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彦虎不知是计，拼命抵抗，累得浑身没劲。他以为清军不会在晚上发动进攻，于是下令安心睡觉，可就在睡得正香的时候，清军枪声大作，突然发起进攻。白彦虎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跑了。刘锦堂率兵攻下古牧场，又毫不费力地夺回了乌鲁木齐。
攻克了乌鲁木齐之后，左宗棠兵分两路南下，越过天山，先后收复了达坂、托克逊、吐鲁番等城。这一系列的胜利，打开了通往南疆的门户要害，阿古柏节节败退，只好逃至库尔勒，不久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左宗棠率部再接再厉进军南疆，攻克喀什、和阗等城，这样，除去伊犁以外，清军收复了全部的疆土。
紧接着，他部署兵力，准备收复被沙皇俄国占据的伊犁等地。但慈禧害怕左宗棠收复伊犁会引起麻烦，于是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去跟俄国人谈判。后来，曾纪泽和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土地，从而使新疆各族人民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镇南关大捷
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军队向派驻越南的清朝军队发动武装挑衅，清朝政府决定正式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爆发。次年一月，法军七千多人分别由波里也和尼格里指挥，由河内向清军反扑，清军统帅潘鼎新畏敌如虎，不战而退，放弃战略要地谅山，随后法军攻占了镇南关（今友谊关），想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占领中国南部。
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时，清廷命令已经告老还乡的70岁老将冯子材为关外军务帮办，率部赴关迎战。
冯子材刚到前线，就被诸军将领推为前敌主帅。经过实地勘察，他选定镇南关内8里处的关前隘为诱敌聚歼的战场。关前隘形势十分险要，两边是崇山峻岭，中间是一条狭窄的通道，关口易守难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冯子材决定在此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他亲自率领军民在隘口前抢修了一道三丈多长的长墙，把东西两岭围在墙内，并在墙外挖了深达四尺的沟堑，使敌人不敢接近；山岭险要处构筑5座炮台，居高临下，威势无比。
冯子材又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前线兵力总计六十余营，三万余人。冯子材率主力正面迎敌，王孝祺、苏元春、王德榜等将领分别率军驻守山口周围各处，交战时相互接应。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法军自投罗网了。
3月中旬，冯子材得到法军要入关攻打龙州的密报，决定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率军突袭文渊，引诱法军前线指挥尼格里来攻。清军的主动出击打乱了法军的进犯计划，尼格里决定不等援军，即刻向镇南关发动进攻。
23日，法军分两路趁天降大雾之机向关前隘扑来，一路进攻东岭炮台，一路直奔长墙。在大炮的掩护下，法军攻占了东岭炮台，然后在东岭炮台用大炮轰塌了长墙，关前法军持枪冲杀过来。冯子材沉痛大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人。”于是率众将奋勇拼杀，终于遏制了敌军的攻势。
24日晨，法军乘势猛扑长墙，当法军先头部队已经爬上长墙的危急时刻，冯子材下令“凡临阵败逃者，一律杀无赦”，自己则不顾年老，“以帕裹首，赤足草鞋”，亲自手持大刀，带领两个儿子和大刀队千人从长墙跃下，高声叫喊着冲入法军阵中。全军受到了鼓舞，纷纷出击，与法军展开了白刃战，战斗异常惨烈。
中午，王孝祺率军从小路绕到敌人侧面，从侧翼攻打法军。王德榜部、越南义军、边境各族人民也赶来助战。
尼格里见法军三面受敌，伤亡惨重，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弹尽粮绝，只得丢下一千多具尸体和无数辎重，仓皇南逃。
接着，冯子材率领军民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被侵略军强占的文渊、谅山、谷松、北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镇南关大捷。法军战败的消息后来传到巴黎，茹费理内阁被迫辞职。
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则诱引中国出兵，准备挑起战争。7月23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进一步威逼中国，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
7月25日拂晓，“济远”“广乙”号战舰完成了护送运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聂士成部队的任务，从牙山起碇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
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8月8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
9月15日，日军分三路进攻平壤，战斗在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处展开。日军主攻玄武门，总兵左宝贵登城指挥，中炮牺牲，玄武门失守。当晚，叶志超等弃城而逃。到26日，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日本海军在陆军争夺朝鲜半岛的同时，海军也出动至黄海西部。9月上旬，清廷由海路运援兵赴平壤，北洋舰队奉命护航。17日，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后正准备由大东沟口外返航，与日舰遭遇，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10艘，日本海军12艘。
