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本书发了，有两点是很值得总结的：一个就是敏锐性，它是社会直观感觉的积累。要能从表象上发现内容，这就需要社会直观感觉的积累，这是一种除了专业知识以外的社会积累。另外就是对信息的积累。我就很佩服做白岩松的书的这个编辑，北京报摊上的所有报纸他都买，一天买报纸的钱将近20块，重要的杂志都订。这样信息量就在脑子里经过积累反应出来了，看到一个新内容就会反应出会不会有人喜欢去读。另外一个就是做书经验的积累。我曾经跟我们的编辑说，现在你没有什么感觉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学，要去看，积累到一定的时候，碰到一个选题，你可能自己就会直观的觉得“这个选题挺好的呀，这个选题不错呀”，自己就会有感觉了。全国的畅销书，你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每一本书后面都会有一个不错的编辑，或者是很像样的团队，很像样的社领导。所以，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感觉。
还有一个编辑方面的问题，现在的编辑已经不仅仅是只能做案头的编辑，还应该参与到前期的策划创作中间去。我们和崔永元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崔永元的这本书我们约了三年。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写，找了很多理由。后来，白岩松出了书，而且还挣了100多万以后，我们觉得时机大概成熟了。可是到了该写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写了。这里面的反复非常非常的多。其中有几个原则是出版社和作者之间必须共同遵从的：一个就是不能代笔，哪怕只有一个段落代笔，读者一下就能看出来不是他写的。不代笔，但是要有很多东西需要大家在一起来凑。所以一开始我们说，咱们先聊聊。聊你有什么在屏幕上说不清楚的，觉得还想再跟观众们说的。后来，崔永元和他《实话实说》里的几个策划一起关到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去瞎聊，找素材，找灵感，录了音。回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好，很有内容，就让他回去写第一稿。第一稿写出来我们感觉不太理想，就跟他说不太理想。我们编辑和他说了几遍以后，到后来他自己感觉找到了那几段写得特别好。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他有篇篇幅较大的文章叫做《领导》，在这篇文章里他很善意地说了领导。赵化勇说，也就你敢这么写。他自己说，“我这篇写得特顺！”这部分确实写得很好。有一些，比如说对现代节目制度的改革，他就不适合写，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认为他这一部分写得不太理想。但是我们跟他约定，我们让他第二本专门写节目这一部分。
所以，做他这本书，我们一共通了100多次电话，30多次面谈。他给我签的名就是：“下次你再跟我谈30多次，我也不写书了！”真是非常非常的苦。最后的一次校稿是在梅地亚中心，干到四点多钟，干到最后全都趴下了。他要求我们一个错字都不能有。后来我跟他说，国家出版署规定，万分之一是合格。你的书现在是27万字，可以错27个；6万分之一或者8万分之一算优秀，错4个字算优秀。全国所有的书就只有《毛选》没有一个错别字，《邓选》都错了一个字。你要求也太苛刻了。后来就觉得他简直对我们是一种折磨。现在我们的关系当然特别的好。但是书刚出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这是什么呀！简直就是粗制滥造。”30万本让我们全部重印。我说，“小崔，你这就是开玩笑了，我们先上市再说。”后来到市面上以后，30万册在3天之内全部脱销，销售非常好，后来这就算饶了我们了，不然还没完，非常认真。同时，还有和作家的关系。比如这次我们跟池莉约稿，我们说：“池莉，如果你这本书想出到15万册，你的书的题材就不能离开大城市。小城镇都不能去。因为你的读者群就在这些大城市。喜欢你的言情，喜欢你的城市题材，不喜欢你到农民那里去，那是贾平凹的事。如果你硬是要写，印数起印5万册。”这本书现在发到了17万册。编辑参与前期创作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给他们提供思路，因为作家，你不能给他命题，否则他无法创造。但是作者有可能，就是说，文学创作和其他的东西是有区别的。我们跟《开心辞典》的王小丫谈她的那本书，我们当时的原则就是，不要怕文字粗糙，但是一定要发自内心，有真情实感。陶金的夫人赵丽萍在写她的《陶金，我的挚爱》这本书时就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写得十分感人。后来这本书在北京晚报连载的时候，晚报也比较会做，开始用了他们两个人的结婚照，但是却是一个死亡的题目，是一个极大反差，所以人家很爱看。有的时候文章或书不一定是要文字好，最重要的就是其中的感情、激情写出来了。
