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从前商汤王住在亳地，同葛国为邻。葛伯放荡不羁，不祭祀祖先鬼神。汤王派人去问：‘为什么不祭祀呢？’回答说：‘没有牛羊做牺牲。’汤王派人给他送去牛羊，葛伯把它们都吃了，不拿它们去祭祀。汤王又派人去问：‘为什么不祭祀呢？’又回答说：‘没有粮食做祭品。’汤王派亳地百姓去替他们耕种，让年老体弱的人给耕田的人去送饭。葛伯竟带着百姓拦住那些拿着酒、饭菜和粮食的人进行抢夺，不肯给的就杀。有一个小孩去送饭和肉，葛伯竟也杀了他，把东西抢走。《尚书》上说：‘葛伯仇视送饭者。’就说的是这件事。汤王就为着这小孩的被杀，来讨伐葛伯，四海之内的人都说：‘汤王不是贪图天下的财富，是为老百姓们报仇。’汤王的出征，是从葛国开始。出征十一次，天下无敌手（次次获胜）。征讨东方，西方的夷人就埋怨；征讨南方，北方的狄人就埋怨，都说：‘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后面？’老百姓盼望汤王的到来，就像大旱之年盼望雨水一样。汤王不论打到哪里，做买卖的照样做买卖，种地的也不停工。汤王来杀掉骑在他们头上的暴君，慰问那些可怜的百姓，就像下一场及时雨一样，百姓非常高兴。《尚书》上说：‘等待我们的国君，国君来了我们就不再受罪了。’又说：‘攸国不服，周王就东征，安定那些男女百姓；他们把黑色和黄色的捆好了的绸帛放在筐里，请求介绍和周王见面，得到光荣，做大周国的臣民。’当时攸国的官员，把黑色和黄色的绸帛装满竹筐，来迎接周国的官员，百姓用竹筐盛饭，用酒壶装满酒浆，来迎接士兵。看出周王是要把百姓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捉到那残害百姓的君王而已。《泰誓》上说：‘我们的武力要发扬，攻到商国的疆土上，除掉那残害百姓的君王，捉到那些残暴之徒；我们的讨伐要进行，这个事业比成汤还辉煌！’不实行仁政就算了，如果实行仁政，天下百姓都在抬头仰望，要拥护他来做国君。齐、楚两国虽然强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解读
周武王灭殷后，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于殷旧都商丘。成王时，武庚叛乱被杀，成王又把该地封给纣的庶兄微子，号宋公。从这时起，宋国开始建立。从周初到战国几百年来，宋国国内不断发生动乱，国势并无起色，始终是一个小国，“五霸”中没有它，“七雄”中也没有它。
万章问话时，正是宋的最后一位国君偃当政。孟子在齐国时听说宋王偃要行仁政，所以才来到宋国。
司马迁的《史记·宋微子世家》对宋王偃是这样写的：“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皮口袋），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涽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以宋的老祖宗商汤王为例，说明只要能行仁政，不论国家大小，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周围的强国并不可怕。
孟子说这话时，宋王偃可能正在不断取得胜利、得意忘形的时候，所以提出要施行仁政。到汉朝司马迁的时候，宋王偃的残暴已有定论。像宋王偃这样的暴君也想实行仁政，恐怕那只是挂羊头卖狗肉吧！
孟子和弟子万辛谈话时，没有议论宋王偃，和宋大夫戴不胜谈话时，就涉及宋王了。请看下一章。
原文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王何？”
译文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想让你的宋王学好吗？我明白告诉你。这里有一位楚国大夫，想让他的儿子会说齐国话，你说是请齐国人教他呢？还是请楚国人教他？”
戴不胜说：“请齐国人教他。”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在旁边喧闹，即使每天鞭打他逼他说齐国话，是办不到的。如果带他到齐国临淄的庄岳街道去住上几年，即使每天鞭打他逼他说楚国话，也是办不到的。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让他住在了王宫里，想影响宋王，如果住在王宫里的人，不论长幼尊卑，都是薛居州那样的好人，你们宋王能和谁在一起干坏事呢？如果住在王宫里的入，不论长幼尊卑，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好人，你们宋王又能和谁在一起干出好事来呢？一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解读
在这一章中，孟子对宋王偃的变好是抱悲观态度的。他用人学说方言为例，比喻宋王偃所处环境的恶劣，认为只凭薛居州一个好人之力，是无法使偃变好的。若想拯救他，必须从根本功夫下手，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根本功夫是什么？就是使住在王宫里的人，不论长幼尊卑，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把宋王偃的心改正过来，即唤醒他的良知。当时，宋王偃已被阿谀奉承的小人包围，孟子提出的办法，戴不胜即使想通了，接受了，也是办不到的，所以宋国只能是国破人亡。
原文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译文
公孙丑问道：“您不主动去见诸侯，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古时候，不是你的臣就不去见你。魏国的段干木，魏文侯去看他，他就跳过墙躲开了；鲁国的泄柳，鲁穆公去看他，他关上门不让进去。这么做都有点太过分了。如果逼着要见也就可以相见。阳货想让孔子去见他，又不愿自己失礼。按礼法说，大夫对士赏赐礼品，如果士不在家，没有亲自接受礼品，士就要亲自到大夫家去拜谢。于是，有一天阳货探听到孔子不在家，就给孔子送去一只蒸小猪。孔子也探听阳货不在家，才去答谢。在这个时候，阳货如果不耍花招，先去看孔子，孔子哪会不去看他？曾子说：‘耸起肩膀，装出谄媚的笑脸，这比夏天在菜园里浇水还要累。’子路说：‘和这个人志趣不合，还勉强同他谈话，表现出言不由衷、面红耳赤的样子，这样的人，我是不赞成的。’由此看来，君子怎样来培养自己的品德操守，就很清楚了。”
解读
在本章，孟子谈了士应当怎样处理与当权者的关系。
首先，孟子对段干木和泄柳拒见国君的做法并不赞成，而且认为有点过分。他认为，如果国君逼着要见自己，是可以出见的。他举出孔子为例：阳货不过是季氏家的一个总管，他想尽办法让孔子去见他，孔子虽然不愿见他，但当阳货送来蒸豚时也设法进行了回拜。孟子认为，阳货如果放下架子，亲自去拜见孔子，孔子是会见他的，因为这是礼法要求的。
