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最高官位是任中郎将出使西南夷，虽有“西部大开发”的政治建树却并不以做官为人生目标，史载他“故其事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这就是司马相如。一面瞻仰蜀地先祖们留下的遗迹，一面浏览他所能获得的书籍，除了练习击剑外，他还斗鸡走马，观看奇妙无穷的杂技……成都是西南各部族经济、文化的辐辏之地，城市中往来的有川西高原、川南甚至云贵高原上来的各部族如“滇、僚、賨、獠”人等，偶尔还会有前来收购“黄润细密”品质精美的蜀布和邛竹杖的印度、西亚等异国商人活动其间。世界在司马相如的眼中是广袤繁复的、灵性的、生动的和充满感性和富于神秘感的，这给了他无穷无尽的想像空间，发挥于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意象，这在贾谊、枚乘等笔下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其影响流贯着整个汉代。既然汉武帝读相如赋都能够“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似有游天地之闲意”，流风所及，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风习，“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以求见异于世”，受之影响，扬雄等一批巴蜀作家开始以群体的阵势跃上文坛，班固《汉书》说：“西蜀自相如游宦天下，而文章冠天下。盖后之扬雄、王褒、李尤，因皆蜀人也”。中国文学发展到本体意识自觉的阶段，就以司马相如等巴蜀作家群的艺术创造而体现着。
（第三节）西道圣人：扬雄的创作
扬雄字子云，蜀郡郫县人。在文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曾被视为“西道圣人”，班固《汉书》认为，从孔子以来至汉代的学者如林，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的六个圣人中，扬雄居其一。司马相如是一位天才型才华横溢的辞赋家，扬雄则属学者型大器晚成的作家，这与扬雄的家庭环境有关。扬雄先世扬秀曾在汉初做过庐江太守，到扬雄时家道衰落，人丁也不兴旺，扬秀至扬雄，“五世而传一子”，《汉书·扬雄传》称：“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世”。他不像司马相如那样在“喧然名都会”（杜甫语）的大城市中形成的自由性格，也没有余闲时间和富裕财力去“学击剑”和斗鸡走狗游戏人生。家庭的压力和个人生活经历养成了扬雄沉默少言爱读书好思考的特点，“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
宣、元帝时期的巴蜀大地，经济发展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增长速度，社会环境和丰裕的物质条件为扬雄的成长和求学提供着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巴蜀地域文化至此已经是以较为系统的积淀呈现在他面前，并且通过林闾翁儒、严君平、司马相如三个榜样具体影响着他。临邛人林闾翁儒（复姓林闾）是他的远亲，此人精于训诂，多识奇字，掌握有鞧轩使者上奏的大量方言资料，又熟悉司马相如辞赋，在他的影响下，扬雄不仅打下了后来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深厚功底，其学“博览无所不见”，而且在文学上初试身手。另一位影响扬雄哲学思想和处世态度的人是成都人严君平。严君平精于《周易》、《老子》，在成都街市上卖卜，日得百钱能够维持生活则闭门读《老子》、《易》，著有《老子指归》一书。其人性方正，不作苟见，不为苟得，久而不改其操，是“隐于市”的高人雅士，《汉书·扬雄传》称其“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扬雄常向他请教学术疑难问题，性格也受其浸染熏陶，人称扬雄“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严君平的影响。在全国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司马相如，自然要引起扬雄的崇慕并进而模仿，“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在文学创作上，扬雄是直接继承“乡党”司马相如的艺术传统，以巴蜀地域文化体验去感味相如作品的魅力，并“慕循其迹”，从而跃居汉代文坛的。
扬雄在大盆地中生活了42年。汉帝国的赫赫煌煌壮大声威，当时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五都”之一的成都（其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洛阳纸贵”的《三都赋》看到）得到典型体现，在“国家”平台上的各地信息沟通和文化传播，使扬雄能够站在全国的高度去进行文化创造。所谓“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的地域文化风习，和“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的地域人文精神的熏染，养成扬雄对自己的才能颇为自负，使他以豪气满怀的文化创造激情，去赶超每个领域的全国一流大师，这种骄狂、大胆的创造热情在《汉书》“本传”有所透露：“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还有模仿相如文风而作的《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成都四隅铭》等，另有《蜀都赋》、《蜀王本纪》，皆是扬雄出蜀前作品，可见其创作数量之丰。