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盛唐气象与巴蜀的狂歌诗史
隋文帝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中国，结束了270余年南北分裂的混乱局面。为巩固其统治，隋文帝曾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文辞华艳的泗州刺史治罪。统一为南北文风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杨素，卢思道，薛道衡，虞世基等文人，积极推行文帝提倡实录的政策，出现了一些文风改革。但由于隋文帝在位仅短暂的40年，很难纠正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南朝文风。随即崛起的炀帝杨广的诗作又复归浮艳，即“炀帝践祚，骄暴日甚，东西游幸，穷极侈靡，所至流连声伎。其《清夜游曲》，犹陈后主之《后庭花》也。于是当时文士，复好丽词，雅制终废，然新声竞作，为后世戏曲之萌芽；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文学毕竟属于美的艺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较为准确地看到杨广诗歌的价值：“像他的《悲秋》，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乐府新声”。继汉魏乐府以来的“河溯诗风”与“江左诗风”，又重新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大平台上，南北化合融会，为盛唐文学的崛起准备着充分的条件。
581年隋朝建立，隋文帝封其第四子杨秀为益州刺史，并封为蜀王。“国家级正史”已经开始更准确地把握巴蜀地区的特征，《隋书·地理·志二十四》称：巴蜀地区“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文风习则是“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又有獽狿蛮賨，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獠，而亦与蜀人相类”。隋末农民起义基本上未波及到四川，使这里成为全国少有的安定地区。隋炀帝大业十三（617）年，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李渊、李世民乘机乱世而起兵太原。翌年五月，李渊即帝位于长安，改国号唐，并于624年统一了全国。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与罗马帝国、东方穆斯林帝国三足鼎立的大国，“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东北的朝鲜和满洲等广大地区，这时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
李唐皇族的“膻腥”血统，自然难以忍受儒家那一整套伦理规范，他们也崇尚儒学但并不“独尊”之，也弘扬佛学，却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限度，他们更喜欢道家，把老子奉为自己的始祖，老庄道家对完美人性和自由的追求，就成为李唐皇族及其所统治的社会时代精神。儿媳可以被提升为妾妃，牝鸡可以司晨称帝，内宫可以与外臣晤面……这是一个充满着精神自由和恣意妄为的时代，甚至是一个权威消解的时代。人们无需戴着镣铐跳舞局囿于宫廷，“天涯何处无芳草”，建功边塞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游历名山大川状景抒怀亦是“不朽之盛事”，唐代作家把文学引向更广袤的大地人生，呈现为昂扬奋发的盛唐气象和蓬勃的青春朝气。初盛唐诗人多用“少年”做诗题和题材。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时间与空间、感受与表现、意象与结构、体式与语言、孤独与友情、乡愁与羁恨、隐逸与仕进等，就成为这个时代繁复的旋律而交响着。南北汇融和士人的漫游，带来了“自然的新发现”，心中的风景与眼前的风景同时兼具，历史与现实纠结一体，中华文化和文学历经漫长的发酵过程，开始酿造醉人的醇酒。盛唐诗在盛世风潮的激励下，具有万般外向而且高昂的气概，不管是“扩散”还是“收敛”，都不再是大汉帝国文学那种流彩溢金殿堂宫阙，而是更具体的现实生活状貌和切实的人生苦乐绘写。自由昂扬的时代精神、繁复多姿的人生内容与表现技巧相适应，形成一种浑然美。热情、爽朗、乐观、天真、富于幻想和进取精神——盛唐诗人所有的这些性格，都是属于纯诗的品质，因而最好的诗必然出现在盛唐。中华民族的青春时代，就通过唐代文学而展现着。
大唐帝国的文化政策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完善，成为文学繁荣的制度支持，“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晋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所以，唐代文学流派纷呈，元白、韩柳、王孟、郊岛、边塞等诗歌流派竞繁，诗歌体式建构如古风、歌行、近体、格律和曲子词等诗体的多元实验，文学诸体式如小说传奇、杂剧、散文等，都得到淋漓尽致地尝试。在这个自由的时代，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所有的历史积淀都在此得到了一次全新的发展和再创造。如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汉唐有许多相似之处：国势强盛，疆域辽阔，汉代的边疆保卫战和开疆拓土常常被后人传为美谈，卫青、霍去病、班超、李广等雄姿英发、战功卓著的历史英雄，成为唐代文人心中的偶像。火热的激情，异域的风光，战争的场面，渴望与梦想，使他们热血沸腾，豪气冲天。“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东走到营州，投身事边将”，他们的言行是对潮流的应和，是唐代诗人放宽历史视野、开阔胸襟的反映。唐代诗人既出征又能写诗，目光和脚步移向了大好河山与塞外荒漠乃至西亚异域人生。如果说跃马扬鞭赴边塞反映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和渴望建功的雄心，是与时代相呼应，那么，汉代情结则反映出诗人在渴望从历史文化中寻求精神力量，实际上正是泱泱大汉精神的盛唐版。
这一切，都使巴蜀文人感到自然而亲切。对有血有肉现实人生的肯定和审美观照，对丰富多彩生活的憧憬热情，那充满青春活力的想像与创造活力，还有对老庄道家思想的崇尚，巴蜀文化就受到这良好时代精神激励而得到很好的发展。今人蒙文通的《巴蜀文化特征》指出：“蜀人有自己的传统，未能笃信儒家的学说，西汉一代，严君平、李宏、扬子云是道家；阆中的洛下闳、任文公都长于律历灾异，《华阳国志》著录杨厚、任安等一派，自西汉末年直到晋代，师承不绝，都是以黄老灾异见长，共有30余人，这在两汉最为突出”。巴蜀上古神话瑰丽奇幻的想像与幻想，大汉文学中巴蜀作家群的煌煌业绩，《华阳国志》等寻根巴蜀文化精神的自觉意识，以及巴蜀人文精神的浪漫热情和大胆骄狂等，都为唐代巴蜀文学的繁盛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卢求在其《成都记·序》中说到蜀中的盛况：“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皆系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妙要，扬不足侔其半”。唐之时代精神的“崇汉”情结，使唐人常常瞩目于巴蜀大赋作家，人们常将司马相如、扬雄并提，并且常常用这个标尺去检验巴蜀作家，如杜甫论李白的“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韩愈《进学解》的“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也评述陈子昂“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历抵群众，都邑糜然瞩目矣”。这当然是基于二人是汉代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也常常意指巴蜀地域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刘禹锡则在《陋室铭》中用“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将扬雄与诸葛亮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相提并论。如此丰厚的地域文化积淀影响，巴蜀作家如不能在唐代文学大合唱中成为领唱歌手，反倒会成为咄咄怪事。
