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景丽与王顺昌之间发生了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着实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客观地说王顺昌之前至少在小钓台村就已经是一位人物了，只能说后来人们对他关注的程度不同罢了。因为此时的王顺昌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按照时下的称谓是一位大老板了。王顺昌名下的轧钢企业资产不下千万，年利润少说也在百万元以上。且有迹象表明，此时的王顺昌绝不满足于眼下这一点成就，他不时地努力向那些坐拥亿万的大老板跟进，已经开始在钢铁之外诸如房地产等领域寻找自己更大的发展空间了呢。客观地说，王顺昌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人们还是满信服的，公认王顺昌有一副灵活的脑筋且胆子贼大，下手早，别人想不到的事他想到了，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这一干便真的干出了名堂。就是这个人，也长得高高大大的样子，不仅西服革履，还总将西服上衣的扣子解开，敞着怀。有时还将一只手抑或两只手将上衣襟往后一勒，再腰间一叉，嘴里则叼起一支烟卷儿，眼睛贼溜溜地盯着对方，脸上却毫无表情的样子。尤其那日渐凸起的将军肚，愈发地使其呈现出一副大老板的典型形象来。
其实，王顺昌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最关键的还应该归功于他赶上好时候了，赶上了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试想在他的父辈像赵长增父母所处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他王顺昌任有天大的能耐怕也无济于事的。如果具体讲起来，还需要提到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本村当年自某大型国营轧钢厂下放的技术人员张玉全，另一个就是本村党支部书记高嘉树。
改革开放之初，急于改变本村贫困面貌的书记高嘉树将张玉全喊到了大队部，看到张玉全迈步进来，便自椅子上弹起，伸出双手抓住了张玉全的一只手，再将他按到另一把椅子上。张玉全疑惑地看着他，高嘉树急切地说：“你看咱们村的父老乡亲们穷的……我琢磨着咱们不能总是土里刨食，咱们就不能干点别的？”张玉全说：“我家里也穷得叮当响呢，只要能挣到钱……你说咋干吧？”高嘉树便直言：“你懂轧钢技术，咱们土法上马，也搞它一个轧钢厂！”张玉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似的，情绪顿被调动了起来：“太好了，我负责技术，能行！可怎么也得找个人前前后后地跑跑，操持这事。”高嘉树胸有成竹：“我早想好了，让王顺昌当厂长，顺昌脑瓜儿灵。你管技术，需要多少人我给你找！”
就这样，王顺昌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依靠张玉全的技术，以及所有参与者的高涨情绪，一个村办企业自小到大迅速崛起。其间，王顺昌跑前跑后自然功不可没，一个企业的生存所涉及到的原材料的来路、产品的销路，他全部打通了。当然，无庸讳言的是作为一个乡镇企业，尤其是涉及到钢铁的企业，其材料来源，不通过五花八门的手段，使对方得到不是一丁半点儿的好处，是万万不可能得到的，而农民的头脑再愚也算得清以较少投入换取较大回报这样一个算式。然而，包括书记高嘉树在内，谁也不曾想到的是，恰在这个村办轧钢厂一切刚走向正轨，正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故，而王顺昌则正是这场变故的始作俑者。
那天，王顺昌走进村党支部书记高嘉树简陋的办公室，高嘉树很高兴的样子，问他厂子的生产形势，王顺昌的脸上没有啥异样的表情，说：“厂里的原材料还是有点紧张，弄不好随时就断顿了。”高嘉树问：“你说咋办？”王顺昌说：“加大力度，必须加大力度！”高嘉树有些不解：“啥力度？”王顺昌说：“送礼呗！听说人家有将小汽车开去的，将汽车钥匙往管事人的手里一塞，想要多少材料没有？”书记高嘉树说：“不用说了，咱也学着干！”