其中《蜀都赋》是巴蜀作家首次的“蜀人记蜀事、名蜀物、体蜀风”之作，满怀着对家乡丰裕的物产和器质文化的自豪，扬雄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琳琅满目的西蜀繁华图，对蜀中风物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句子被历代学人引用，如“筒中黄润，一端数金；雕镂筘器，百伎千工”等，就是真实地记载了巴蜀器物制作工艺的高超精妙。《蜀王本纪》则是扬雄对巴蜀大盆地历史传说的有意识“寻根”之作，是系统整理巴蜀大盆地生命发生历程的地方志，并对后来的《华阳国志》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刘熙载《艺概》中记载孙可之《与高锡望书》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难，至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于此可见其价值（该书是否为扬雄所著，尚有争议，但就扬雄的性格而言，他是可能而且应该写出这样一本书的）。
成帝元延元年，扬雄带着丰富的创作经验积淀和已经定型的个性人格，离开蜀中前往京师寻找新的出路，先在大司马王音府做门下吏，王音奇其文，向成帝推荐；一个在宫廷当差的蜀人扬庄，又把“乡党”扬雄的作品呈献给汉成帝，盛称其作品可比司马相如，扬雄得以被召为待诏。扬雄从此站在“国家”层次上进行着文化创新活动，三年间扬雄先后完成四篇大赋，代表了汉赋在司马相如之后的新发展。成帝每次行幸外地，都让扬雄随行作赋。第一篇《甘泉赋》，扬雄用力最勤，以至于完成时“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纳之。及觉，病喘季，大少气，病一岁”。所以刘勰说“扬雄缀翰而惊梦”，赋成奏上，成帝大喜。这篇赋最能体现扬雄的作赋风格。风格瑰玮拟于相如，多奇字丽句。扬雄追求的是司马相如赋那种“宏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矣”的艺术表现，在结构曲折和意象变幻上虽比不上司马相如，但在含蓄典雅上却体现了扬雄自己的特色。赋依次叙写成帝择日出祭的整个过程，在描写军队盛严整貌、甘泉宫之华美、泰台之高峻、宫中景物之繁美等处极铺排之能事。此赋集中体现了扬雄文学上的创新精神。《甘泉赋》打破了西汉前期赋必设主客问答的陈式，开门见山交代内容。行程之外，铺写宫观草木时，对西汉前期赋就其“前后左右写之”务必穷形尽相的方式也加以改变，此赋描写处多用骚体，语句舒缓而不急促，抒情性较强。这些在西汉赋中都显得别具一格而不落俗套。此赋也可见出扬雄炼字的功力。
第二篇赋《河东赋》是扬雄随成帝行幸河东祠后土所写，篇制较《甘泉》小，结构简单，风格与《甘泉》一致。赋文铺叙祭祀盛况和祭后成帝游观各地并登上西岳华山，末段歌颂大汉统一天下，四方宾服，劝谏成帝上追三皇五帝之至治，点出谏的用意。第三篇《羽猎赋》与第四篇《长扬赋》，在句式上不用抒情性较强的“兮”字长句，而是用类似相如《子虚》《上林》赋的散体赋句式，便于直接发表议论，明显采用相如《子虚》《上林》赋的写法。四赋也体现出扬雄在元延元年至元延三年积极进取时期的政治态度。此时的汉王朝已经从鼎盛走向衰落，宣帝短暂的中兴时期也未能挽救颓势。汉成帝生活奢侈荒淫，扬雄距大汉鼎盛时期不远，追古抚今，心怀忧虑，他身上有着浓厚的进取思想，遂把振兴汉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成帝身上。在《甘泉赋》序中，扬雄自述“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党鬼神可也。于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迷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微戒斋肃之事。”在后两篇赋中，扬雄改用说理性的散体赋句式，更直陈了自己对成帝的劝谏。
但是，西汉后期统治集团已经腐化，内部斗争激烈。扬雄家世寒微，在朝廷也无奥援，加上他对《周易》所讲的盈虚消长之道浸润很深，“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所以尽管他一再上赋以劝谏，冀以获得皇帝信任，但赋体文学的特点决定了其讽谏之意非常隐晦婉曲，即“主文而谲谏”，非反复吟咏不能知其意。这在《甘泉》中最为明显，《河东》在末段点出谏意，《羽猎》谏意稍明朗，但是在最后一篇《长扬赋》中，扬雄却来了一个大转变。该赋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子墨客卿的质疑，认为长扬之猎“颇扰于农民”、“非人主之急务也”，后一部分是翰林主人的大篇驳词。翰林主人依次敷赞了汉高祖灭秦平项建立伟业的功勋、文帝勤俭致天下太平、武帝征讨四方海内宾服的武功，然后说成帝仁德举行游猎不是为了淫乐游观，而是为了检阅武力，显示礼乐，使胡人感化而归服。翰林主人的驳词以居高临下的姿势，语言浩荡，气魄宏伟，有无可置辩之势。“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体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朦，廓然已昭矣”。这篇赋是墨客质疑、翰林主人答疑、墨客释疑的结构，赋先以华丽的文辞引起读者的兴趣，然后点出讽谏之义，墨客的质问实际上就是扬雄的质问。