但当时一些读书人，为取得当权者的欢心，或为谋得一官半职，都想方设法接近当权者，甚至不惜“胁肩谄笑”，丧失人格。孟子举出曾子和子路的话，表明了“士”对当权者应有的态度。
孔子、孟子以及曾子、子路等，在对待当权者的态度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可是自古及今，能坚持操守、不谄媚当权者的人，又有多少呢？
原文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译文
戴盈之说：“税率十分抽一，免除关卡和市场的征税，今年还办不到，请先比原先减轻一点，等明年再彻底实行，怎么样？”
孟子说：“现在有一个人，每天偷邻家的一只鸡，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一个君子应该干的。’他说：‘请让我减少一点，每月偷一只鸡，等明年再彻底不偷。’如果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就应该赶快停止，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呢？”
解读
宋王偃好大喜功，不断用兵，自己生活又挥霍无度。这些巨额的花费，自然都要由百姓负担，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孟子建议宋国为政者减轻税收，戴盈之对此做了回答。其实，戴盈之的话只是托辞。次年的税率能否降到十抽一？关卡和市场的税收能否免除？恐怕都很成问题。宋国的政治不可能改革，人民的负担也不会减轻。
孟子的话是很有名的。字数虽不多，但因比喻恰当，颇有说服力。一个人要知错就改，如果表示要一点一点的改，那其实就是在袒护错误，就是不打算真正改正错误。
原文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译文
公都子说：“别人都说您喜欢辩论，请问，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哪里是喜欢辩论，我是不得已呀！天下自有人类以来，已经很久了，一治一乱，交替出现。当唐尧的时候，洪水横流，到处泛滥，中原成了蛇和龙的家乡，而百姓却无处安身。低处的入在树上搭巢，高处的入就挖相连的洞穴。《尚书》上说：‘洚水向我们提出警告。’‘洚水’就是洪水。舜命令大禹来治水。禹挖地把洪水引到海里去，把龙蛇赶到草泽里去。水顺着地势奔流，那就是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危险既已排除，害人的鸟兽也没有了，从那以后，人才能够在平原上居住。
“尧舜死了以后，圣人治国之道逐渐衰落，残暴的君主相继出现。他们毁坏民居来做供自己游乐的深池，使百姓无处安身；破坏农田来做园林，使百姓无衣穿，无饭吃；在此基础上，邪说暴行又起来了。园林、深池、草泽一多，禽兽也就来了。到商纣的时候，天下又大乱，周公辅佐武王杀了纣王，又讨伐奄国，三年之后又把奄君杀了，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灭掉的国家一共有五十个，把老虎、豹、犀牛、大象赶得远远的，天下的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文王的谋略，多么光明！武王的功业，多么伟大！保佑开导我们后人，都走正路而无缺憾。’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起来了，有臣子杀死君王的，有儿子杀死父亲的。对此，孔子深为忧虑，就著作了《春秋》。《春秋》这部书，所褒贬的本是天子做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恐怕只有《春秋》这部书吧！加罪于我的，恐怕只有《春秋》这部书吧！’
“圣明的国君不出现，诸侯为所欲为，无官职的士人乱发言论，杨朱和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世人的言论，不属于杨朱，就属于墨翟。杨氏主张只顾自己，这是目无君主；墨氏主张兼爱（不管远近亲疏都一样爱），这是目无父母。一个人心目中既无君主又无父母，那就是禽兽了。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百姓脸上却有饥色，山野里有饿死人的尸体，这就是率领着禽兽来吃人。’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就不能显露出来，这就是用邪说欺骗百姓，堵塞住仁义之路。仁义被堵塞，就是率领禽兽吃人，这样下去，人和人也将你吃我、我吃你（因为人们不懂得什么是仁义）。我很为此忧虑，就起来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抗拒杨、墨，驳斥错误的言论，使发表邪说的人不能抬头。邪说侵入心里，就要危害工作；邪说侵入工作，就要危害政治。即使圣人再出现了，也会赞同我的话的。
“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天下才得以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百姓才得以安宁；孔子著作了《春秋》，作乱之臣、不孝之臣才有所恐惧。《诗经》说：‘攻击戎狄，惩治荆舒，就没有谁敢来抗拒我。’像杨、墨这样无父无君的人，是周公所要惩治的。我也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错误的言论，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哪里是喜欢辩论呢？我是不得已呀！能够以言论来反对杨、墨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
解读
公都子问老师：“人称夫子好辩，您到底为什么好辩？”孟子说，自己是在不得已的情势下才挺身而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承续历史文化和对抗时代思潮。
孟子对自有生民以来的历史进程，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论断，即所谓的“一治一乱”。这是孟子综合古今历史所作的结论。
尧舜时，洪水泛滥，猛兽为害，人民流离失所。于是舜使禹治水，龙蛇远离，人民得以安居。这是一治一乱之一，是人与自然的斗争。
尧舜之后，禅让停止，帝位世袭，暴君接连出现，到商纣时更是民不聊生。周公辅佐武王，诛纣伐奄，天下归于太平。这是一治一乱之二，是政治上同暴君的斗争。
到了东周，诸侯大小兼并，上下篡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一治一乱之三，是正伦理纲常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