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常说，“道义最难承受”。一个人必须履行“道义”，就像必须承担“义务”一样。但是，“道义”和“义务”所要求的条件根本不属于同一范畴，在英语中也找不到与“道义”完全对应的词汇。人类学家从世界文化中总结了一切奇特的道德义务，在这些范畴中，“道义”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或许是日本所特有的东西。在中国，也有“忠”和“孝”的道德规范，虽然日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改造，但与其他东方国家熟悉的道德要求没有太大差异，而且渊源都是一样的。而“道义”这一概念却与中国儒家思想无关，也不来自于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道德范畴，如果不了解道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当日本人谈论行为动机、名誉以及遭遇的各种麻烦时，经常都要说到“道义”。
在西方人看来，“道义”包含了一系列混杂的义务，包括报答恩情，或者是复仇。事实上，日本人无法向西方人解释“道义”的含义，因为就连他们自己的辞典也很难解释这个词语。有一部日语辞典的释义（按我的理解翻译）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而承受一些义务或不情愿的事。”这种阐释无法让西方人明白其中的内涵，但“不情愿”的意思却指明了，“道义”与“义务”是有差别的。“义务”对个人来说就算十分艰巨，十分困难，但至少是针对骨肉近亲，或者是国家，或者是对生活方式，或者是爱国主义精神，或者是最高统治者，总之，这是人们应尽的责任。人们之所以要履行“义务”，是因为与生俱来就跟义务对象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故而必须承担这种责任。“义务”可能会让人“不情愿”，但“义务”从未被定义为不情愿的行为。而对于履行“道义”，人们往往在心中感觉不愉快，在“道义”的笼罩下，所欠的人情和责任都极其沉重，无以复加。
“道义”的范畴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我称之为“对社会的道义”，按字面解释就是“履行责任的道义”，即对社会普通大众的报答之情。另一类我称之为“维护自我名声的道义”，大体上类似于德国人看重的“荣誉”，即保持自己的名声和名誉不受任何玷污和诋毁。“对社会的道义”可以描述为履行社会契约关系，它与“义务”的区别在于，“义务”是承担天生与亲情有关的责任，“义务”的对象往往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因此，“道义”的范围可以针对姻亲家属，而“义务”的范围则是对直系家属和嫡亲家人。岳父和公公被称作“道义”上的父亲，岳母和婆婆被称作“道义”上的母亲，配偶的兄弟姐妹也称作“道义”上的兄弟姐妹。这一套称谓通常既适用于配偶的亲属，也适用于亲属的配偶。在日本，婚姻当然是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对配偶的家庭终身履行契约义务，就是“履行道义”。婚姻契约是双方父母安排的，而子女却要履行对双方父母的“道义”，这种安排无疑是最沉重的。年轻媳妇对婆婆的“道义”尤其沉重，正如日本人所说，儿媳生活的地方并不是她出生的家庭。女婿对岳父岳母的义务有所不同，但也很可怕，因为岳父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钱，还要履行其他契约义务。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长大成人之后，侍奉赡养自己的亲生母亲，是出于爱母之情，这并不是道义。”所以，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道义”。但对姻亲的义务不能含糊，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履行，以免遭受世人的谴责，被说成“此人不讲道义。”这种谴责是十分可怕的。
日本人对姻亲家属义务的态度，在“入赘为婿”上表现得最清楚，男人好像女人“出嫁”一样入赘到女方家。一个家庭如果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要为女儿择婿入赘，以延续“家名姓氏”的香火。入赘女婿要在本家户籍家谱中消除名字，然后改从岳父的姓氏。他入赘妻家之后，在“道义”上从属于岳父母，死后也要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方式与普通婚姻中妇女嫁人都完全一样。给女儿择婿入赘的原因，也许不单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也常常是为了增进双方利益，即所谓的“政治联姻”。有时女方家虽然不富，却是名门望族，因为“门第”高贵，女婿带着金钱入赘妻家，能换取的东西是，提高个人身份和社会等级地位。有时是女方家庭富裕，有财力培养女婿上学读书，女婿接受了这一恩惠，代价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庭到岳父家去。有时女方的父亲为了得到公司的未来经营者，因而招婿入赘。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的女婿所承受的“道义”都特别沉重，而且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日本，男人改变姓氏进入别家的户籍，是一件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改变姓氏非同小可，这就意味着，在战争中他必须站在岳父的一方，即便帮岳父杀死亲生父亲也在所不辞，从而以此证明自己是岳父家族的一员。在近代日本，与入赘女婿有关的“政治联姻”，已经造成了强大的“道义”约束力，用最沉重的枷锁，把青年的命运死死束缚在岳父的产业和事业上。尤其在明治时代，这种事往往对双方都有利，但社会上对入赘女婿都十分嫌恶。日本人有句谚语是：“有米三合（约等于一品脱），决不入赘。”日本人说，这种嫌恶感也是出于“道义”。假如美国也有这种风俗，我们可能会说：“这不是男子汉大丈夫该干的事！”总之，履行“道义”是件痛苦的事，是人们“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出于道义”这句话，对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
对姻亲的义务是“道义”，不仅如此，甚至对叔伯辈和甥侄辈的义务也同样是“道义”。在日本，对这类近亲的义务不列入“孝悌”范畴，这是日本和中国在处理家族伦理关系时的重大差异。在中国，很多这类的亲属，以及血缘关系更远的亲属，都能共享大家族中的各种资源。但在日本，这类亲属则是“道义”关系和“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认为，救助这类亲属，绝不是因为对亲戚们有多么深的感情，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是为了报答祖先的恩情。养育自己的孩子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但却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和无可推卸的责任。帮助远亲的事情虽然跟这差不多，却是“出于道义”。当一个人必须帮助这些亲属时，就像他帮助姻亲一样，会说：“我被道义所缠累。”
大多数的日本人，更重视对主君及武士的“道义”，在考虑姻亲关系之前，也要先顾忌这种更重大的“道义”。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更重视对主君和上级的效忠，还有对同僚战友的忠诚。在很多传统文学作品中，颂扬这种“道义”，被视为“武士道精神”。在德川家族尚未统一国家以前，日本的这种“武士道精神”甚至比对将军的忠心还更重要。在12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交出他所庇护的敌对领主，那位大名的回信保留至今，在信中，他为自己的“道义”受到诬蔑挑衅而表示强烈的愤慨，哪怕顶着不忠的罪名，也不愿意背弃道义。最后他断然拒绝了将军的要求，信中写道：“于公事，实个人无能为力，然武士重名誉，道义乃永恒之真理。”也就是说，道义超越了将军的权威，武士拒绝对“所敬者背信弃义”。在古代日本，这种武士精神超越一切，相关的大量历史故事广泛流传至今，经过编写润色，制作为能乐、歌舞伎及神乐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