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人生观是通过忠、孝、道义、仁、人情等规定体现出来的。他们认为，“人的义务”就像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一样，应该分成若干领域，人生是由“忠的领域”“孝的领域”“道义的领域”“仁的领域”“人情的领域”及其他许多领域组成的，各个领域都各有特别的详细规则。人们评价他人不是从他的整个人格来判断的，而只是看他们“不懂孝”或“不懂义理”等。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而是明确地指出他在哪一块儿没做好。他们不会说别人“自私”“冷漠”，而是指出他们在哪个领域违反了什么规则。他们不会用命令和箴言来要求人，那些被认可的行为是按该行为所属的领域而定的。一个人“为了孝”而做事是一种方式，而“为了道义”或者“为了仁义”做事在西欧人看来又会是另一种方式。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情况有了变化就要采取不同的行动。对主君的“道义”就是尽可能地忠诚，但如果主君侮辱其家臣，家臣就算叛乱也不过分。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日本人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抗战到底。天皇广播一宣布投降，“忠”的含义就不一样了，日本人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表示愿与外来者合作。
我们对此迷惑不解，因为我们认为人是随性而行的，我们区分好人和坏人，是看他们是忠贞不二还是背信弃义，是同生共死还是一意孤行。我们把人加以分类，就是希望他们能始终如一。他们不是这种人，就是那种人，要么慷慨大方，要么吝啬小气；要么主动合作，要么疑心深重；要么是保守主义者，要么就是自由主义者，反正他们总占一份。我们希望人既然信仰某种思想，就该反对跟它对立的思想。根据我们在欧洲打仗的经验，战场上有投降派，也有抵抗派，但我们并不信那些所谓的投降派胜利了就会改变立场。事实上，我们没猜错。我们承认，美国内战有新政派与反新政派，但我们肯定就算局势发生变化，这两派也还是会随性而行。如果某一个人改变立场，比如从非教徒变成天主教徒，从“激进派”变成“保守派”等等，他的人格也应该会发生改变。
西方人对统一人格的信仰当然并不一定始终是正确的，但绝对不是幻想。不管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文化，大多数人都把自己定位为某一种人。如果他们热衷权力，就以别人对他的服从程度来看有没有成功。如果他想受人爱戴，就必须去接触别人，否则是不会成功的。他们通常会把自己想象成威严公正的人，或是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或者是一个家庭模范。但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并以此行事来维持生活中的秩序。
西方人难以相信，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时，不会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反正我们是不可能走这种极端的。可是在我们看来，就像我们的人生观要求同一性一样，日本人的人生观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对西方人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日本人所说的生活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恶，而是他们不认为人生就是善与恶的斗争。他们认为人生就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每个领域和每种行为之间要保持平衡，仔细斟酌。每个领域和行为本身都是好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性而行，那么每个人也都是好的。就像前面说的，他们认为中国有道德规范，说明了中国人有劣根性，所以他们需要那种东西。他们说，日本人不需要那种包罗万象的伦理戒律，拿桑塞姆爵士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不想解决恶的问题”。按照他们说的，就算不用那些规则，他们也能解释什么是恶。每个人都有一颗闪着光的心灵，但是就像新刀一样，如果不常打磨也会生锈。他们所说的，这种“自身的锈”也跟刀上的锈一样，不是好东西。因此，人才需要像磨刀那样磨炼自己。这样就算心灵生了锈，只需加以磨炼，就又能闪耀光芒了。
