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因为自作孽，都是自己昧着良心干的。他不是不知道自己错了，是明明知道错了还要昧着良心干。这种人除非他自己痛切改过，不然将永远堕落下去，不可挽救。至于“天作孽”，是客观环境造成的灾难，只是指现实上的贫贱、事业上的成败等，与丧失良心属于不同层次。只要良心正，能坦然接受现实的失败，凭着自己的勤奋仍可以改变现实。所以，现实的困境，不足以构成对人心的致命打击。对自己来说最致命的是，自己毁灭了自己的良心。
原文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桀和纣的丧失天下，是由于失掉了自己的百姓；所谓失掉了自己的百姓，是失掉了百姓的心。得天下的有办法：得到自己的百姓就能得天下；得到自己的百姓有办法：就是要得到百姓的心，就可获得百姓的支持；得到百姓的心有办法：他们所希望的，替他们聚积起来；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如此罢了。百姓对仁人仁政的归附，正好像水向下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为深渊驱赶鱼的，是吃鱼的水獭；为树丛驱赶鸟的，是吃鸟的鹞鹰；为商汤王和周武王驱赶百姓的，是夏桀和商纣。当今天下的国君如果有好仁的人，那其他诸侯都会替他把百姓赶来了。即使你不想统一天下，也是办不到的。但是，当今想统一天下的国君，就像得了七年的疾病必须要用干了三年的艾蒿才能医治。这样的艾蒿，如果平日不积蓄，一辈子也找不到。如果不想行仁政，就会一辈子担忧受辱，以至陷入死亡的绝境。《诗经》说：‘那怎么能好呢？不过是相率落水淹死罢了。’也正是这个意思。”
解读
在本章，孟子提出桀、纣之失天下在于失民心，因此想得天下，必须得民心。怎样得民心？孟子认为必须“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就是要施行仁政。仁政乃人心所向，人们奔向仁政，如“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不可阻挡，这从桀、纣之所以灭亡、汤王和武王所以兴起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孟子指出，今天想施行仁政统一天下，并不是简单地一想就能办到，需要下苦功，就像“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一样，需要平时一点一滴地积累才可以。可是当前各国诸侯都急功近利，谁又有心情去积累，即一点一滴地去做好事行仁政呢？而不行仁政，他们只能是灭亡的命运。《诗经》说得很干脆：“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原文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译文
孟子说：“自己残害自己的人，不能跟他谈论有价值的话；自己放弃自己理想、事业的人，跟他不能干什么有价值的事。说话就诋毁礼义，就叫做自己残害自己；自己不能以仁为心，按义行事，就叫做自己放弃自己。仁，是人可以安居的住宅；义，是人应该走的正当的道路。把可以安居的住宅空放着，舍弃应走的正当的道路而不走，真是可悲啊！”
解读
一个普通人，感觉生活是有意义的，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自己有理想有奔头，尽管他们的思想境界不同。因为人的良心（仁）在主导着自己，有是非观念，为人处事都走正路。仁者的境界当然最高：“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的这种思想，源自对孔子思想的深入领悟。孔子说：“仁者爱人。”（《颜渊》第二十二章）一个仁者，心里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孔子在向子贡解释什么是“仁”时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八十章）。所以，“仁者安仁”（《里仁》第二章），“仁者不忧”（《子罕》第二十九章）。
自暴自弃的人，漠视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而弃之不顾，放着人生美好的大路而弃之不走，结果使自己陷入空虚、孤苦、矛盾、嗟怨之境，这是十分可悲的。对这样的人，跟他说什么话都是没有意义的，跟他一起从事任何事业也都不会成功。人生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可悲的境地，根本原因是自己内心无主，良心失去作用。
原文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译文
孟子说：“道就在近旁，却往远处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往难处去想。只要每个人都爱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