王莽初始元年（公元8年），扬雄61岁。四赋献上，成帝大喜，委扬雄为黄门郎，月俸六百石。从此扬雄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也正是在此时扬雄开始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检讨和总结，如前所述，扬雄作赋是非常辛苦的，以致写完《甘泉赋》后大病一场，而献赋后却只不过博得君王一笑而已。扬雄的志向并非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辞赋家，他不能像司马相如那样热爱它并从中得到创作的愉快和满足。扬雄是要辞赋达到一定讽谏目的、要有一定的用处。然而文学的本质其实并不仅仅在讽谏，而在那种“赋家之心包括宇宙”的盛大气势中，在“一经一纬”所形成的五色生辉、宫商回荡和“纹理交织”的华丽之美中。刘熙载有这样一句话：“司马长卿文虽乏实用，然举止矜贵，扬雄典硕”，这句话道出了汉赋的美学价值之所在。而扬雄却摒弃美学价值追求实用价值，希望通过审美价值来实现实用价值，这是两汉辞赋理论的内在矛盾，扬雄的创作以及对自己辞赋的反思，就是这种矛盾的典型体现。元延三年后扬雄反思的结论是，创作的实用价值难以通过美学表现去实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矣”，甚至痛悔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200年后扬雄的一位同宗，以聪明敏捷才思过人出名的扬修曾对之如此评价：“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当然，这里还有着时代和社会思潮的原因，汉武盛世那种壮怀激烈、积极向上的浪漫情怀和文学审美的浪潮开始逐渐消退，社会矛盾和政治纷争日益激化，“退而独善其身”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从此扬雄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字、语言学、哲学中去，开始集中精力写作《方言》、《太玄》、《法言》等。
在这段时期，不经意间，扬雄仍然写出了《解嘲》、《解难》和《逐贫赋》，对赋体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以至于后来有人将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并称。《解难》《解嘲》是秦汉古文的风格，《逐贫赋》是融说理、描写、抒情为一体的小赋。《解嘲》模仿东方朔《答客难》，对比古今之士的不同遭遇。然东方朔《答客难》重在揭露专制君主对士人的随意与夺的威势，扬雄《解嘲》则重在揭露当时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内部斗争的剧烈，即所谓“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以及“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的现状。所以两人虽然同样以安于卑位自我宽解，而扬雄却多了一层保身全生的欣幸之感，尤其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知黑、守白”方式的哲学思考，更是后之魏晋“玄学”的源头。《逐贫赋》稍不同，是从生活的贫富提出问题，实际上是作者对安贫与求富两种思想矛盾斗争的袒露，说明他的安贫是经过剧烈思想斗争的选择。《解难》则与以上诸篇皆异。扬雄《酒箴》、《嘲贫赋》等文体创新的意义在于，文学不再是正襟危坐地讲道理，而可以成为讽刺幽默的游戏之作。如：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而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徽。一旦叀礙，为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讬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扬雄对其所著《太玄经》是自负的，他甚至不客气地说：“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提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这就是后人说他“不肯失放诞之行”的所在，朱熹就批评他“反讪前哲以自文”，这里又涉及巴蜀人文性格的特点。扬雄作骋辞大赋务求宏侈巨衍，作小赋与文章则风趣诙谐，其风格体现着西汉大赋和西汉文的不同发展方向和美学要求。
扬雄晚年是一个争议极大的话题，关键就是他曾经向“簒汉自立”（公元8年~23年）的王莽上表道贺，他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汉书》本传说：“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这里已经把他坚守高洁、恬于势利的人格揭示得很清楚。后来其学生受牵连，王莽诛甄丰父子事件累及扬雄，治狱使者来捕正在天禄阁校书的扬雄，雄闻讯惧而跳楼自杀未遂，当时京师流传讽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也肯定了他个性品格。但为什么还会写《剧秦美新》？人们常常视之为扬雄生平中最大的历史污点，为其晚节不保的证据。因此我们还必须说说王莽的“簒汉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