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一般会把儿童时期的哄骗夸张一些，从而让成长期的少年清楚地体会到这种地位的变化。八九岁的孩子如果出了错，他可能真的会受到家人训斥和打击了。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他不听话或行为不礼貌，或者德育分不及格，家里人就会不理他。但如果是一个店主指责他捣乱，那就意味着“他让家族蒙了羞”，全家人都会批评他。我曾认识两个日本人，他们十岁以前曾因为在学校受到老师的处罚，而两次被父亲赶出家门，他们也没脸到亲戚家去，两个人就只好待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好说歹说才让他们回家。高年级的孩子有时被关在家里全心“悔过”，专心致志地写日记，日本人十分重视日记。总之，家里人都把孩子看作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社会指责小孩，家人也会反对他，因为他违背了“对社会的道义”，就别指望家人支持他，也别指望同龄人的支持。他犯了错误，同学也会疏远他，如果他不赔罪并保证不再犯，伙伴们就会不理他。
杰佛里·格拉说：“值得大力指出的是，上面种种约束在社会学上来说已经太不寻常了。一般来说，在那些大家族或其他宗派集团中，如果集团成员被其他集团成员指责和攻击，该集团一般都会挺身而出支持他。只要他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他就会相信在需要或受到攻击时，会得到本集团的充分支持，他就敢和本集团以外的所有人为敌。日本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一个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人不赞成或指责他，如果他不能说服其他集团的人收回责难，本集团的人就也会反对他、惩罚他。这样一来，‘外界’的赞同在日本就远远比在其他社会重要得多。”
在此之前，女孩的教育与男孩的教育除了在细节上有点差异，本质上基本一样。但是女孩在家里比哥哥弟弟们受的约束要多些，虽然小男孩有时也得照顾小孩，但女孩要做的事情更多些。在接受赠礼、别人的关心时，也总是最后才轮到女孩，她们也不能像男孩那样发脾气。但是，与其他亚洲女孩相比，日本女孩是很自由的。她们可以穿鲜艳的衣服，可以在外面与男孩一起玩耍打闹。她在儿童时也“不知耻”。六岁到九岁这段时间，她们跟男孩的经历也差不多，慢慢懂得了对社会的责任。九岁以后，学校就分成了男班女班，男孩开始重视建立跟男孩之间的关系，他们开始排斥女孩子。男孩害怕别人看见他和女孩说话，母亲也会告诫女孩不要与男孩交往。据说这个年龄的女孩很难教，她们动不动就多愁善感，也不喜欢外出活动。日本女人的童年从被男孩排斥就结束了，也没有什么乐趣了。此后的很多年，不管是订婚还是结婚以后，她们就只能“自重再自重”，这种教导是永远持续的。
男孩就算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道义”，也还不能说他们已懂得日本男人的全部使命。日本人说：“男童从十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道义’。”这句话让男孩子认识到对侮辱表示愤恨是一种品德，他还必须学习这类规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间接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教孩子学会在受到侮辱的时候要反击，因为男孩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对母亲发脾气，学会跟年龄相仿的孩子争相斗嘴吵架，他们没有必要在十岁以后再学习怎样攻击对方。当十几岁的少年必须服从这种约束时，这种约束会指导他们该怎么处理攻击。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日本人往往把攻击指向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行使暴力，小孩也不例外。
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如果要继续升学，（其人数约占人口的15％，男童比例较高）他就要面临竞争更激烈的中考，要跟每个考生竞争每门学科，这些少年也就马上要承担起“对名分的道义”的责任了。因为在小学和家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竞争的，他们也就没什么经验，因而这突如其来的竞争就显得更加激烈，更令人担忧了，他们常常会争名次，还担心老师会对某些人偏心等等。但是，日本人在回忆时不怎么会谈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会提到中学里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经常想方设法地欺负低年级学生，支使他们干这干那，让他们做各种被欺负被捉弄的表演。低年级学生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低头下跪、四脚爬行，遇到这种事情的日本男孩子不会觉得这是在开玩笑，事后，他们一般都恨得牙痒痒，一定要想办法报仇。但是又不能马上报复，所以他就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觉得这关系到他的名誉，是道德问题。也许几年之后，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拉下马；或者他会努力学习剑术或柔道，毕业后要在大街上当众报仇，让他颜面扫地。总之，一天不报仇，他就总觉得“心事未了”。这是日本人崇尚报仇雪恨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些少年没有继续读初中，他们入伍后也会遭遇相似的事情。和平年代，每四个青年便有一人被征当兵。二年兵欺负一年兵远比中学里高年级生欺负低年级生严重得多，但是军官对此却视而不见，除非有特殊情况，士官一般也都置之不理。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告状是很丢脸的，所以士兵们一般都是自行解决矛盾争执。军官认为这是一种“锻炼”部队的方法，但他们自己却置身事外。二年兵把积了一年的怨气都一股脑儿发在一年兵头上，想方设法地羞辱一年兵，来展示他们受“锻炼”的经验。青年当完了兵，往往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变成了“极度暴力的军国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各种屈辱和刺痛而造成的。那些接受过日本式教育、自尊心很强的日本青年，在这种环境里就变得很野蛮。他们说这种折磨简直是社会对他们的排斥，令人难以忍受，这会把他们自己也变成虐待狂。
