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译文”
秦孝公立即任用卫鞅，卫鞅准备变法，但秦孝公担心天下非议自己。卫鞅说：“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过人举动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所非难；有独到见识的谋划者，必定会被百姓所讥讽。愚蠢的人对已经完成的事情都感到困惑，智慧的人对没有发生的事情都能预见。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谋划事业的创始，只可以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讲论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征询民众。因此圣人如果可以强国，就不袭用成法；如果可以利民，就不遵循旧礼。”秦孝公说：“好。”甘龙说：“不对。圣人不改民俗而施教，智者不变法度而治国。依照民俗而施教，不费气力就会成功；根据成法而治国，官吏习惯而百姓平安。”卫鞅说：“甘龙所说的话，是凡夫俗子的言论。常人苟安于旧习俗，学者局限于所见所闻。用这两种人当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是与之探讨成法之外事情的人，三代不同礼教而成就王业，五伯不同法制而建立霸业。智慧的人制定法律，愚蠢的人受制于法律；贤能的人更改礼教，无能的人拘泥旧礼。”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效法古代没有过失，遵循旧礼没有邪恶。”卫鞅说：“治理社会不只一条道路，有利国家不必效法古代。所以商汤、周武不循古道而缔造王业，夏桀、商纣不改礼制而亡国。违反古道的不可以否定，而因循旧礼的不值得赞美。”秦孝公说：“好。”用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决定变法的命令。
下令百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告发奸恶者给予和斩获敌人首级相同的赏赐，藏匿奸恶者给予和投降敌人相同的惩罚。百姓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立门户者，加倍征收他们的口赋。有战功者，各按规定接受更高的爵位；进行私下斗殴者，各按情节轻重给予大小刑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耘纺织送交粮食布帛多者，免除本人徭役。专事工商末利以及因懒惰而贫困者，全部将他们收捕，没入官府为奴。国君宗室中没有军功记录的，不得载入宗室名册。明确尊贵卑贱爵位俸禄等级，各按等级班次占有田地住宅，奴婢、衣着服饰也按各家的等级班次享用。有战功者显赫尊荣，没有战功者尽管富有也无处炫耀夸示。
“点评”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商鞅执着地践行变法措施，堪称我国古代历史上首位获得巨大成功的改革家和一位为改革而献出热血与生命的斗士。与同为卫人的改革家吴起相比，商鞅幸运地遇到了坚决支持他变法的秦孝公。
一、舌战群臣，力主变法
商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商鞅于是向秦孝公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秦国贵族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弄得秦孝公犹豫不决。
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讨论变法时，商鞅说：“有独到见解，做法高明的人，总会受到世俗常人的讥笑和反对。愚笨的人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却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一般人不能和他去商量革新和创造，只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做大事业的人，用不着跟一般人商量。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制度去办，也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有道理。
可是，贵族甘龙却认为商鞅讲得不对，他说：“圣贤之人是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的，明智的人是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的。依据旧制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的人就会议论纷纷。”他要秦孝公仔细考虑，不可轻举妄动。
商鞅立即反驳说：“一般的人安于现状，书呆子只会墨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是照章办事，无所作为。三代不同礼，都成了王业；五霸不同法，也都成了霸业。聪明人立法，愚笨的人只能受法的管制；贤明人根据情况变更礼俗，不贤之人只能受礼俗的约束。”商鞅要秦孝公坚定变法的信心。
另一贵族杜挚也反对变法，他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必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换旧的东西。遵守旧法没有错，依照旧礼不会出偏差。”希望秦孝公维持现状，不必变法。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制度多了，应该效法哪一种呢？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只按一种办法行事。……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议，因循旧制的也不值得赞扬。”
孝公听了商鞅滔滔不绝的雄辩，大加赞扬，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议论，我不再想听了。”于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变法了。
通过这场舌战，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派失败了，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于是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变法的命令终于下达了。
二、立木为信，公布新发
商鞅在上任以后，他也没有马上颁行新的法律，商鞅分析了一下秦国的形势，他觉得有些事还没有办妥。
比方说，大家一开始接触到新事物的时候，总是对它怀有些许的质疑。新的法制也是如此。如果要保证变法的质量，那还不如先磨下刀，不但不误那砍柴工，反而有所助益，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民众当中，已经有明显的非暴力不合作者，这种情况下，还是先收买人心要紧啊。
于是，商鞅想出了一个妙计。其实，这招吴起早就用过，但是不如商鞅做得有名气，那就是立木立信。他们同样把一根木头竖在城南，吴起是说，谁要把这根木头推倒了，就封谁做官。
商鞅在此基础上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他说，谁要是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城北去，就赏金十两。这个活动一公开，凑热闹的人很多，但是去搬那木头的没有一个。这就奇怪了，有谁跟钱过不去？只是他们不相信那是真的，害怕一搬便要被人耻笑。
见势头不好，商鞅继续发挥金钱的诱惑力，将赏金提到了五十两。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回这个勇夫还真是特别，因为他勇于承担的是傻帽的头衔。只见那人愣是不顾众人的目光，抱着根木头走到了北门。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正中商鞅下怀。这无异于炒作，而一切都是为实行新法服务的。可想而知，那领到五十两赏金的人，将成为他们的义务宣传员。这一招实在是高！花了那么一点广告费，便取得了巨大的收益，商家们可得向他学一学啊。
商鞅也随着这桩事出名了。在秦国人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虽然长得不怎么讨喜，但总算能使人信服。
这下好了，商鞅在宣传成功之后，趁势推出了自己的作品，颁布了新法：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户口数，而且便于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家必须告发，不然就要一同受罚；告发人和杀敌者一样受奖，赐爵一级。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新法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与奖励军功相联系，对秦的爵制加以整顿，规定了爵位的二十个等级。
（三）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新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加倍纳税。凡多打粮食和多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因经商及懒惰而贫困的，其全家则沦为官府的奴隶。
（四）制定严厉的法令。商鞅以严厉的法令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
三、杀鸡骇猴，新法施行
新法公布之后，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旧贵族的反对。
过了一年多，朝内反对的声音还是没有被压下去。百姓们也都抱怨这新法实行起来特别麻烦，大家习惯了以前的，对这新法都记不住，也懒得去学。面对这种情况，商鞅有些头疼。都说百姓懂法、知法、守法，用法才算是法治国家的标志，这回连最基本的学法，百姓都不配合。既然之前使过了利诱，不如这次来个威逼吧。
恰巧这时太子犯事了。商鞅想：“这么棘手的问题，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拿太子做个案例，让众人知道新法的厉害？”
商鞅取消贵族“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不论平民、贵族，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
商鞅对秦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国家的法令，人人都要遵守，如果上头的人不遵守而不受到处罚的话，下面的人对朝廷的人就不信任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于是，商鞅坚持“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即拿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开刀，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因为商鞅坚决推行新法，“信赏必罚”，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反对新法了。
商鞅的刑法虽然是歹毒了些，但是实行起来却很奏效，有了各方面的配合，商鞅的新法终于推行下去了。
变法十几年里，“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迁都咸阳，以郡县制划分行政区域。接着，秦国夺取魏国河西之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甚至，那个名义上的皇帝周天子，也要如同诸侯一样向秦国祝贺。
普天之下，秦国之外，已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