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人才流动比较自由，国君选用官吏，除重用亲族内的人外，也用一般的士人。像孟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可以到各国游说。当时的大国，如齐国，就养了许多各类人才。各国有权有势的人物，也都养了许多食客。即使这样，孟子也慨叹有些接近国君的宠臣，出于个人的私利，不向国君说实话，埋没了许多人才。
有德有才的在职官吏得不到提拔，也是由于在上者的不说实话。此前，孔子为此就曾经批评了臧文仲。孔子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第十四章）臧文仲在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朝任大司寇（管司法）兼司空。柳下惠任士师，是管刑狱的小官，正是臧文仲的下属。柳下惠之贤，当时是很有名的，可是一直没有得到臧文仲的提拔，这是臧文仲的失职，所以孔子说他“窃位”。《晏子春秋·谏下》说：“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无论古今中外，“用人”始终是一国政治好坏的关键问题。
本章讲起来有些牵强，朱熹认为文字有脱落。
原文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译文
徐子说：“孔子多次称赞水，说‘水呀！水呀！’他是称赞水的哪一点呢？”
孟子说：“从地下流出的有本有源的泉水滚滚地往外流，昼夜不停，把洼处都注满，又继续向前奔流，一直流到海洋去。有本有源的水，就像这样，孔子就取它的这一点罢了。假如水没有本源，一到七八月间，雨下个不停，大小沟渠都满了；但是雨一停，很快就干涸了，用不了多少时间。所以名声超过实际情况，君子引以为耻。”
解读
《论语》中有三处提到水。《子罕》第十七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似乎在称赞水的不舍昼夜，一去不复返的精神。由此自然联想到时光一去不复返，一个人应当像水那样自强不息。
而孟子对孔子称赞水作了自己的解释：“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结论是：“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孟子认为孔子是称赞河水的有本，所以能够永远不停地流，直通大海。他通过与雨水的对比，叫人要做河水，不要做雨水。雨水来得快，可以立即使沟满壕平，但因为雨水无源，干得也快。在人事上，有的也如河水、雨水。有的所谓学者、文人、艺人一夜成名，但却是“忽悠”起来的，这样“忽悠”起来的名声，不能持久。一个正人君子，应当以这种“忽悠”起来的名声为可耻。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译文
孟子说：“人类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那么一点点，一般人舍弃了它，君子保留了它。舜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类的常情，于是，顺人性之自然，走仁义之路，他不是有所为地去勉强推行仁义啊！”
解读
孟子认为，人和禽兽的差别，就在于人性善，有良知，有仁义之心。因为人有良知，所以知是非，明善恶，要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这人与禽兽之辨是做人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一个人如果利欲熏心，良知泯灭，他在外表上虽然是个人，但其价值却与禽兽无异。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所以他的言行都是从他的本心自然流出，都是合理的。他不是有所为地去行仁义，而是天性使他自然如此的。
《尽心章句》对此道理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原文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译文
孟子说：“夏禹王讨厌美酒，却喜欢有利于自己改过向善的好话。商汤王为人处事不偏不倚，在选拔贤才上却不拘泥于常规。周文王看待百姓像对待伤员，只有好好护理，不加侵扰，追求真理又似乎未曾见到一样，不自满，继续不断地努力追求。武王不轻慢朝中的近臣，也不遗忘散在四方的远臣。周公随时想到夏、商、周三代创业之王，来继续完成禹、汤、文王、武王的事业。如果有不合‘三王’‘四事’之处，就仰头思考，夜以继日；一旦侥幸想通了，就坐着等待天明，天明立即去办。”
解读
此章孟子盛赞创业的四王和守成的周公，认为他们都是不世出的圣人，从而寄托了自己对明君贤臣的理想，同时也给当世的君臣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周公，他那种为了使政治符合“三王”“四事”而“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的勤政精神，可以为万世师表。
孔子也以周公作为自己的榜样。当他年纪衰老、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曾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第五章）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译文
