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自然万物和生命的热爱之情，李白一生中漫游祖国各地，留下大量吟咏山水名篇，但他无论在何处，蜀中山水故乡月，巴蜀人生形态和民俗风习都萦绕于怀，难以割舍，“巴蜀情结”催生出如《蜀道难》、《峨眉山月歌》、《游子咏》、《朝发白帝城》、《送蜀僧晏入市》等数量颇丰的佳作，也正是基于诗作那浓郁的“巴蜀情结”贯注，这些作品才具有传诵不衰的永恒生命力。李白写作于蜀中的两首诗《古风·二·蟾蜍篇》，和“金窗夹绣户，珠箔悬琼钩……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登锦城散花楼》），以及《古风·四》的：“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固如此，营营何所求”，也正是基于“巴蜀半道，尤重老庄之术”的地域文化精神氛围的涵蕴，是李白对庄子的崇拜所决定。还有乐府《白头吟》：“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宁同万死碎羽翼，不忍云间两分张，此时阿矫正骄妨，独坐长门悉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凯惜黄金买词赋，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菟丝故无情，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相紫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唯见青陵台”。后者共30句，六次转韵，舒卷自如，层层照应，把一个汉代巴蜀发生的真实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还有《上皇西巡南京歌》中赞叹：“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及此间无”，对故乡的自豪之情，于兹可见。
巴蜀文化的模塑影响，使李白常常以地域文化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去看取人的生命形态，写下大量有关酒、女人题材的诗作，有些甚至带有明显的“性”场面，如《寄远》组诗中“相思”、“阳台”、“云雨”等意象和“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等句，以及《对酒》中的“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一类描写，体现着他对现世人生享乐的注重和自然生命意识的表现。在封建正统文人眼里，这完全违反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伦理道德规范，王安石就指斥李白“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但就巴蜀文化道德标准看，李白真诚地抒写出对美好人生的热爱，表现了地域风习对世俗生命的赞美，体现了一种活泼泼的自由自然生命意识，这其实也就是巴蜀民俗“未能笃信道德”的地域文化风习所铸造。最后，还需强调的是李白在文学理论上的主张，他崇尚大胆变革创新，敬佩“扬马激颓风，开流荡无垠”的开创勇气；标举“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珉”的文学华美，《大猎赋·序》就明确阐述过他这种观点：“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也，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地？”
李白生平可分为四个时期：（一）蜀中生活期。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同时“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二十岁以后，他便漫游蜀中，登峨眉、赴青城。蜀中生活对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巴蜀地域文化涵蕴着他的人文性格和艺术思维方式。（二）走出大盆地的漫游和求仕时期。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开始“仗剑出国，辞亲远游”，足迹所及，几半中国。并先后与元丹丘、孔巢父和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郯中。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参照，各种学说和思想的互相碰撞，对时代精神的充分感受，催生出他的大量作品。天宝元年，因吴筠推荐，被玄宗下诏征赴长安，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青云之志。又因被贺知章叹为“谪仙人”而名动朝野。李白本质上不是政治家，“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的言行，蔑视帝王权贵的傲然作风，必然有“五噫出西京”、“赐金放还”的结局，这就是他那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产生的背景。（三）再度漫游（四十五至五十五岁）。“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出京至洛，遇杜甫，至汴州，逢高适，三人同游梁宋，用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的话来说，就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杜深厚友谊至此开始。其间，李白发出了“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的窘困之吁，有“摧残槛中虎，羁絏鞲上鹰”的现实批判，但他仍然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愧世上英”，狂傲自信还是其性格的主要方面。（四）晚年（五十五岁至卒）。安史乱起，隐于庐山。永王磷起兵，他起而应和，为幕府，磷败而下狱，并被流放夜郎，是有“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的反省。途中遇赦，往依当涂令李阳冰。夜醉酒泛舟江上，“捉月”水中，以浪漫诗情方式告别人间。
概而言之，李白在创作中呈现的强烈而真挚的情感，通脱豪迈的自我个性，冲决和超越一切的巨大勇气，非凡的想像以及奇瑰的文学形象塑造，即杜甫所称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都对巴蜀文学的繁盛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超拔飘逸与雄奇豪迈的如椽巨笔，奏响了唐代诗歌的最强音，若天籁萦绕千古不绝，他身上那生机勃勃的生命律动，浓缩着唐代诗歌的精神特质。唐代诗歌有着独具魅力的时代风格与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浓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崭新的生活体验，以壮阔为美的审美情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唐代诗歌与其他朝代诗歌相区别的特色，所谓：“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人生就应该如此实现，李白向往的是一种人的全面自由和真正的人的生活，否则，即使是他所崇拜的巴蜀先贤，也受到批评：“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古风·八》）。