由于日本人抱着这种人生观，西方人通常看不懂他们的神话、小说和戏剧。除非他们也像我们那样加以改写，符合我们对人物性格的统一及善恶冲突的要求。但是，日本人的评论通常是看主人公陷入“道义与人情”“忠与孝”“道义与义务”之后的矛盾，主人公的失败是因为沉溺于人情而忽视了“道义”，或者是因为忠孝不能两全。他迫于“道义”而不能施行正义，迫于道义而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善”的。就像面对好几个债主时，他必须选择其一，看先还哪笔债而暂时不理别的，但他还清了一笔债务，并不能因此免除其他债务。
西方人对主人公的解读则完全相反，我们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之所以是好人，是因为他选择了善并与恶作斗争，如同我们所说的“以德取胜”，他肯定会善有善报有个好结局。日本人则喜欢看主人公在无法同时保全社会恩情和名誉时，一死了之。一般在其他文化里，这类故事是教人们要向残酷的命运妥协，在日本则反而是启发人们要有进取心和坚忍的意志。主人公在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义务时忽视了其他义务，但最后他还是会回头去完成另一领域的任务的。
《四十七士物语》是日本真正的民族叙事诗，它虽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却能紧紧牵动着日本人的心，它不停地重印还被拍成电影，广泛流传。日本的小孩子都知道这个故事大致讲了些什么，有的还熟知其中的细节。四十七士的墓地便成了名胜，成千上万的人前去祭拜，祭拜者留下的名片把墓地都变白了。
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描写的是“道义”与“忠”，“道义”与“正义”的冲突，以及“单纯道义”与无限“道义”之间的冲突，《四十七士》主题还表现了对主君的“道义”。这个故事发生在封建制度鼎盛时期的1703年，近代日本人说那时的男人都是大丈夫，对“道义”容不得半点含糊，四十七位勇士为了“道义”而牺牲了名声、父亲、妻子、妹妹、正义等等，最后自杀殉“忠”。
按当时的规定，各地大名要定期觐见幕府将军，将军任命了两位大名来做司仪，浅野侯是其中之一。这两位司仪都是从地方来的，不熟悉仪式，所以要向在宫廷里地位较高的大名吉良侯请教。浅野不谙人情世故，而他家最有才智的家臣大石恰巧回老家了，没法帮主君周密安排，浅野没有给吉良侯送大礼。而另一位大名的家臣则通晓世故，给吉良侯送了大礼。所以，吉良侯就不好好都指导浅野，故意让他在举行仪式时穿错了服装。浅野侯按照吉良的指示穿戴，举行仪式时才发现自己出丑了，他就气得拔刀砍伤了吉良的前额。从“名分的道义”来说，他因自己受辱而向吉良复仇并没有错，但在将军殿上动武就是不“忠”。浅野侯虽然实现了“名分的道义”，但为了“忠”，他却不得不按规定“切腹”自杀。他回到宅邸换好衣服，做好了切腹的准备，就等着自己最得力的家臣大石回来。两人对视了很久，告别之后，浅野侯就按照规定坐下来切腹自杀了。他因为不忠于将军而备受谴责，死后也没有亲人愿意继承他的家业。于是浅野的封地被没收了，家臣也就成了浪人。
从“道义”上来说，浅野家的家臣要跟随其主君一起切腹。但是浅野侯是为了“名分的道义”而切腹，如果他们因忠于主君的“道义”而切腹，就等于是抗议吉良侯对浅野的侮辱。但是大石心想，切腹是不足以表现他对浅野侯的忠的，主君当时被别人拉开，没能杀了吉良，他更应该做的是杀死吉良，为主君复仇。但这样做就是对将军不忠了。按一般惯例，想复仇的人必须先呈报计划，确定行动日期，如不能如期复仇，就必须放弃。这项规定也让某些人能够幸运地解决“忠”与“道义”的矛盾。但是吉良是幕府的近臣，幕府绝不可能批准浪人报仇的计划。大石明白，这条道路对他和同伴们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就召集了曾是浅野家臣的浪人，但只字不提杀死吉良的计划。这些浪人共有三百多人，根据1940年日本学校里讲授这一故事时的说法，他们一致同意切腹自杀。但大石明白，这些人并不都是无条件讲道义的，因而也不能完全信赖他们会愿意报复吉良。为了试探他们，看哪些人只是为了名义上的道义，哪些人是真心实意的，他就向大家提出应该怎样分配主君的财产的问题。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种测验，如果那些人意在主君的财产就不会同意自杀，这样他们的家属就能获得利益。浪人们对财产的分配标准掀起了激烈的争议，管家在家臣中俸禄最高，以他为首的一派主张按原来的俸禄高低分配，他一派则主张平分。其实大石已经看清楚了哪些人只是为了名义上的道义，大石赞成管家的分配方案，就让他们那一派离开了。于是，大管家离开了，但是他也成了大家口中的“败类”、“无情无义”、无赖。大石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四十七个人立场坚定，可以一起为主君报仇。于是，四十七个人与大石歃血为盟，保证他们一定义字当头，不管是信义、爱情还是“义务”，都不能阻碍他们的复仇之路。