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多艘军舰，北洋舰队中“致远”号也受重伤，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致远”号向敌先锋舰“吉野”号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二百余人牺牲。
黄海海战，战斗共5个多小时，日舰首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旋亦返回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6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舰松岛及赤诚、吉野、比睿、西京丸5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及官兵六百余人。李鸿章借口“避战自保”，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卫港，坐以待毙。从此，日本控制了制海权。
1895年1月，为消灭北洋水师，日本联合舰队从正面封锁了威海卫港口，占领了炮台，并用鱼雷将北洋舰队“定远”舰击沉。2月11日，丁汝昌召集水陆将领开会，要求将所剩军舰炸毁，后见众将贪生怕死，便自己服毒而死。日本占领刘公岛后，将军港中的11艘军舰和其他军械虏入日本，北洋海军从此覆灭。
3月13日，李鸿章奉命乘船到日本谈判，并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戊戌变法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步伐，清朝政府中慈禧专权，光绪软弱，清政府昏庸腐败，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康有为得知《马关条约》的部分内容，与梁启超商议后，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了一封长达万言的上皇帝书。当时，有一千三百多位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名。1895年5月2日，千名举子来到都察院门口，递送万言书，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之后，康有为又写成上皇帝的第三书和第四书。光绪帝看了第三书，颇觉得符合清朝需要。于是，维新派开始取得光绪帝的支持。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命令，宣布变法。因为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这次变法又叫“戊戌变法”。变法开始后，一份接一份诏书向全国颁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内容。
六月，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后，授他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实为光绪帝的顾问。七月，光绪帝召见梁启超，派他主持译书局，负责翻译外国书籍。九月，光绪帝提拔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处章京。在这批新生政治力量的操作下，在短短几个月里，一共颁发了一百一十多道新政措施。
变法的内容主要有：裁减政府多余人员；废除旗人的寄生特权；设立农工商局，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制度，办国家银行，编制预决算；修建铁路，开采矿产，兴办邮政；裁汰绿营兵将；废除八股；开办京师大学堂；奖励发明创造和著作；提倡广开言路；准许自由办报刊和上书建议，等等。
这些措施虽然没有一件提到清朝中央政府的改革，但是它带来了除旧变新的气象。
随着维新运动的日益高涨，维新派的新政措施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利益，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中央与地方的腐败官吏纷纷联合起来，抵制新政。除湖南巡抚认真执行外，其他的总督、巡抚相互推诿，彼此观望，使新政难以推行。
为了防止维新派利用变法掌握大权，也防备光绪皇帝利用变法把各省实力人物拉过去，慈禧逼着光绪皇帝连着下了三道命令：一是罢了翁同龢的官；二是让新任命的二品以上的官，面见太后谢恩；三是派慈禧心腹荣禄到天津当直隶总督，掌握天津一带的兵权。这样慈禧掌握用人大权和兵权。
9月1日，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名官员撤职。身居颐和园的慈禧太后是容不得光绪如此做的，便与握有重兵的荣禄策划政变活动。不久，荣禄密调聂士成的军队进驻天津，又命董福祥的甘军驻扎北京城西南的长辛店，作好政变的准备。
9月14日，光绪帝进颐和园向西太后请安，察觉西太后有变。随即召见杨锐，命他与康有为设法挽救大局。众人商议之后，想拉拢袁世凯诛杀荣禄，保卫皇帝。
袁世凯是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是个诡计多端善于见风使舵的人。9月18日谭嗣同冒死前去见袁世凯，并试探问：“你对皇帝印象怎样？”袁说：“当今皇上是从未有过的贤明君主。”
然后谭嗣同诚恳地说：“现在皇帝大难临头，只有你有能力救他。”袁正颜厉色地说：“营救皇上，我也有责任！有用我的地方，我一定万死不辞！”谭说：“只有杀掉荣禄。”袁说：“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有什么难的？”
谭嗣同放心走了，但是袁世凯明白掌权的还是皇太后，他相信这次争斗最终还将是慈禧占上风，于是便向荣禄告密。荣禄听后脸色骤变，立即去颐和园将情况禀报慈禧。
