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译文
孟子说：“就是离娄的眼力，公输般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和角尺，就不能正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就是有师旷那样审音的耳力，如果不用六律，就不能校正五音；就是尧舜那些好办法，如果不行仁政，就不能管理好天下的事。现在有些诸侯，虽然有仁爱的心肠和仁爱的声誉，但老百姓却得不到他的好处，他的做法不能为后世取法，就是因为他不推行先王之道。所以说，只有好心，不足以搞好政治；只有好法，法律也不能自己去运作。《诗经》上说：‘不要出错，不要遗忘，一切都要遵循旧时的典章制度。’遵循先王的法制而犯错误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圣人既已用尽了目力，然后又用圆规、角尺、水平仪、绳墨，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就用之不尽了；圣人既已用尽了耳力，然后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已用尽了心力，然后又施行不忍伤害人民的仁政，那么，仁爱就遍布天下了。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深池一定要凭借沼泽；治理国家不凭借先王之道，能说是聪明吗？因此，只有仁人才应该居于高的职位，不仁的人而居于高的职位，就会把他的恶劣品质传播给群众。在上的没有道德准则，在下的没有应遵守的法度，朝廷不相信先王之道，工匠不相信规矩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法，这样的国家还能够存在，实在是侥幸。所以说，城墙不坚牢，军备不充足，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没开辟，物产不丰富，不是国家的祸害。可是在上的没有礼义，在下的没有教育，恶人起来作乱，国家的灭亡也就快了。《诗经》说：‘上天正在行动，不要这样泄泄不休。’‘泄泄’就是喋喋多言。事奉国君不合义理，进退不守礼法，一说话就诋毁先王之道，就是喋喋多言。所以说，对国君提出正确的要求和批评叫做‘恭’；向国君讲说仁义，堵塞异端，叫做‘敬’；如果（不责难也不陈善闭邪）就说‘我们国君不行善道’，就是残害国君了。”
解读
本章一开始，盂子就举出两个非常有名也的确很有说服力的比喻：“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用来强调想平治天下，必须遵先王之道，施行仁政（用比喻增强说服力，是孟子文章的一大特点）。
有些国君也有“仁心仁闻”，如齐宣王不忍心看到一头牛去衅钟，而把牛换成了羊；梁武帝终日素食，祭祀时不用活的牲畜，而用面做成牲畜的模型作祭品，遇到死刑案件就要落泪……他们可以说是很仁慈了，可是百姓生活却很痛苦，就是因为他们不能遵先王之道，施行仁政。一个国家想遵先王之道，施行仁政，必须仁者在高位；如果不仁者在高位，将“播其恶于众”。所以，一个国家，“城郭不完，兵甲不多”，“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都不是国家的祸害。反之，如果“上无礼，下无学”，而使得“贼民兴”，则会导致国家灭亡。
所谓仁者，不是说为人仁慈就是仁者，真正的仁者必须对国君“恭敬”。什么叫“恭敬”？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至于那些只会说“吾君不能”而不能进善言的人，只能说是“贼”了。他们只起坏作用，不起好作用。
原文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圆规和角尺是方、圆的标准；圣人，是人伦的标准。想做国君，就要尽为君之道；想做臣子，就要尽为臣之道。做君和臣的都向尧和舜学习就可以。不用舜事奉尧的态度和方法来事奉国君，就是对他的国君不恭敬。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态度和方法去治理百姓，就是对百姓的残害。孔子说：‘治理国家之道只有两条：就是行仁政和不行仁政罢了。’残害百姓的后果，重则本身被杀，国家灭亡；轻则本身危险，国家削弱。这样的国君，死后谥为‘幽’、‘厉’，即使他有孝子慈孙，经过一百代也是改不了的。《诗经》说：‘殷朝有一面离它不远的镜子，就是前一代的夏朝。’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解读
本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强调作为君臣必须效法尧、舜。这就像画圆与方以规与矩做标准一样，作为君臣要以尧、舜作标准。为臣的，要效法舜怎样事奉尧；为君的，要效法尧怎样治理百姓。尧、舜值得后代君臣效法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仁”字。孔子说的好：“治国之道，只有两条：仁与不仁而已矣。”不能“仁”，必“不仁”。如果不仁，重则“身弑国亡”，轻则“身危国削”，作为国君还将得到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恶谥，如幽、厉等。孟子还引用了《诗经·大雅·荡》的最后两句诗“殷鉴不远，在复后之世”。《荡》是以周文王的口气，指责殷商之虐政，孟子拿来，实是借殷为喻，暗斥当今，想让今人和后人以幽、厉为鉴吧？
原文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译文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的获得天下是由于仁，他们（桀、纣、周幽王、厉王）的丧失天下是由于不仁。国家的衰败和兴起，生存和灭亡，也是这个道理。天子如果不仁，就不能保住他的天下；诸侯如果不仁，就不能保住他的国家；卿大夫如果不仁，就不能保住他的宗庙；士人和百姓如果不仁，就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现在，人们憎恶死亡却乐于干不仁的勾当，这正像憎恶喝醉酒却偏要喝酒一样。”
解读
本章继续前一章，用史实说明仁与不仁的结果，并强调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如果不仁，将给事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致命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也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但奇怪的是人们却乐于干不仁的勾当。原因在哪里呢？私欲是罪魁祸首。所以，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一章）
原文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译文