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迷惑吉良，不让他察觉。所以他们各奔东西，假装一点都不想争名夺利。大石则经常出入妓院，打架斗殴，根本不顾脸面。他还假借这种掩护，跟妻子离婚。这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段，因为他们干的是掉脑袋的事，必须保证妻儿不受牵连。最后，他的妻子忍痛与他分手，他的儿子也入伙当了浪人。
京城里的人当时都猜他们要报仇，尊敬浪人的人们相信他们肯定能报仇成功。可是，四十七浪人绝口不提自己有这种打算，他们假装自己无情无义。他们的岳父被他们的这种可耻行为气坏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取消了婚约。朋友们也因此讽刺他们。有一天，大石喝得大醉和女人胡闹时，遇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大石对他的朋友也不提报仇的事，他说：“报仇？我才没那么傻。人生就应该尽情享受生活，喝酒玩乐才是最痛快的事。”他朋友不相信，想着把大石的刀拿出来就知道大石有没有说谎了。他从刀鞘抽出刀，以为刀刃一定会闪闪发光，可是，刀已经生锈了。于是朋友才相信大石说的是真话，他生气地在大街上踢了大石几脚，还把唾沫吐在大石身上。
有位浪人为了筹集复仇的资金，竟把自己的妻子卖去当妓女。这个女人的哥哥也是浪人，得知妹妹知道了复仇的秘密，就想杀了妹妹来证明自己的忠心，好让大石同意他参加报仇。另一个浪人杀死了岳父，还有一个浪人把自己的妹妹送进吉良侯家当女仆，来跟他们里应外合，以便确定动手时间。复仇之后她就选择了自杀，因为尽管是伪装侍候吉良，她也必须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12月14日是个大雪夜，吉良大摆酒宴，卫士们也喝得酩酊大醉。浪人们趁机偷袭一向防守严密的吉良府，杀死警卫后就直接冲进了吉良侯的卧室。但吉良并不在，浪人们摸到被褥还有余温，知道他肯定就藏在府内。终于，他们发现有人蜷在存放木炭的小屋里，一个浪人就拿着长矛隔着墙朝里面刺进去，但是拔出来时矛尖上是没有血的。其实长矛确实刺中了吉良，但吉良在矛头抽回去时用衣袖把污血擦干净了。他的这种小把戏还是被浪人们识破了，在把他拽了出来后，他却说自己只是管家，不是吉良。这时，一个浪人想起浅野侯当时在殿堂上砍伤吉良，他头上肯定留了伤疤，于是浪人们就认出他就是吉良，要他当场切腹。吉良是个胆小鬼，他拒绝了。于是，浪人们用浅野侯切腹时用的刀砍下了吉良的人头，依例把它洗干净，这才算报了仇。他们拿着两度染血的刀和吉良的人头，去墓地祭拜浅野。
浪人们的复仇行动震撼了整个京城，一路上大藩的诸侯对他们盛情款待。曾经怀疑过浪人们的家属们也抢着拥抱这些浪人，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来到浅野侯的墓前，不仅供上吉良的人头和那把刀，还读了一份奉告亡君的祷文。那份祷文保存至今，其大意是：
四十七士拜上……没为主君复仇之前，我们实在无颜来祭拜主君。我们苦苦谋划，度日如年……今天终于把吉良的人头带来了。这把短刀是主君生前珍爱之物，托付我们保管。希望主君九泉之下能再用这把刀对付仇人，报仇雪恨。谨祷。
他们为“道义”报了仇，但他们还需要尽“忠”。因为他们没有预先呈报就进行了复仇，犯了国法。只有一死才能两全。不过他们并没有背叛“忠”，因为他们会执行“忠”所要求的事情，将军命令四十七士切腹。日本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是这样写的：
他们为主君报仇，道义坚定，应为后世景仰……幕府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得。
也就是说，浪人们切腹自杀，成全了“道义”和“义务”两项任务。
日本这首叙事诗在不同版本中情节略有差异。在现代电影中，故事开始时的贿赂情节改为情色上的纠缠。吉良调戏浅野的妻子，而且对浅野妻子心怀不轨，才故意误导浅野犯错误。虽然去掉了贿赂的情节，而武士为“道义”所做的一切却显得更发人深省。“他们甚至可以为了道义抛妻，弃子，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