毋庸置疑，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之所以会出现上面的情况，跟日本古老的嘲笑和哄骗习俗有关，在学校和军队中，对这种“侮辱性”的反应也不是特例。显而易见，由于传统日本人对“名誉”的看法，他们对嘲弄和侮辱性的反应会比美国人强烈得多。尽管这批被嘲弄的人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另一些人，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个被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来报复虐待他的人。许多西方国家都习惯找替罪羊来发泄心中的郁闷，例如，在波兰，如果一个新学徒或年轻的收割手被嘲弄了，他不会报复嘲弄他的人，而是把气撒在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身上。但在日本不是这样的，虽然也有人用这种方法泄愤，但更多人还是选择直接复仇，只有报复了虐待他的人，他才能产生快感。
日本战后重建时，忧国忧民的领导人应该高度重视战前学校和军队里这种侮辱、戏弄青少年的习惯行为。政府应当大力强调“爱校精神”和“同学关系”，争取消除这些大欺小、高压低的习俗。军队里则应严令禁止虐待新兵。虽然老兵和各级军官应当对新兵严格训练，但是不能在训练中对他们嘲弄、虐待。在学校和军队中，上级生或老兵不得让下级生或新兵摇尾装狗、学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时间让他们“倒立”，违者重罚。如果做到这些，就等于是对日本人进行了再教育，它会比否定天皇的神圣以及从教科书中删除军国主义更有效。
女孩不用学习“名誉”的准则，所以她们体会不到男孩在中学及部队中的那种类似经历，她们的生活会比男孩平稳很多。从懂事起，她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凡事以男孩为先，礼品、关怀没有女孩的份。她们还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她们不可以公开表现自己的主张。尽管如此，她们的童年也跟男孩一样是有特权的。特别是当她们还很小时，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后，就不能穿那种颜色了，直到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六十岁以后也是她的特权期。在家里，她们也像哥哥弟弟一样可以得到母亲和祖母的双重宠爱。她的弟弟妹妹也想跟她亲近一点，所以也会对她很好，还争着跟她一起睡，表示自己才跟姐姐最亲。而她常常会把祖母给她的一些小恩小惠分给小几岁的弟弟妹妹们。日本人不喜欢单独睡觉，晚上小孩们可以挨着他们喜欢的长辈睡，两个人的床挨得紧紧的就表示“你对我最亲”了。十岁左右的男孩一般都跟自己的玩伴一起玩，女孩就不跟他们一起玩了，但她们可以炫耀新的发型，十四岁至十八岁姑娘的发型是最讲究的。她们以前只能穿棉布衣服，现在就可以穿丝绸衣服了。家里人也会千方百计地把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样一来女孩们也心满意足了。
社会上对女孩的种种约束，是不需要父母逼她们执行的，她们自己会主动遵守。父母对女孩的特权不是可以任意体罚，而是平心静气地对女孩说：希望女儿按照自己的要求来生活。下面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说明了女孩的教育看起来不甚严厉，好像她还有特权，但其实父母已经施行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稻垣银子从六岁起就有老师教她中文经典诗词：
“老师教了整整两小时的课，除了动动双手和嘴唇，基本上是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对面，就也得正襟危坐，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我也不知哪里不舒服，就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跪着的腿换了舒服的角度，老师立马就不高兴了。他轻轻地合上书、说话慢悠悠但又很严肃：‘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你先回房好好想想吧。’我心里羞得无地自容，但那也没办法。我只好先拜过孔子像，再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平时我上完课都会向父亲汇报，那次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爸爸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没到，但他漫不经心地说：‘你今天的功课学这么快啊！’这句话狠狠地敲到了我的心上，我现在想起这件事就难受。”
杉本夫人在另一本描写她的祖母的书里，简单地概括了日本父母最显着的一个特点：
“祖母脾气很好，但她希望每个人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虽然她不指责也不争吵，但祖母的希望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又坚韧，使她的小家沿着她认为正确的路发展着。”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又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这么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祖母训练每个人的目标都很明确。女孩要培养的不仅仅是规则，更多的是习惯。幼时要正确用箸，进出房间要有礼有距，成年后要学茶道和按摩。这些都是由长辈手把手教，反复地练习，最后才形成了习惯的。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没人教也“会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的习惯。杉本夫人还在书里描写了她十四岁订婚后如何学习给从没见过的未来丈夫做早餐，其实丈夫在美国，而她在日本的越后。可是，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厨之下，她一遍遍地“亲自下厨做几样东西，据我哥哥说那是松雄（未来的丈夫）特别爱吃的。我想象着他就坐在我旁边，我给他夹菜，劝他先吃。我慢慢学着关心未来的丈夫，让他满意。祖母、母亲总是装做松雄就在眼前似地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举止和打扮，好像丈夫真的在房间里。就这样，我学会了尊重我的丈夫，并且摆正了自己作为他妻子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