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时，张良到军门外找见樊哙。樊哙问：“今日的事情怎么样?”张良说：“危急得很!此刻项庄正在拔剑起舞，他的用意总是在沛公啊。”樊哙说：“这太紧迫了，请让我进去，跟沛公同生死。”樊哙立即带剑持盾冲进军门。拿戟交叉守卫军门的卫兵想阻止，不让他进去。樊哙侧举他的盾牌撞击，卫兵倒在地上。樊哙于是就闯了进去，揭开帷幕向西站着，瞪大眼睛看着项王，头发直竖起来，眼角都要裂开了。项王按住剑柄，跪起身来，问道：“客人是干什么的?”张良说：“这是沛公的警卫樊哙。”项王说：“壮士!给他一杯酒。”侍候的人就给樊哙一大杯酒。樊哙拜谢，起来，站着一饮而尽。项王说：“给他一条猪腿。”侍候的人就给樊哙一条没煮熟的猪腿。樊哙把盾牌反放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牌上，拔出剑来切着吃。项王说：“壮士!能再喝吗?”樊哙说：“我连死都不躲避，一杯酒哪还值得推辞!秦王的心象虎狼一样残忍，杀人唯恐杀不完，外罚人唯恐不能用尽酷刑，天下的人都背叛了他。楚怀王曾和诸将订约说：‘先攻破秦国，进入咸阳的，就立他为王’。如今沛公先攻破秦国，进入咸阳，一丝一毫的财物都不敢取用，封闭了宫室，回到霸上驻扎，等待大王到来。特意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口，那是防备其它盗贼出入和发生意外的事情啊。象这样劳苦而功高，没有得到封侯的赏赐，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想杀害有功的人，这是继续走秦朝灭亡的老路罢了。我私自认为这种做法是不会被大王采取的!”项王无话可答，说：“坐吧。”樊哙就挨着张良身边坐下。
坐了一会儿，沛公起身去厕所，乘机叫樊哙一同出来。沛公出来之后，项王派都尉陈平召唤沛公。沛公对樊哙说：“此刻出来，没有告辞，怎么办呢?”樊哙说：“做大事不拘泥细微末节，合大礼不拒绝小的责备。如今人家正象是刀和砧板，我们是待切的鱼肉，还辞别干什么?”于是就离开了。沛公命张良留下辞谢。张良问：“大王来时带了什么礼物?”沛公说：“我带来白璧一双，打算献给项王；玉斗一对，打算送给亚父。适逢他们发怒，未敢献上。你替我献给他们吧。”张良说：“好的。”当时，项羽的军队驻在鸿门，沛公的军队驻在霸上，相距四十里。沛公就丢下随从车马，单骑脱身，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跟随着他，手持剑盾，徒步行走，从骊山下经过芷阳抄小路走。沛公对张良说：“从这条小路到我们军营，不过二十里罢了。估计我们回到军营时，你再进去辞谢。”
沛公离开之后，抄小路到了军营，张良就进去辞谢说：“沛公不能多喝酒，已经醉了，不能亲自辞行，谨让我奉上白璧一双，恭恭敬敬地献给大王，玉斗一对，恭恭敬敬地送给大将军。”项王问：“沛公在哪里?”张良说：“听说大王有心责备他，独自脱身离开这里，已经回到军营了。”项王就接过白璧，放在座位上。亚父接过玉斗，丢在地上，拔出剑来撞碎了，说：“唉!这小子真不能跟他商量大事!夺取项王天下的，必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就要被他俘虏了!”
沛公回到军营，立即杀了曹无伤。
赏读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杰出的篇章之一，而节选的《鸿门宴》部分又是《项羽本纪》中最精彩也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页。文章虽是节选，但有相对的独立性，开头简单地交待了事件的时间、地点、主要人物、起因，最后有尾声，即沛公诛杀曹无伤。中间第二部分（从“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到“樊哙从良坐”）是整个故事的经过，也是故事高潮迭起的部分，这部分集中写了刘邦谢罪、范增举块、项庄舞剑、樊哙闯帐几件事。人物众多，各具姿态，生动地表现了项、刘双方明争暗斗、剑拔弩张的场面，较真实地反映了秦亡之后群豪蜂起争霸的社会情况。全文人物个性相当鲜明，故事情节紧凑生动，在朴实凝炼中，又兼具飘逸之文采。且在刻画人物时，运用了语言、行动、细节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本文成为一篇优秀的传记散文。
伯夷列传——《史记》
题解
伯夷、叔齐，是春秋时一个小国诸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因为生前他曾有废长立幼的意向，所以孤竹君一死，身为长子的伯夷就逃跑了，主动让位于叔齐。弟弟叔齐却不愿落个“僭兄位”的恶名，也逃跑了。武王伐纣时，这两位老先生曾“叩马而谏”，阻止伐纣，但未为武王采纳。周灭商后，老弟兄俩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靠采野菜充饥度日，最后饿死于首阳山中。宋代理学家们曾把他们推崇为典型，大肆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伦理道德。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曾点名批判过伯夷、叔齐，但这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讲的。
原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雎，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读书人阅览的书籍极为广博，还要用“六艺”去核实材料的可靠性。《诗》、《书》虽有缺失，但关于虞舜、夏禹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尧将要退位时，把天下让给舜。舜和禹在即位之前，四岳、九牧都推荐了他们，让他们担任职务，试行执政，掌管职务几十年，功效已经显示出来了，才正式把天下政权交给他们。这表明，天下是最珍贵的宝器，帝王是最高的权位，传天下是如此的慎重。可是有人说尧曾经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引以为耻，逃走隐居去了。到夏朝时，又有卞随、务光这样的人。这些说法是根据什么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上面原来有许由的坟墓。孔子论述古代圣人、贤人的事迹，如吴太伯、伯夷之类，是很详细的。我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义都很高尚，但在孔子编修的书中，却见不到有关他们的简略记载，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而怨恨很少。”