王顺昌的脑瓜儿真的很灵，他将国家当时“双轨制”的政策研究得透透的。作为一个大企业，国家计划的指标别想，而偏还有自主支配的那部分，这就大有文章可作了。王顺昌手里提着沉甸甸的颇为讲究的皮包，推开张总的办公室时，张总自黑色的高靠背的老板椅上站起身，颇为热情地向王顺昌伸出手。王顺昌老练地在进门的同时，顺手将门又关上。而此刻张总的目光也很敏感地瞥了一眼王顺昌手里鼓囊囊的皮包。就在二人互致问候的同时，王顺昌很敏捷地将那包塞到张总老板桌的桌下，即张总对面脚下外人看不见的地方。而两人的对话却没有一句关于那包的事。张总关切地问：“厂子还行？”王顺昌脸上似没啥表情，说：“只是还是吃不饱。”张总颇为痛快：“不用说了，以后，我让你吃饱不就得了？”可接着王顺昌又说：“还有一件事我得向老弟说明白。”张总“哦”了一声。王顺昌说：“我想自己搞一个厂子，你这儿的原料……”张总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说：“我可不管那么多，反正我只认得顺昌老兄你一人，其他人我可不认识。”
王顺昌回到家后，即将负责技术的张玉全找到家里，热情地让到自家客厅的沙发上，然后摸出一盒红塔山烟来，先撕开那烟盒的一角，用手指优雅地在烟盒底部弹弹，再用右手捏出一支已经弹出烟盒的烟，递给对方。左手与此同时将一支打火机捏在手中，大拇指一按，“噗”地蹿出老高的蓝色火苗，递到张玉全的嘴边。张玉全显然觉得今天厂长的表现有些异常，不露声色地望着他的两眼。王顺昌脸上没有表情，只是问：“这个月领到多少钱？”张玉全“扑哧”一声笑了，说：“我拿多少钱你厂长还不清楚？98块……咋啦？”王顺昌仍不慌不忙地说：“不咋。我问你，如果给你980块甚至更多呢？”张玉全笑了：“嘿嘿，那钱又不烫手！”这时，王顺昌才说：“大锅饭到底没啥吃头，咱自己戳一个轧钢厂，你跟着我干，保证让你立时发起来！怎么样？”王顺昌说完，直盯着对方的两只眼。张玉全不由得“哦”了一声，沉默了，半天无语。王顺昌也不催，就这样盯着对方。张玉全的脑袋低垂着，喃喃的样子：“书记高嘉树他……这样怕不合适吧？”王顺昌说：“这有啥不合适的？咱又没挡着人家搞。”张玉全的脑袋仍低垂着：“再说了，这私营企业上级是不是……”王顺昌立马接话，说：“这你就不懂了，中央啥时不让发展个体企业？鼓励咱搞嘛！你看人家南方温州，全是私营的！”张玉全仍不放心的样子：“那上上下下的关系，像原料的来源？”王顺昌嗓门大了：“那你不用管了，有我哩！”
之后的几天里，轧钢厂依然正常运营着，然而，事关轧钢厂命运的一场重大变故正在悄悄酝酿着。只是村党支部书记高嘉树尚完全蒙在鼓里。
当时正值年终，高嘉树正在村委会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主持支部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鉴于村办轧钢厂生产的良好形势，如何扩大规模，扩大生产；另一个议题则是如何重奖建厂有功的厂长王顺昌及技术骨干张玉全。会后，高嘉树亲自去厂里找王顺昌通报党支部会议的决定。然而，王顺昌却没在厂里。高嘉树心里纳闷，便去王顺昌家里找。他的女人说：“他在村北老赵家的闲大院里哩。”高嘉树更加莫名其妙，心想：他到哪儿干啥？待他赶到那里，只见王顺昌正带着几个人整理赵家那一大排十多间闲置的房子。原来，王顺昌已将赵家这有着数十亩地的大院子又有着一排北屋的闲置的大院落统统租了过来，正要改造成厂房。书记高嘉树见了，依然没有想得太多，便喊王顺昌，说：“走，支部有两项决定，关于厂子的，我跟你说说。”王顺昌停了手里的活儿，说：“书记，关于厂子的事，我就不听了。”高嘉树显然没听明白，“哦”了一声，王顺昌平静地说：“我们准备从村办厂子里撤出，自己搞。”高嘉树以为听错了，追问一句：“你说啥？”
事情就这样开始有了变故，不管书记高嘉树如何地恼火，发脾气，晓以利害，都左右不了局势的变化，形势的发展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了。
很快，王顺昌的私营轧钢厂起步了，而对于村办的原轧钢厂而言，最致命的不仅是厂长王顺昌走了，技术人员张玉全走了，竟然还陆陆续续地带走了原厂子里不少的人。这些人又大都是技术骨干、管理骨干、生产骨干。王顺昌的私营厂子日渐雄起的同时，村办厂却日渐衰落了下来。有一些不服气的，立志重振厂子，但仅因原材料难以弄到手这一项就败下阵来。相反的是，王顺昌的私营厂子的原材料却供应充足。
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的耐人寻味。村支部书记终于愤怒了，人们心明眼亮，闹哄哄地嚷：“他拿村里的钱买通路子，上上下下的路都理顺了，却把村里一脚踢开，个人干去了！天下还有这样不讲道理的？不行，告他们！到县里告他！”书记高嘉树亲自执笔写了诉状，又亲自找各级领导诉说，甚至还有到各级上访的，却统统无济于事。王顺昌的私营厂子则越办越红火。再加上王顺昌的脑筋真的很灵活，他似乎感觉到自己发了财，而乡亲们只有看的份儿，所以要平衡乡亲们的心理似的，便主动拿出五万块钱来，修了村口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又拿出三万块钱，为四面透风的村办小学的教室安装了玻璃门窗。这一招不仅堵住了村民们的嘴，还为全县支持自己的头头脑脑提供了支持的事实依据。当然，王顺昌更深信此举尚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即便真的上级政策有了什么变化，自己也不至于有什么大的闪失。谁说我们的农民不懂得政治斗争艺术？王顺昌便深谙其道。
