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滕文公死的时候，孟子曾与王鹱受齐王派遣，一同去滕国吊唁。来回几天的工夫，二人从不谈公事。本来孟子是正使，王驩是副使，而王驩却独断专行，令孟子很不高兴（见《公孙丑章句下》第六章）。如今，王驩升为右师，更是目中无人，人们也都想法讨好他，但孟子却不理会他。这在许多朝臣都在的场合，以孟子的声望、地位，不理会自己，王驩认为这大大伤害了了自己的威严，于是指摘孟子对自己简慢，瞧不起自己。孟子据礼驳斥了他。
由这件小事，看出孟子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
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译文
孟子说：“君子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居心不同。君子居心于仁，居心于礼。仁人爱别人，有礼的人恭敬别人。爱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爱他；恭敬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恭敬他。假定这里有一个人，他对我蛮横不讲理，那君子一定反躬自问：‘我一定是不仁，一定是无礼，不然这样的事怎么会摊到我身上？’反躬自问之后，我实在是仁，实在是礼，那人对自己的蛮横不讲理仍是老样子，没有变化，那君子一定又反躬自问：‘我一定是不忠。’反躬自问之后，我实在是忠心，那人对自己的蛮横不讲理仍是老样子，没有变化，那君子就会说：‘那个人不过是个不讲理的人罢了。既是这样，那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责难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君子有对自己一生的忧虑，而没有对一时偶发事情的痛苦。君子有这样的忧虑：舜，是人；我，也是人；舜是天下的楷模，而且足以传给后代；我呢，仍然不免是个普通人！这个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忧虑了又怎么办呢？想法像舜那样就是了。至于君子别的痛苦，那就没有了。不是仁爱的事情不干，不合礼的事情不做。如果有一时偶发的事情带来的痛苦，君子也不以为痛苦了。”
解读
本章孟子首先肯定了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关键在其存心必以仁、礼。这二者是分说，其实统而贯之。“仁，人心也。”（《告子章句上》第十一章）仁心的发用，成为仁、义、礼、智。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章句上》第六章）每个人都有“四心”，但能够始终保留的太少了，特别是仁、礼之心。而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是能够保有自己固有的仁、礼之心，具体说，就是君子能爱人敬人。君子的爱人敬人，自然引起人们的回报，因为仁、礼之心是人人固有的。所以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君子爱人敬人，在生活中就是对己严，对人宽。别人对自己蛮横不讲理，不是去和人理论，而是反躬自问（这是敬人的表现）。经过深入的检查自己，确认自己并不是不仁、不礼、不忠，只是由于对方的蛮横不讲礼时，君子并不责难对方，采取宽容态度。君子在人生观、道德修养上，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日常生活琐事并不放在心上。如君子经常想：“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这就是“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
孟子在说君子，也是在说自己。没有自己的体验，不会说得这样细致、深刻。
原文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译文
禹、稷处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不进去，孔子称赞他们。颜子处在乱世，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一竹筐饭，一瓢水，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困苦忧愁，而颜回却不改他的快乐，孔子也称赞他。孟子说：“禹、稷、颜回是同样的存心。禹一想到天下有受淹的人，就像自己使他们遭淹一样；稷一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就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所以他们拯救百姓才这样地急迫。如果禹、稷和颜子互相交换地位，也都会那么做。假定有同屋的人互相斗殴，我去救他们，即使披着头发顶着帽子，连帽带都不能结去救也都可以。如果本地方的乡亲在斗殴，也披着头发不结好帽带子去救，那就不合适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把门关着都是可以的。”
解读
禹、稷和颜回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他们表达内心之仁的方式也不同。方式虽然不同，但他们内心那一点道德和情怀却是毫无二致的。所以，孔子对他们都予以称赞。
至于禹、稷和颜回的表现所以会有如此巨大差异，孟子也作了清楚的分析。他举了一个劝架的例子为喻：同屋的人互相斗殴，你就是“被发缨冠”去拉架，也是恰当的。但是，如果乡亲有人打架，你也这么着急赶去拉架，就可笑了。因为那是发生在你鞭长莫及的地方，等你赶到，架早打完了。如果这架该劝，也是当地人的责任，因此你就是关上门不出去，也没有什么不恰当。如果这也要受到责难，那一个人的精神将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谁也受不了。
禹、稷的地位，就好像同室有斗者的那个人，责任在身，当然应该奋力以赴。至于颜回，是处在无责任在身的地位，所以应当以自修其身为要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就是儒家教人的权衡之道。只有这样，人生才得以从从容容，并易获得最大的爱人之功。