“目的在于求仁，而得到的正是仁，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互相让位和不食周朝粮食而饿死的意志，深表同情，看到他们遗散的诗，似乎还是有怨意，令人感到诧异!他们的传文中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叔齐继位，到父亲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决定啊!”于是逃离了孤竹国。叔齐也不肯继位，逃走了。国中的人便立了孤竹君的二儿子为国君。这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能很好地奉养老人，说“何不去投奔他呢”!到了那里，西伯已死。周武王用车子载着西伯的牌位，追封西伯为文王，东进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缰绳劝说道：“父亲死了不去埋葬，竟然大动干戈，能说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弑杀君主，能说是仁吗?”武王左右的人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哪!”把他们搀扶起来，让他们走了。武王平定殷纣之乱以后，天下都归附周朝，而伯夷、叔齐认为这是很可耻的，坚持节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食薇菜为生。等到他们饿得快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掘山上的薇菜。用暴虐去代替暴虐啊，还不自知为非。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都匆匆过去了，我归向何方呢?哎呀，要死去了啊，命中注定要衰亡了!”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由此看来，是怨恨呢，还是不是怨恨呢?
有人说：“上天对人没有偏私，总是赞助善人的。”象伯夷、叔齐可以说是善人呢，还是不是善人呢?这样仁德纯厚、品行高洁的人竟会饿死!还有，在七十弟子之中，仲尼唯独推举颜渊是最好学的人，但颜回（颜渊字子渊，名回）常常遭受贫困之苦，连糟糠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上天对善人的报施，又怎么样呢?盗跖成天杀害无辜的人，吃人心肝，残暴凶狠，无法无天，聚集党徒几千人，横行天下，竟得以寿终，这又是根据什么样的仁德呢?这是特别彰明显著的事啊。至于到了近代，有的人操行不合规范，触犯法纪，但终身享受安乐，财产富厚，一代一代地享用无穷；有的人选好了地方才下脚，到了时候才说话，走路都不敢走小路，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奋力去做，但自身却遭受灾难，象这种情况，是数不胜数的。对此，我感到困惑不解。倘使象前面所说的上天赞助善人，是这样呢，还是不是这样呢?
孔子说：“主张不同，不必互相磋商。”这意思也是各从自己的志向啊!所以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作个拿着鞭子为人开路的人，我也干；如果不可以求得，那就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到了严冬季节，才能知道松柏是最后落叶的。”如果整个社会都是混浊污秽的，那么高洁之士便会显现出来。这或许是因为俗人对富贵是看得那样的重，而高洁之士对富贵却看得这样的轻吧!
“君子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人们所称道。”贾子说：“贪吝的人为财而死，好义的人为名献身，夸耀权势的人死于争权，普通的百姓贪求生存。”“同是具有光芒的，便会互相映照；同属一类的，便会彼此应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兴起而世间万物都会随之兴起。”伯夷、叔齐虽有贤德，而得到孔子的赞誉则声名越发显著，颜渊虽然专心好学，也是因为附在千里马的尾巴上才能名声显著。居住山林的隐士，或成名于世，或湮没无闻，都在于时运，象这类声名湮灭而不为后世所称道的，实在可悲啊!普通的人要想修养品德，建立声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可能使声名留传到后世呢?
赏读
这篇文章与《史记》中其他“列传”有所不同。“列传”的文字大都是记人叙事的：而《伯夷列传》记叙的文字不多，议论却占了大部分篇幅。所以，视之为“伯夷叔齐论”倒比较切合文章的实际。
为什么一篇”列传”被写成了以议论为主的文章?在司马迁之前无例可循，在此之后，却不乏其例，唐宋古文名家名作中就可以找到许多这种类型的篇章。
因为年代久远，至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有关伯夷、叔齐事迹的”文辞不少概见”，主要原因就在于伯夷、叔齐的人品虽然极为高尚，但“非附青云之士”，故而很难“施于后世”。司马迁自己有因“李陵之祸”而受腐刑，后忍辱负重，以成《史记》的特殊经历，深切同情伯夷叔齐，因此，即使“文辞不少概见”，也要为他们立传。其良苦用心，我们通过阅读《伯夷列传》可以细作评品。
不过，这篇列传最光辉之点在于司马迁大胆地反对了天命论。文中“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段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把当时那种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社会现实，抨击得淋漓尽致，这对于2000多年前的一位古人来说，也的确是难能可贵了。
管晏列传——《史记》
题解
管仲和晏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齐桓公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霸主。晏子在齐，事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晏子当政时的齐国，声威已远远不敌日益强大的楚国。而晏子能“出使不辱君命”，维护国家的尊严。司马迁赞美他“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并深有感慨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可见司马迁对晏子服膺之至。本文为管晏立传，正体现了司马迁的这一思想。
原文
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