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光培
北京社科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光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精彩声音文化事业单位最初“以文补文”的出现，用心很简单，实际上是弥补一下事业经费的不足。但是它的这些动作实际上是文化事业当中可以企业运作、可以走向市场那一块的产业翅膀开始恢复。
当然，到目前为止，北京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仍跟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差距很大，仍然是结构性供不应求。
所谓结构性的供不应求，就是有一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已经过时，而人们希望的那样一些文化需求还没有出现，或者数量不够，不能满足需求。
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兴起，根源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结果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得到普遍的提高，人们生活的普遍提高接下来就是一件大事，就是社会消费结构的极大变化，也就是反映人们最基本生活需求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而人们为满足发展为满足娱乐为满足休闲所产生的需求，我们称之为文化消费需求，从消费结构的边缘走入了消费结构的核心，而且在中国消费结构里面占有很大部分。这一消费结构的变化，迫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发生变化。如果不变化，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你生产大量的产品，老百姓就可以不买你的，社会就可以不买你的，接下来的就是市场的萧条、产品的积压。所以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必然要作调整。调整的结果，文化产业兴起。
北京这个地区的文化产业是怎样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档案。
北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化行业的出现是相当早的。如果要说比较有名的文化行业的状况的话，我想大家不应该忘了唐诗、宋词、元曲。元曲就是元大都兴起的杂曲，所谓元杂剧。元杂剧的发源地、繁荣地都是北京，也就是说在元代，北京已经成了全国很有名的戏剧演出中心。在这一点上，可以跟雅典媲美。在明代，大家知道有一种工艺叫景泰蓝。景泰蓝是明代景泰皇帝时代兴起的工艺品，当时不仅是全国盛行，而且流通到世界各地。因此，在明代北京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工艺品生产基地，也是销售中心。如果我们联系在文学历史当中所常见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个时候的娱乐业在北京是何等的繁荣。应当说，在20世纪以前，北京的文化行业已经相当齐全和繁荣。
20世纪以后，也就是说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北京的现代文化行业大量出现，如报刊、现代图书的出版。当时《晨报副刊》、《新青年》等报纸在北京非常有影响。京剧兴盛，各种民间高雅娱乐业兴起。那个时候北京六国饭店舞厅的盛况，未必就比现在北京某些大的夜总会差。娱乐业的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相当丰富。实际上，应当说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出现了两个文化行业的繁荣中心：海派的上海和京派的北京。
到了解放初期，有了重大变化，就是文化行业的分流。本来在北京存在的繁荣的种类齐全的文化行业在行政手段的推动下出现了大的分裂。比如说，一块分到文化事业，如一些文化产品的生产、一些文化服务的提供被分入到文化事业，包括演出业、出版业、报刊广播，都被纳入了文化事业。天坛的一些演出的戏班子也都被分入了各个剧团。有一大批文化行业进了事业。还有一大批文化行业，进入到工业，比如文化产品的生产制造，例如刚才说到的景泰蓝，进入了轻工业，还有印刷行业也进入了工业。文化产业除了内容产品的生产之外，还有很大一块是硬件产品的生产，这一块就划入了工业，再有一块提供服务的，进入了商业。商业里还包括文化产品的销售，如文化娱乐用品。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看到的是北京文化行业的萧条。进入了文化事业之后，一切由国家养起来，慢慢就失去了竞争和动力。
讲这个发展脉络，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进行文化产业重建，必须知道中国原来的文化行业到哪里去了。折掉翅膀的文化产业需要重新长起产业的翅膀，失去了文化属性的文化行业还需不需要回归到文化行业中来，这涉及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建构问题。
我们国家的文化行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当萎缩。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受到了压抑。当然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有更多的文化消费需求也不太可能。应有的一些文化消费需求受到了压抑，应该说是一种不太好的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后，就是从80年代中期末期开始，首先从文化事业单位当中有一块感到完全依靠国家拨款养自己，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出现了“以文补文”的现象，用来补贴一点儿事业单位。咱们中国常常这样，最初开始行动的时候，往往没有这种自觉，但是一旦行动起来，那种行为本身往往操纵你走向一个方向。中国经济改革当中实际上就是这样。文化事业单位最初“以文补文”的出现，用心很简单，实际上是弥补一下事业经费的不足。但是它的这些动作实际上是文化事业当中可以企业运作、可以走向市场那一块的产业翅膀开始恢复。
接着就是在一些比较边缘的行业，比如一些文化娱乐跟政治关系不大的行业开始出现了民营的东西。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从深圳的“锦绣中华”和“民俗村”的出现以及他们赢得的利润而使中国的旅游业觉醒。旅游业在全国的推动，带起了一些相关文化行业的兴起。
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处在自发的阶段。也就在90年代中期，社会已经酝酿了巨大的文化消费需求。社会环境也被逼着不得不思考文化产业的复兴问题。当然当时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这块应该复兴起来，怎么复兴？正是在这个情况下，我接受了“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就在这个课题中，对北京市各个文化行业，各个区的重点企业进行了重点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首要的一点就是，北京市如果还是沿着文化事业这条路走，到90年代中期，已经没有路了。如果再继续这么走下去，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文化在北京地位的全面失守。有很多文化方面的设施随着经济的兴起都被代替了。当时新加坡报纸就有报道说，长安街一线文化设施全面失守。于是这个调查就把我们原来的路给否定了，不能再走下去了。那么有没有一条新路可走啊？在当时，北京市委市政府给我拨一笔费用，委托我思考这个问题。我带了人首先到上海、深圳去学了一下，然后组织了一个班子摸了一下国外的情况，看他们文化这一块到底怎么搞。最后，整个调查回来的结果就是一条——发展文化产业。我把调查来的情况给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作了汇报，提供的一些数据使他们非常惊诧。