孟子说：“为英明天子采诗的采诗官没有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孔子就编写了《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祷杌》，鲁国的《春秋》，名称不同，但一样的都是史书。所记载的事情，不过是齐桓公、晋文公之类的历史大事，其文字只是记史实的历史文字，不寓褒贬。孔子写的《春秋》就与那些国史不同。孔子说：‘《诗》三百篇中所蕴涵的褒善贬恶的大义，我在写《春秋》时借用了。’”
解读
本章接着前面赞扬孔子，特别提出著《春秋》一事。关于《春秋》和孔子的关系，现代学者还在争论。孔子去世（前479年）距孟子出生（前385年）不足百年，那时人们就认定《春秋》是孔子所作。
在《滕文公章句下》第九章，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古代有采诗制度，帮助天子了解民情，后来据收集的民歌编成了《诗经》，其中寓有对时政的褒贬之义。后来采诗制度没有了，孔子为了褒贬时政，编写了《春秋》，是借用了《诗经》所蕴涵的褒善贬恶的大义。
孟子一再赞扬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是在批判“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现实，希望人们（包括国君）回到仁义之路上来。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译文
孟子说：“君子的流风余韵，五世以后就断绝了。小人的流风馀韻，五世以后也断绝了。我没有能够做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里向诸位先贤学习来的。”
解读
孟子是以儒家的承前启后的接班人自命。虽然未能亲聆圣人孔子的教诲，做孔子的门徒，但自己生活的年代距圣人不足五世，根据“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规律，圣人之泽还没有断绝（子思的门徒等还在），所以自己有幸能够私淑诸人，实现了自己的抱负。究竟私淑何人？孟子没有说，但肯定是孔子——曾子——子思儒家的正统传人。
孟子的话很谦虚，但其中含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译文
孟子说：“可以拿，可以不拿，拿了就伤害清廉高洁（就不该拿）；可以给，可以不给，给了就伤害仁惠（就不该给）；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了就伤害勇敢（就不该死）。”
解读
元朝的儒者金履祥说：“此必战国之世，豪侠之习性，多轻施结客，若四豪（按：指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之类；刺客轻生，若荆、聂之类，故孟子为当时戒耳。”看来孟子这番话是有为而发。
孟子提出“三无”，首先是“无取”。为什么“可以取，可以无取”，任你自由选择时，却“取伤廉”呢？因为其中有不应该取的理由。既然不应该取，你却“取”了，这还能说是廉洁吗？“无与”和“无死”也是同样道理。在“与”与“不与”的选择中，因为其中有“不与”的理由，对方并不是非得到你的赐予不可，这时你的赐予，就背离了仁惠。生死是人生的大事，既然这件事没有你献身的价值，你却轻易地舍弃自己的生命，这种死，不是“勇敢”。
孟子的“三无”主张是针对时弊的，为人们如何正确对待“取和与”、“生和死”指明了方向。因为战国时代的风气是崇尚豪爽，可以一掷千金；赞美勇敢，可以视死如归。孟子认为，这样的“一掷千金”，这样的“视死如归”，只考虑个人的“声闻”，并没有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没有太大的意义与价值。
那么，“取”与“与”、“生”与“死”有没有一个选择、决定的标准呢？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孔子明确地告诉我们（用译文）：“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干，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干，而是服从于义理（义理要求怎样干就怎样干）。”在《论语》里，孔子赞扬卫国的贤大夫公叔文子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做到了“义然后取”；另一件事是他推荐自己的家臣僎（zhuàn）到朝廷做官。这也是一种“与”，公叔文子的“与”基于“知人”、“忘己”，所以是合乎义理的。公叔文子的“取”与“与”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人们称他是忠贞廉静之士（见《论语·宪问》第十三、十八章）。
原文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译文
逢蒙跟羿学射箭，把羿所有的射箭技术都学到手了，他就想：普天之下只有羿比自己强，因此就帮助寒浞把羿杀死了。孟子说：“这件事羿也有罪过吧。”
曾参的弟子公明仪说：“好像没有什么罪过吧。”