大汉声威在文学领域的积淀——巴蜀大赋作家群成为盛唐文学的追摹对象和文学创新的价值准绳，而呼吸着同样的地域文化空气的李白、陈子昂在唐代文坛上的崛起和所达到的艺术创造高度，还有入蜀后诗风大变的杜甫蜀中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等，都应该是一种必然结果。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元白诗派”在新乐府领域的创新，是受到巴蜀作家的影响。元稹《乐府古题序》说得很清楚：“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余，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正是因为“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和“全创新词”的诗体试验，才引发了元白的文体创新欲求。其实，导致元稹走向文学之路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陈子昂。其《叙诗寄乐天书》回忆道：他少年时“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习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得到长辈们的赞赏后，“由是勇于为文”。从某种角度上说，唐代文学是从巴蜀开始的。“初唐四杰”是在巴蜀大盆地的游历中开始确立自己的抒情个性，陈子昂的创作标志着唐代文学的正式开始。陈子昂、刘湾对“边塞诗派”的启示，李馀、刘猛的诗体试验引发了“元白诗派”，李白的青春“狂歌”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入蜀后诗风大变、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杜甫，以及白居易、刘禹锡对夔州民歌“竹枝词”的接受和再创造，青城山道士杜光庭剑侠传奇小说《虬髯客传》的先锋意义，以及“蜀戏冠天下”之称的巴蜀戏剧对中国戏剧发展的贡献等，莫不如是。
（第二节）唐代文学的奠基人：陈子昂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为人“尚气决，好弋博”，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总之，在儒家文化和封建正统道德意识标准下，他所经受的巴蜀文化熏染而形成的人文性格属于“另类”。蜀中文风的繁盛，使他得在24岁时举进士，武则天就很准确地指出过他崛起的原因是：“地籍英灵，文称晔官”。蜀人的骄狂大胆哺育了陈子昂直言敢谏作风，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陈子昂在《谏政理书》和《谏刑书》等文中明确宣言了他之主张仁心仁政与武周之以刑法治世的深刻分歧，以及他对武周执政者的寄望。
如果说，大汉文学运行的特点是作家必须进入宫廷，融入国家政治的“主旋律”之中，那么唐代文学则是以“行走”为特点，游历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遍历各个地域生活，融入人生，去感知、体味丰富复杂的生命现象，盛唐文学的缤纷多姿，原因亦基于此。陈子昂的第一次游历是他二十二岁时，考试落第后，“居蜀，学神仙之术，与晖上人游”，这可以从陈子昂所说的“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贵于崇朝；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中看到。蜀中浓郁的道家文化氛围，制约着陈子昂看待人生的方式，决定着他的审美价值取向，其《夏日游晖上人房》诗云：“山水开精舍，琴歌列梵筵，人疑白楼赏，地似竹林禅，对户池光乱，交轩岩翠连，色空今已寂，乘月弄澄泉，平生自兹毕”（《卧疾家园》），这种生活是绚丽多彩的，是充满感性的切实的人生。但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又呼唤着他，因病、居丧、赋闲等边缘式生活，使他常常伤悼着自我人生：“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秋园卧疾呈晖上人》）。陈子昂于兹全无高蹈自然者的那份潇洒，对退出主流社会的心有不甘和功业难成的内心郁结，使他常常以美丽的自然山水慰藉自己：“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静。禅居感物变，独坐开轩屏。风泉夜色杂，月露清光冷。多谢忘机人，尘忧未能整”《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陈子昂第二次退居山林，是其31岁时，经7年宦海风波之后，“以继母忧，解官返里”。其间，即垂拱二年（686），他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戍边。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他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其化为文字的感受就成为边塞诗派的发轫。圣历元年（698），因父病而解官回乡，成为陈子昂的第三次归隐，这是他最后的人生阶段，38岁的他怀着对当道的完全绝望，带着政治炼狱给他烙上的遍体鳞伤，表请解官，“遂葺宇于射洪西山，种树采药”。但这并非彻底虚无，他要系统总结自己，要全面地认识这个世界，通过社会发展的现象去寻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著史立言，推求天命，以求从另一方面实现自我价值，这却违背了当朝不准撰写当代史的禁令，被宵小作为口实而下狱，一个天才人物42岁而卒，实为千古憾事！陈子昂死后，其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
陈子昂对盛唐文学的开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标举风骨、提倡兴寄，导引出唐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开创边塞诗派，将时代精神和大唐帝国的盛世状貌表现出来；诗体和文体的创新实验，为唐代文学的体裁形式多元化和繁荣奠定基础。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陈子昂都表现出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一种全新的文学创造的开始，首先需要的是审美理性的自觉，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中，他提出：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逦逶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