果然，王顺昌受到乡（人民公社后改为乡）、县各级领导的关注。典型带一般，以点带面，早已成为各级领导的最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王顺昌发家致富的典型很快得到了县领导的肯定。有了这样的政治背景，王顺昌真的要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了。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王顺昌又很快被卷入到另一场激烈争论的漩涡之中。而且这争论首先在县常委会上引发。
那天，县常委会的气氛空前地严肃。县常委会一直在县委三楼右侧向阳的那个小会议室里举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置于会议室中央的长圆型棕红色的会议桌擦得锃亮，长圆桌的空心部位几大盆花刚刚浇过水。两侧的两盆君子兰更加翠绿，而中间的那一大盆盛开着花朵的映山红开得正艳。桌子两侧各置三把不锈钢水瓶，办公室的女同志小孙终究心细一些，还把书记的有着双层中空玻璃的茶杯提前斟上了水，置于会议桌顶头的主席位置。与此同时，书记、副书记以及常委们也便陆陆续续地落座了。显然，关于由王顺昌所办轧钢厂所引发的争议并非是县常委会的初次议题了，而主持会议的书记颇为公允的发言也使争论更为直接。书记直指主题：“关于我县小钓台村王顺昌所办轧钢厂是否符合中央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符合我县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希望通过讨论，使我们的认识统一到中央正确的政策上来。”当年的县武装部政委高思明，而今早已转业为县委副书记，他显然对当年曾抓过民兵工作三落实试点的小钓台村所涌现出的王顺昌的私营轧钢厂更加关注，态度也异常鲜明。书记的话音刚落，高思明便将头抬起，将视线在与会的所有委员的脸上扫过，语气也异常地强硬些：“那个王顺昌轧钢厂的方向性错误是非常清楚的！农村要走农副产品深加工的路子，这才符合我国的国情以及中央的政策。王顺昌的错误在于他所搞的企业无疑要与国家大型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绝不能让像王顺昌这样的企业，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乡镇企业继续存在一天！”
显然，有人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就坐在高思明对面的另一位副书记的态度同样明朗，言辞同样严厉：“我认为高思明同志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是对中央农村经济政策的误解！农村搞钢铁企业，是对国家钢铁企业的补充，关于这一点，中央从来没有提出制止。那么，像王顺昌这样的优秀民营企业家所经营的轧钢厂的方向，又何错之有？”高思明对反对者所持观点显然不予认同，只见他将部队所养成的以手势助讲话的习惯带到了这里。他将他的右手用力一挥：“王顺昌的私营轧钢厂明明与国营钢铁企业争夺原材料，他的发展必然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视而不见？我们是农村，农副产品深加工，又是多么显而易见的正确！”而反对者的态度毫不示弱，言辞同样严厉：“中央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绝没有狭隘到如此地步！我们的同志坚持反对意见，岂非做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这样事关对中央农村经济政策正确理解的争论，显然一次两次解决不了问题。高思明也便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与王顺昌所走的道路相对立的另一个典型——东塘村。而且断定，这才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