原文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遊，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译文
公都子说：“匡章这个人，全国都说他不孝敬父母，而您还同他交往，而且相当敬重他，请问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世俗所说的不孝有五点：四肢懒惰，不管父母的奉养，一不孝；好下棋饮酒，不管父母的奉养，二不孝；喜欢钱财，偏爱妻室儿女，不管父母的奉养，三不孝；放纵耳目的欲望，给父母丢脸，四不孝；逞自己的勇敢好斗殴，使父母担惊害怕，五不孝。章子在这五项之中犯了哪一项呢？章子不过是父子之间以善相责而把关系弄僵了罢了。以善相责，是朋友相处之道；父子之间以善相责，是最伤害感情的事。章子难道不想有夫妻母子的团聚吗？就因为得罪了父亲，不能和他亲近，因此把自己的妻室也赶出去，把自己的儿子也赶到远方，终身不要他们侍奉。他是这么想：如果不这么做，那罪过就更大了。这就是章子。”
解读
对一个全国都说他不孝敬父母的人，孟子却不顾众议，仍然与他交往，而且还很敬重他。公都子对此不能理解，就来问老师。那么，孟子是怎么解释的呢？
原来孟子早经过深思熟虑。他首先举出社会上认为不孝的五项标准来检查匡章的行为，证明匡章没有犯其中的任何一项。然后，孟子解释为什么人们都认为匡章不孝。原来，匡章的确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错将对待朋友的规谏之道用在了父亲身上。父亲杀死了母亲，这的确是太过火，但他规劝父亲没有注意方式方法，以致伤了父子的感情。但这虽然是一项过失，却不能说是不孝。最后，孟子更举出匡章的悔过之诚来证明其人的善良，认为和这样的人交往并无不妥。谁能不犯错误？只要知过能改，就是真诚的君子。世俗之见，即使人数再多，也不可轻信。应该实事求是，作出自己的判断。
关于匡章，在《滕文公章句下》第十章有介绍。
原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無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译文
曾子住在武城，有越国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寇来了，何不离开这里呢？”曾子说：“我走之后，不要让别人住在我这屋，破坏那些树木。”敌人退了，曾子说：“把我的屋子修缮一下吧，我要回去。”敌人撤退之后，曾了回来了，左右跟随的人说：“武城的邑宰对您是这样的忠诚恭敬，敌人来了，就早早走开，给百姓做了个坏榜样；敌人退了，马上又回来，恐怕说不过去吧！”沈犹行说：“这个不是你们所知道的。从前，先生住在我那里，有个名叫负刍的人作乱，先生和跟随的七十个弟子也都早早走开了，躲开了那场祸乱。”
子思住在卫国，齐国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寇来了，何不离开这里呢？”子思说：“假若我也走开了，国君同谁来守城呢？”
孟子说：“曾子、子思是同样的存心。曾子当时是老师，是父兄长辈；子思是臣子，地位微贱。如果曾子、子思互相交换地位，也都会那么做。”
解读
曾子曾住在武城，武城的官员对他很恭敬，可是当武城有难，曾子却事先避开了，等到敌人撤退才回来。他又曾住在沈犹行家里，然而当沈家有难，他同样和弟子们都走开了。至于子思，却不是这样。他在卫国做官时，齐国攻打卫国，有人劝他离开，他却拒绝了，要留下与卫君共同守城。师徒二人的做法正好相反。
不过，孟子却认为他们都对：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都根据自己的地位，采取了正确的做法。曾子对于武城邑宰就是长辈，对沈犹行就是老师。从礼上说，应该晚辈保护长辈，弟子保护老师。如果老师、长辈不走，一旦遇难，将陷晚辈、弟子于不义，所以曾子应该先期避开，这样可以大大减轻晚辈和弟子的精神负担。今天一旦有危难，我们不也是先把老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吗？至于子思则不然，他的地位对卫君来说是臣子，所以他有责任留下来守城，如果因此而牺牲，也是分内的事。
原文
储子曰：“王使人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译文
储子说：“齐王打发人来窥探您，想知道您真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吗？”孟子说：“有什么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呢！尧、舜也同一般人一样。”
解读
从本章内容看，孟子当时的名声已经很大。他往来于各国之间，跟随他的有几百人，有车几十辆。凭他的名声，所到之处，都受到很好的接待，国君都要听他的议论，馈赠他黄金。齐王派人窥探，想了解孟子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如此尊敬，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当储子把这一信息透露给孟子时，孟子说自己甚至圣人尧、舜，也同一般人一样，并无不同之处。
孟子的话像是真的，实际上是在讽刺齐王的愚蠢。作为一个大国的国君，分不清好人坏人，分不清君子小人，想从一些表面的现象来了解一个人，这怎么能“知人”呢？不知人又怎么能选贤任能并治理好国家呢？
在本篇第二十八章，孟子已明确地告诉我们：“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与礼是人生所固有的，但能始终存于心，却只有君子能做到。
在第二十八章里，孟子首先告诉我们，君子为了“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再以舜为例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章句上》第十六章）——舜就是这样成为舜的。
原文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墙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