孟子说：“我爱别人，可是别人不亲近我，那得反问自己，对人的仁爱是否够；我管理别人，可是没有管理好，那得反问自己，自己的智慧是否够用；我礼貌待人，可是别人不以礼貌待我，那得反问自己，自己对人的恭敬是否够。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就得反躬自责。自己本身端正了，天下人自会归顺你。《诗经》说：‘要永远地配合着天命啊！自己去追求无穷的幸福。’”
解读
本章继续前一章，提出怎样治“不仁”。
人们所以陷入“恶死亡而乐不仁”的泥坑，就是因为自己的良知被私欲蒙蔽了，不能为自己的生活做主。怎样才能跳出泥坑摆脱私欲的纠缠呢？不能靠外人，只能靠自己的觉醒，靠自己主动地时时反省自己的存心是否真诚。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他们的任何反应，都多少会反映出自己的一些信息。如关爱他人，他人却不领情；管理别人，别人却不听从管理；礼貌待人，人家却不以礼回报，等等。如果你认真反省，一定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如果你一心向善，必然能想法改进自己（这也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总之，反求诸己，才是更积极、主动、有效的途径。
我们不妨把《诗经·大雅·文王》的两句诗作一番发挥，其意思应该是：“我们要永远地勉励自己遵从真理（天命），而主动地去创造美好的人生。”
原文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译文
孟子说：“人们有一句常说的话，都说：‘天下国家。’天下的根本是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构成家庭的个人。”
解读
本章是对前一章的发挥。
“天下国家”虽是人们常说的，但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一自上而来的互相依赖关系，最后是以人的素质为根本的道理，但人们并不一定知道。所以，孟子在这里特别提示给大家：国家强大，必需国民的素质好。
《大学》里面所说的“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译文
孟子说：“搞政治并不难，只要不得罪那些贤德的卿大夫之家就行了。因为这些家族所敬慕的，全国人都会敬慕；全国人所敬慕的，天下人都会敬慕。所以，这么做道德教化就可以迅速浩浩荡荡地洋溢于天下。”
解读
孟子的这段话是何时何地时谁说的，都不清楚。大概是在一个有贤德的卿大夫的国家，对一些想从政的人说的吧？
朱熹的《孟子集注》对本章作了如下说解：“盖巨室之心，难以力服，而国人素所取信。今既悦服，则国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无远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盖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则人心之难服者先服，而无一人之不服矣。”
孟子所言，确是旧社会为政之要。今天是民主社会，为政者要体察民意，但“巨室”的态度，也是依然不能忽视的吧？
原文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译文
孟子说：“天下政治上了轨道，道德不高的人听从道德高的人的役使；不太贤能的人听从贤能人的役使；天下政治不上轨道，力量小的听从力量大的役使，弱的听从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是出自天意。顺从天意的就生存，违背天意的就灭亡。齐景公说：‘既不能命令别人，又不能接受别人命令，就将是绝路一条。’他流着眼泪把女儿嫁到吴国去。现在小国向大国学习，却以接受大国的命令为可耻，这就好像弟子们以接受老师命令为可耻一样。如以接受别国的命令为可耻，那就不如向文王学习。向文王学习，大国学五年，小国学七年，就一定可以对下发布政令。《诗经》说：‘商朝的子子孙孙，他们的人数上亿（十万），上帝下了命令，要对周朝臣服，臣服于周朝文王，可见天命变化无常。殷代的臣子漂亮聪明，也都献酒在周京庙堂。’孔子说：‘仁德的力量，是不能拿人多人少来计算的。国君如果爱好仁德，就会天下无敌。’如今，一些诸侯想无敌于天下，却不实行仁政，这就像手拿烫手的东西，却不肯用凉水浇一样。《诗经》说：‘谁能苦热不求凉，不用水来洗一场？’”
解读
本章的中心是劝各国国君，不论国家的大小，都应该修德行仁，这样才能做到“天命在我”。
孟子认为：天下有道，人们都重视品德修养，他们在国家里也都能得到与自己品德相称的位置。这样，品德不高的人，就会为品德高的人所役使；不太贤能的人，就会为贤能的人所役使。如果天下无道，人们不再重视品德修养而重视力量，就会力量小的听从力量大的役使，弱的听从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是天理之当然，不能违抗。齐国本是北方大国，就是因为一时不如南方新兴的吴国强大，所以齐景公只好流着眼泪把女儿嫁到吴国去，父女终生难得再见。齐景公的做法，可以说是明智之举。
但是，当前有些小国，一方面不能修德以自强，只学习大国的享乐；另一方面却以接受大国的命令为可耻，这种悖理的做法，会得到报应的。小国如果有志气，以受命于人为可耻，那就应该学习文王。文王也是从一个受命于殷朝的小国而兴起的。如果认真学习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就一定可以对天下发布政令。《诗经·大雅·文王》就讲述了殷朝的上亿（十万）遗民臣服于周的表现。孔子读此诗后也说：“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
最后，孟子批评了各国当权者“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他打比方，又举《诗经·大雅·柔桑》为例，指出各国的做法是错误的，想无敌于天下就必须修德行仁。
原文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对不仁的人，我对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居心不仁，也就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把危险当做安全，把灾祸当做有利可图，他走在死亡的路上却自以为可乐。对不仁的人如果还有话可说，能说得动，那世上还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不幸事件发生？有一个小孩歌唱道：‘当那沧浪之水清澈的时候，我就用来洗我的帽带；当那沧浪之水混浊的时候，我就用来洗我的脚。’孔子说：‘弟子们，你们听一听！水清时洗帽带，水浊时洗脚，这全是沧浪之水自己招来的。’做人也是一样，一个人总是自己侮辱了自己，才招来别人的侮辱；一个家总是自己败坏了自己，才招来别人的败坏；一个国家总是自己先攻打自己，才招来别人的攻打。《尚书·太甲》说：‘天降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作的罪孽，逃也逃不掉。’正是这个意思。”
解读
本章强调人的堕落全由自取。孟子引用了《孺子之歌》、孔子和《太甲》的名言，谆谆告诫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