女、侄女的收养与否的问题，就不在“义务”之中了。即使收养，那也完全是履行另一种意义的义务。抚养、教育自己的子女是应尽的“义务”，如若抚养、教育侄甥辈，传统上是合法地把他们过继为自己的养子。如果他们依然保有侄甥的身份，那么，使他们接受教育就不算叔伯辈的“义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