解读
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有些人认为人事这么复杂，建立和谐社会很难。实际上，只要我们把人际关系理顺，社会就会和谐。怎样理顺人际关系？要从根本处入手，那就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我国的传统道德教育，是最有效的方法。试想社会上的人都能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有老有少，天下能不太平吗？道不是远离我们，而是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原文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译文
孟子说：“职位卑下而得不到上级信任的，是不能把百姓治理好的。想得到上级信任有办法，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上级的信任。想得到朋友的信任有办法，侍奉父母得不到父母的欢心，就得不到朋友的信任。使父母欢心有办法，问问自己，侍奉父母不是诚心诚意，就不会使父母欢心。使自己诚心诚意有办法，如果不懂得什么是善，就不会诚心诚意。因此，诚，是天的根本法则，追求诚，是做人的根本法则。拿出至诚而不能使别人感动的，是从未有过的；不诚，是不可能感动别人的。”
解读
本章是对上一章的深入发挥。
孟子从如何能“获于上”这一士人关注的问题开始，推及信于友；由信于友，推及悦于亲；由悦于亲，推及诚其身；最后由诚其身，推及明乎善——环环紧扣，由外而内，说明一个人想在社会上得到上上下下的信任，要在明乎善之后，能“诚其意”。人必须知善恶，以诚待人，由父母而朋友，由朋友而上级领导，这是人生的正路。
由这一章可以看出，孟子所学，正是儒家由孔子而曾子、由曾子而子思的理论系统。孟子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孔子的传人，但他没有受当时流行的诸子百家学说的影响，而能私淑儒家学说，忠实于儒家学说，确实表现出超人的智慧。而他所著的《孟子》一书，对孔子的心性论、修养论以及政治文化理论，都做了杰出的发挥，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他被后人尊为“亚圣”。
原文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译文
孟子说：“伯夷躲避纣王，住在北海的海边，听说周文王起来行仁政，就高兴地说：‘何不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奉养老年人的。’姜太公躲避纣王，住在东海的海边，听说周文王起来，就高兴地说：‘何不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奉养老年人的。’两位老人，是天下最有声望的老人，都归于西伯，这等于天下的父辈都归于西伯了。天下的父辈都归于西伯，他们的儿子还能到哪里去呢？如果诸侯中间有施行文王那样仁政的，七年之内，就可以向天下发布政令了。”
解读
本章孟子讲述了周文王行仁政如何感动了躲避纣王的伯夷和姜太公，而使他们前来投奔。二人投奔文王不是想做官，而是为了养老。他们不是普通的老人，无论从年龄，从品德，从学问，都堪称天下之父。一般的善政，不会感动他们，文王的仁政，正是他们所向往的，所以都来投奔了。伯夷和姜太公——天下之父都来投奔文王养老，那么天下的老人，自然都要投奔文王了。这样，天下的年轻人还能到哪里去呢？也自然来投奔文王。周文王就是这样获得天下人之心的。正如第九章所强调的：得人心者得天下。
最后，孟子又提出本篇第七章说过的话：“小国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原文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译文
孟子说：“冉求做季康子的总管，不仅不能改变季康子的德行，而且在收取田赋上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的罪行好了。’由此看来，国君不行仁政，你还帮助他使他富起来，都是孔子所唾弃的；何况替那些不仁的国君去拼死作战的人呢？君主的野心是攻城掠地，为了争夺土地作战，一定是杀人遍野；为了攻下城池作战，一定是杀人满城！这就是所谓的带领土地去吃人肉，把他们处死，也补偿不了他们的罪过。所以，好战的入，应该受最重的刑罚；从事合纵连横的人，应该受次一等刑罚；为了增加赋税，使百姓开垦荒地，叫他们负责耕种的人，应该受再次一等的刑罚。”
解读
孟子开头引用了孔子批评冉求的话，作为他评断当时风云人物的价值标准。他对孔子这番话的体会是：“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他认为，勇猛善战的大将、合纵横的谋士与富国强兵的政客等，都应该对时代的动乱与百姓的灾难负责。