1996年秋天，召开了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研讨会应当是学术性的，但是当时在决定怎么召开的时候，我的意见很明确，这个会可以由我们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出面来主持召开，但是鉴于发展文化产业这件事对北京太重要了，我觉得必须建议市委市政府亲自主持召开这个研讨会。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在8月底9月初召开了这次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就把北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样一个思路正式确定为北京城市发展的战略决策之一，并且马上就组织一个班子起草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关于加快北京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这个《意见》里面，明确地写上了北京要充分地利用北京的文化资源、人才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目标是要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之一，要使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同时提出了一些发展的简单思路。这个文件应当说是中国第一次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形成的在一个地区要推动文化发展的文件。
北京文化行业历史发展的脉络大致如此。从历史上曾经有，到一定时期变得很微弱了，然后重新慢慢从不自觉走向了自觉的过程。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要大力发展首都文化产业，这样一个决定标志着北京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由自发走上了自觉的阶段。以后的这几年来，北京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比较自觉的。当时那个文件完成得是比较快的。当时我4月到了南方，6月回来汇报，8月召开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9月就起草了这个文件。速度为什么能这么快？我们应当知道，当时，1996年的时候，连文化产业这个概念都还没有，为什么能够比较快地出现这个文件？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环节很重要。就是我回来汇报南方文化考察的情况，当时是怎样一个环境呢？因为我们现在一谈到文化产业，就是文化部、文化局、新闻出版署、广播电视局等，和这些部门有关。根据北京的经验，一个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仅仅靠一个职能部门的推动是不行的。文化产业发展牵扯到方方面面。我曾经在《文化报》的一个采访中说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是动你一根头发，你全身都会有反应，涉及的方面很多。发展文化产业，项目要确定，首先遇到的是规划，规划部门不给你开绿灯，对不起，你的车就得停。建委，建设部门，不给你开绿灯也不行。财税部门，也是发展文化产业必定要牵涉的部门。如果在一个地区发展文化产业，这些部门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那么这个地区的文化产业是推动不了的。所以我跟市长书记作南方情况汇报的会议，就是那样一个规格。我把我的观点跟他们讲了，他们接受了，觉得文化产业的发展的确不单是广电局、文化局的问题。所以当时市长、书记，然后宣传部下属各个局（文化局、广电局、旅游局、文物局等），再就是建委、规委、计委、财政、税收，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所以当时等我一汇报完，市委市政府就能在会上立即作出一个决定，赶紧准备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这个环节说明一个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注意的关键地方。
如果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把决策做出来了，就写在纸面上，没有后面的跟进，这个决议就只是个决议、意见就只是意见，一张白纸而已，白纸上多了几个黑字，没有作用。所以北京市文化产业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我觉得跟1996年以后，北京市市委市政府一些后续工作的跟进大有关系。
就在这个决议做出来后，1997年就在北京市成立一个市场课题“北京文化产业现状与对策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就是要摸清北京文化产业的家底，摸清文化消费的状况，清理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这个课题使用什么方法来推动的？它由四个部门参与：第一，北京市委宣传部，党负责文化的主管部门；第二，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政府操作部门；第三，北京市计划委员会，计划部门；再就是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部门。四大部门组成了一个大的专题研究班子。进行了一年多的调研，由于有这样一些机构的参与，操作的时候相对容易了一些。调查弄清楚了北京市文化产业的家底。同时作了三个区县的居民文化消费调查，也就是居民现在文化消费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已经到了什么样的标准。我刚才讲了，文化产业的上帝不是哪个人，而是文化消费，真正指挥文化产业怎么操作的是文化消费。所以那时候，我们花了几十万搞了三个区县的文化消费调查。消费的底儿有了，现在文化产业资源、行业的状况问题都摸清楚了，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一年半之后，思路出来了。也就是北京市掌握了如何在一个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动权。
一个地区也罢，一个企业也罢，如果发展文化产业，调查是基础。所以我在别的场合讲，一个企业现在讲项目投资都在考虑硬件，而项目之前的调查却不是投资范围。这是我们文化产业和其他一些企业在进行项目投资时很大的误区。北京市要发展文化产业，事先是投了资的，尽管不一定投得够，但是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就是要在研究上投入大量的力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阵势不是一般情况能够出现的。宣传部、政府办公厅、计划委员会等组成那么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这应当说是北京市文化产业推动成功的一个环节。
如果事情仅仅到这里够不够？当然还不够，这个成果出来后，当时就有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出面主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社会报告这个成果。然后由中央电视台四频道作了半小时的专题节目，由市委副书记和我两人谈文化产业怎么启动怎么干。实际上，这个操作行为宣告北京要发展文化产业，而且向世界宣布北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潜台词是我们欢迎世界投资北京文化产业。
接着接受最受北京老百姓欢迎的《北京晚报》的专访，借机发表一个谈话，中心是发展文化产业造福北京市民。要把这个事情办好，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还要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跟每一个人都有利害关系。如果你在一个地区要发展什么，一定要当地老百姓支持并成为你的后援，如果不是后援还跟你捣蛋，事情进展起来就慢了。
我们这样做了，北京这些年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当时的特殊历史情况是，中央还没有提出要在全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明确政策。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等于是在摸索一条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路子。1998年，我们几个文化圈子里的朋友一起聊天就谈到，在上海、北京这几个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推动得比较快，但是整体来讲，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个中央的大政策，需要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也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生存环境有的时候可以等，有的时候可以创造。当时我们1998年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们几个就谈了这个思想，下一步要做些工作，争取中央政策的大环境。
再后来我们在各种场合把更多的工作做到国家计委，做到文化部，把环境搞得更好一些。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大城市文化产业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