孟子说：“罪过不大罢了，怎么能说没有罪过呢？郑国曾经使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就派庾公之斯来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犯了，不能拉弓射箭，我活不成了。’他问驾车的说：‘追我的是谁？’驾车的人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我能活了。’驾车的人说：‘庾公之斯是卫国的射箭能手，你说你能活，这是为什么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学习射箭，尹公之他跟我学习射箭。尹公之他是个正派人，他所选的朋友弟子也一定正派。’庾公之斯追上了，问道：‘老师您为什么不拿弓射箭？，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犯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说：‘我是跟尹公之他学习射箭，尹公之他跟您学习射箭。我不忍心拿您的技巧反过来伤害您。但是今天追击您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干。，说着就抽出箭来，在车轮上敲打，去掉箭头，射了四箭就回去了。”
解读
孟子认为后羿收坏人为徒，反受其害；子濯孺子收正人为徒，终受其利。所以，后羿的遇害实是由于收徒不慎，自己应负责任。
本章是孟子就后羿被弟子杀害这件事，论后羿的罪过，并不是总的评价后羿。历史上的后羿，是在夏朝刚刚衰落时，篡夺了夏朝政权的叛臣。他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自己沉溺于狩猎，信任了坏人寒浞。《左传·襄公四年》，魏庄子劝晋悼公要致力于国事，不要贪恋打猎，应接纳山戎媾和的请求时，讲了后羿的故事，希望晋悼公以后羿为戒。
原文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译文
孟子说：“美女西施如果蒙上肮脏发臭的头巾，人们走过她的时候，也会捂起鼻子。即使一个面貌丑陋的人，如果他斋戒沐浴，也可以祭祀上帝。”
解读
孟子这里是以人的美丑比喻当前人的素质。一个人素质本来是好的，如果染上恶习，人们就会憎恶他。可是一个人的素质并不好，但能改正错误严格要求自己，修养成为一个仁义之人，人们自然会欢迎他，亲近他，就是上帝也会接受他的祭祀。
从本章可以看出，孟子很善于用比喻说理。
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译文
孟子说：“天下人讨论人性，只要按本有的样子就可以了。按本有的样子是以顺其自然为根本。我们厌恶聪明人，是因为他们穿凿附会。假如聪明人讨论问题，像大禹顺着水势引导水那样，我们就不会厌恶聪明人了。大禹引导水，是哪里不受障碍，不用费事，顺其自然，就往哪里引导。如果聪明人讨论问题，也能悟其本然，不刻意穿凿，顺其自然，那他的智慧就要刮目相看了。高高的苍天，辽远的星辰，只要能按它们本来的样子来推算，千年后的冬至目，也可很容易地推算出来。”
解读
本章在孟子论性的各章中，是很难理解的一章。古今注解本章的人，说法很多，迄无定论。这里我只是顺着孟子的文势，谈一谈个人的浅见，不知是否确当。
孟子在讨论人性问题上，强调了一个“故”字，而反对“凿”。“故”就真，“凿”就伪。孟子举禹治水为例说，禹的父亲鲧也是治水专家，但他用“堵”的办法，结果失败，被舜流放到羽山。“堵”是违背水的自然本性的。禹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但他用“行其所无事”的办法，以“四海为壑”，顺着水势来引导水，结果成功了，并继承了舜的帝位。
水和水势是可以看得见的，至于“人性”，是眼睛看不见的，所以，关于“人性”，众说纷纭。说性善者有之，说性恶者有之，说不善不恶者亦有之。孟子在这里只是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人之性本来是个什么样子呢？孟子这里没有明说。我想，孟子是在叫人们通过自我反省去认知。自己的原初本心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排除私心杂念，回复清净无欲，本心就会显露出来，或者在一特定场合，本心也会显露出来（所谓良心发现），十分自然。佛家六祖惠能法师说得好：“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佛家说人心是佛，儒家说人心是仁。释迦牟尼和孔子两位圣人得出了同一结论，这是用“故”的办法悟出来的。“凿”离开了人的原初本心，必然要歪曲人性。
本章是为那些善于穿凿附会的智者而发（有人说是指告子），认为真正的智者，应该顺事物自然之理；研究人性，也要顺人性本有的样子。
原文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译文
公行子死了儿子，右师王驩去吊唁。他一进门，就有人上前同他说话；他坐下后又有人到他的座位跟前同他说话。孟子不同右师说话，右师不高兴地说：“各位大夫都同我说话，只有孟子不同我说话，这是他倨傲、怠慢我王骓啊！”
孟子听到后，说：“按照礼法，在朝廷中，不跨过位次来交谈，也不越过台阶来作揖。我依礼而行，子敖以为我怠慢了他，不也很可怪吗？”
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