他认为，善战者（如孙膑、吴起等）应服上刑，因为“一将成名万骨枯”，他们是罪不容诛的；连诸侯者（如苏秦、张仪），应该服第二等刑罚；“辟草莱，任土地”，为统治者搞富国强兵的（如法家李悝、商鞅以及冉求），应该服第三等刑罚。
以上三种人是军事、外交与财经的专家，正是外王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为什么孟子却这样抨击他们，认为他们罪不容诛呢？为什么不能从正面肯定他们的价值？因为孟子认为，知识与才干用在仁义王道上，才能呈现出正面的意义，如果用在功利霸道上，那将起负面的作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而所谓的功臣，对百姓而言都是罪人。孟子学说的人民性，本章表现得十分清楚。
原文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度哉？”
译文
孟子说：“观察一个人，再没有比观察他眼睛的瞳人更好的了。因为眼睛的瞳人，不能掩藏一个人的丑恶。居心正，眼睛的瞳人就明亮；居心不正，眼睛的瞳人就昏暗。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观察他的眼睛的瞳人，这个人居心的善恶，怎能隐藏得了呢？”
解读
人与外界接触，其善恶邪正，就真实地表现在眼睛的瞳人里，怎样掩藏也掩藏不住。所以，听一个人说话（也是心之所发），再现察他眼睛的瞳人，那么这个人是善是恶、是邪是正就十分清楚了。
平时我们常常感到知人难，常常被一些人的伪装所迷惑。今后不妨用孟子的办法去观察人。瞳人会说话，瞳人说的都是真心话。不过，你能听懂瞳人说的话也并不容易。
原文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译文
孟子说：“恭敬别人的人，不会侮辱别人；自己节俭的人，不会掠夺别人。侮辱、掠夺别人的国君，生怕人们不顺从自己，那如何能做到恭敬和节俭呢？恭敬和节俭这样好的品德，难道是可以光凭让人爱听的语声和爱看的笑脸做得出来的吗？”
解读
恭俭是人的优秀品质，恭俭之人，不会干出侮辱别人、掠夺别人的勾当。国君的本质是把人不当人看（谈不到恭），千方百计地掠夺人民（谈不到俭）。所以，孟子告诉我们，要认清统治者的本质，不要轻信他们的话，不要为他们的笑脸所迷惑。
原文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译文
淳于髡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法要求的吗？”
孟子说：“是礼法要求的。”
淳于髡说：“假如嫂子被水淹了，用手去拉她吗？”
孟子说：“嫂子被水淹了而不去拉她，那简直是豺狼。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法要求的，嫂子被水淹了，用手去拉她是变通的办法。”
淳于髡说：“现在天下的人都在被水淹了，您不去救援，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天下的人都被水淹了，要用‘道’去救援；嫂子被水淹了，要用手去拉。你是想让我用手去拉被淹的天下人吗？”
解读
孟子主张救天下必须使统治者施行仁政。孟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淳于髡认为孟子的主张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是一位实用主义者。面对孟子，以善辩著称的淳于髡，并没有开门见山提出问题，他先设了一个圈套，叫孟子承认：封建礼法是男女授受不亲，但嫂子被溺的时候，可以用手去拉，礼法是可以变通的。孟子承认了“礼法可以变通”。这时，淳于髡才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当今天下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你还讲什么“先王之道”，讲什么“仁义”，为什么不用变通的办法去救人？这个问题的确让人难以回答。
孟子胸有成竹地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他问淳于髡：“你想让我用手去拉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天下人吗？”言外之意：这怎么可能呢？很显然，“天下溺”和“嫂溺”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天下溺”是普遍的、根本的（政治）问题，“嫂溺”是个别的、具体的问题。个别问题可用个别办法解决，天下问题怎能用个别办法去解决呢？天下问题必须从根本上着手解决，即让统治者施行仁政，以仁义救天下。
实际上，变通的办法容易见成效，例如一个地方闹饥荒，可以发些救济粮解决，但最终往往还是有利于统治阶级。
原文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译文
公孙丑说：“君子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