刚才讲的是内容方面，我们的编辑一定要参与到前期的创作中间。如果以后要做畅销书，这个就会显得越发的重要，因为作者和市场是有距离的。大部分的作者都有比较良好的自我感觉。我们见过的作者一般都说，这书怎么着也能发个三五万册呀！其实你一看这书，能发个1万就很了不得了。所以，如果是自由来稿，还好办一些，如果是约稿，前期就一定要跟他谈清楚。从开始约稿到后来的截稿，再到怎么和市场相接合，一定要相互合作。我说的和市场接合并不是说要完全迎合市场的胃口，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力求贴近读者的阅读心理。
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来吸引作者和策划好的选题。我认为吸引作者，稿酬、发行量、印制都是条件，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加能力。所谓诚信，并不是仅仅不隐瞒他发行印数。现在有些出版社，印5万，却告诉作者只印了2万，隐瞒印数。实际上，我觉得诚信是贯穿始终的。你只有对作者、读者是非常非常负责，对周边的发行人员负责，最后才是对出版社自己负责。这个是一个出版社在参与谈判时必须坚持的一个思想。编辑在谈稿的时候，是有压力的，因为现在出版社一般都会有利润指标。编辑在谈稿的时候，脑袋可能在迅速的转：这本书大体上能挣多少，我给你多少版税才算合适。所以在谈的过程中间，你的这些想法，尽管你不说，但是作者是看得清清楚楚，非常明白的。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你在算账的时候，在前面一定要算清楚，这本书大体上能赚多少。然后你再跟作者谈的时候，你的小九九不要打得太细。有的出版社的老板特别爱这样。他特别爱跟编辑算账。他说，你这书还没出呢，前期的投入就要那么大，作者的版税能给9%，你干嘛给10%？等等。我觉得这些话从经营角度来讲是正常的。
最近有一个陆天明的《省委书记》这本书。竞争的出版社特别多。我们是其中一家。很多非常好的出版社和编辑都跟他谈了，但是他最后选择的是春风文艺。这个里面我后来了解到有很多的因素。就是说出版社开出的条件一般是12%，也就是起印数15万册的12%，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数。后来，可能又牵扯到有些出版社开的价钱比较高，除了印平装本以外，还印精装本，并且还加印文集。这样的话，我算了一下，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出版社，这是肯定承受不了的。这样，我们在这个书稿上就放弃了。但是，如果说，还是同样这样的条件，如果陆老师当时说，你给我13%行不行？如果我当时是编辑，我很可能就会同意。
为什么呢？因为这15万的13%，等于加了一个扣，加这一个扣的话，这15万本还是可以挣到17万的。但是，别的出版社有愿意出13%的，所以最后被人家拿走了。就等于是你原来可以挣20万，你谈了谈，只能挣17万，再让老总一指示，你谈到最后成了什么都挣不着了。所以我跟他们在讲的时候，从来都是跟他们讲投入产出比，也就是你在挣钱的时候，一定是大家都有之后，你最后一定会有。如果你一开始就想我得有什么的话，到最后你肯定什么都挣不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让的步比较大。可能有的书在一些出版社是能挣10万，到了我们出版社可能就只能挣5万，这样的理念应该有，就是说，在挣钱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周边的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都要挣到，然后你自己的那份就肯定有。我们尝试过好多次，情况大体都是这样的。精打细算，所有的人都得为你服务，所有的人都得为你挣这点钱，到最后，你肯定是挣不着的，这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