9月21日清晨，慈禧闯入紫禁城，痛斥光绪帝后，将其软禁于中南海，自己临朝听政。并调兵300名，关闭京师的9个城门，停运京津铁路，发出通缉令，大肆搜捕维新派和倾向维新的官员。维新变法自此失败。这次变法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仅103天，因此又叫“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谭嗣同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一起英勇就义了。后来人们称他们是“戊戌六君子”。
义和团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致使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疯狂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种狂潮下，山东成了受害最深的地区。甲午战争时山东就是主战场之一，深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之后，德国又率先强占胶州湾，英国跟着就强租了威海卫，接着整个山东都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各列强在这块土地上掠夺财产，屠杀人民，侵占农田，拆毁民居，甚至挖坟掘墓，将无数农民赶出家园。
在这种情形之下，忍无可忍的农民终于在1899年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他们打起了“替天行道，国民捐助”的大旗。一时间应者云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青年妇女等全都戴着红色或黄色的头巾，手中拿着大刀、长矛，从乡村拥向城镇。起义军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上能保国、下能安民”的口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义和团最初是山东、河南、直隶、苏北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之一。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成了清政府的一块心病，于是清政府下令山东巡抚毓贤带兵镇压。毓贤很快诱捕了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朱红灯，并加以杀害。随后对义和团进行大肆剿杀。
毓贤血腥屠杀义和团，反而使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毓贤看到武力镇压无济于事，便改变策略，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准备用软的办法控制义和团。老百姓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特别是对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关系认识不清。看到官府的态度，便停止了与清廷的对抗，明确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义和团势力的迅速发展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使用招抚的办法企图解散、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
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行动吓得惊恐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以屠杀的办法阻止运动的发展。侵略者的这一行径，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被义和团围困了63天之久。同时，义和团还进攻各国使馆，狠狠地给西方列强一个教训。
这时对义和团无可奈何的侵略者，开始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慈禧太后一向敌视人民力量，对侵略者又十分害怕，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太后深知在京城动刀兵是过于危险的事。于是慈禧使计弱化义和团的力量。
慈禧太后先假意对外宣战，表面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而事实上执行保护使馆的命令，牵制义和团的进攻。同时，清政府假借抵抗外国侵略的名义，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往通州、天津等地，从而削弱、分化了义和团的斗争力量。
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但慈禧不想抵抗，而是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打击义和团运动，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溃逃，仅少数部队抵抗，而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一方面是清军的剿杀，另一方面是列强的侵略，义和团在腹背受敌的状态下艰苦作战，进行斗争。
后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慈禧临阵脱逃，而义和团的人民却在城中浴血巷战，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随着北京失陷，八国联军到处烧杀淫掠，扩大侵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决心对外彻底投降，对义和团“痛加铲除”，颁发“剿匪”上谕，通令官兵剿办义和团，做到斩尽杀绝。
由于清政府同西方列强的相互勾结，共同剿杀，使义和团名存实亡。然而，义和团运动以它独特的斗争内容和斗争形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八国联军进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