李白的人生理想，标志着唐人的普遍价值取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即使生活中出现不尽如人意之处，却可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种博大壮阔的情怀可以说是唐代诗歌的基调，体现于李白俯仰天地的慷慨大气：“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以及“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皮日休说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刘枣强碑》），其实也是李白《上韩荆州书》文中说的：“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当今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其《寻李白》中，准确感悟到了李白的独特：“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我们最后还是以其《古风·一》的句子为其作结：“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诚哉斯言！
（第四节）天下诗人皆入蜀：
杜甫等的感悟巴蜀
纵观三百年间唐代文学，几乎每个著名作家都与巴蜀产生过关系，甚至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韩愈，也留下对巴蜀的向往和对巴蜀先贤的崇敬，如“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等。“天下诗人皆入蜀”，首先是从“初唐”开始的。“四杰”就性格来说，或浮躁，或稳重，就年龄而言，先后相差（四杰中生卒年有确切记载的只有王勃），却由于不同的原因在巴蜀大地聚合。巴蜀地域文化的氛围，自由自然、切实于人生的民俗风习，必然要对他们发生影响，他们开始把诗文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民间和边塞，题材扩大了，风格也清新刚健，闻一多在《四杰》中提出：“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行为都相当浪漫”，闻一多这里已经看到了汉代巴蜀作家群体的影响和大盆地民俗风习对“四杰”的作用。
总章二年（669）五月，王勃离开长安，南下入蜀，开始了他近三年的蜀中漫游，这其中应该还有家世之因：其祖父、隋末大儒王通，曾经入蜀担任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著作有《中说》（《文中子》），作为“隐逸”和大教育家的王通，肯定会在家庭成员的教育问题下深功夫，王勃少年时期被人称为“神童”，其中应该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家教”作用，这当然地还包括其祖父对巴蜀物产、山川景物和文化风习、文学等的介绍，这就导致了王勃从昔日的神游转而为现实的“行走”。
仕途的挫折，生活的体验，山川的感召，还有巴蜀大盆地民俗风习，使王勃写下了很多抒发自己情怀的诗文，仕途艰难的感叹和一些抒写乡思的作品，就积淀为《入蜀纪行》30余首，他还在今三台县写了《兜率寺碑》、《灵瑞寺浮图碑》、《慧义寺碑》及《通泉县惠普寺碑》，在今中江县一带写有《玄武县福惠寺碑》、《飞鸟县白鹤寺碑》，在今德阳市写了《善寂寺碑》，在金堂县写下《三圣寺碑》，以及《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惠寺碑》、《绵州北亭群公宴序》等。秀美山水带来写作的快乐，使他的精神振奋起来。在梓州以涧底松自况，并安慰自己：“徒志远而心屈，遂才高而佐下。其在物而有焉，余何为而悲者？”（《涧底寒松赋》），又以《青苔赋》之“耻桃李之暂芳，笑兰桂之不永，故顺时而不竞，每乘幽而自振”来自我激励。巴蜀之行对王勃创作的蕴涵作用，杨炯说得很清楚：“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辞；每有一文，海内惊瞻”。如在九陇县（今彭州市）写的《观内怀仙》、《早春野望》、《登城春望》、《江亭夜月送别二首蜀中九日》等，皆是。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认为“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上吏部裴侍郎启》）。明代胡应麟认为王勃的五律“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唐）、中（唐）妙境。五言绝亦舒写悲凉，洗削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咸亨三年（672），王勃返回长安，后溺水而卒，年仅二十七岁。
杨炯为蜀地孔庙撰写的《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简称《新都碑》）及《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简称《长江碑》），是初唐散文的范本，而其三峡诗（如《广溪峡》、《西陵峡》、《巫峡》）如：“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重岩尧不极，叠嶂凌苍苍。绝壁横天险，莓苔烂锦章。入夜分明见，无风波浪狂。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是写景、咏史和抒情都结合得很完美的作品。《送梓州周司功》：“御沟一相送，征马屡盘桓。言笑方无日，离忧独未宽。举杯聊劝酒，破涕暂为欢。别后风清夜，思君蜀路难”亦是。
卢照邻是“四杰”中居蜀时间最久的，约10年，有“丁年游蜀道，斑鬓向长安”（《早度分水岭》）之语，又在《对蜀父老问》中说：“余自丰镐，归于五津，从王事也”，《至望喜瞩目言怀贻剑外知己》又说：“圣图夷九折，神化掩三分。缄愁赴蜀道，题拙奉虞薰”。在《赠益府群官》中，他把自己的入蜀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的介绍：“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单栖剑门上，独舞岷山足。昂藏多古貌，哀怨有新曲。群凤从之游，问之何所欲。答言寒乡子，飘飖万馀里。不息恶木枝，不饮盗泉水。常思稻粱遇，愿栖梧桐树。智者不我邀，愚夫余不顾。所以成独立，耿耿岁云暮。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羽翮毛衣短，关山道路长。明月流客思，白云迷故乡。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苍”。在他的作品中，巴蜀地区的山川景物、人文民俗，都得到较多的反映，如《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跻险方未夷，乘春聊骋望。落花赴丹谷，奔流下青嶂。葳蕤晓树滋，滉漾春江涨。平川看钓侣，狭径闻樵唱。蝶戏绿苔前，莺歌白云上。耳目多异赏、风烟有奇状”，卢照邻《十五夜观灯》还为我们留下了一幅成都元宵节万众狂欢的画面：“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褥彩遥分地，繁光远接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记述这种游乐场面的，还有《辛法司宅观妓》和《益州城西张超亭观妓》等诗。诗中可见初唐时成都歌舞之盛。面对成都丰厚的历史积淀，他写下了《文翁讲堂》、《石镜寺》等凭吊古迹的文字，面对蜀中前贤的遗迹，他联想到自身的处境：“闻右雍容地，千年无四邻。园院风烟古，池台松槚春。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寂寂啼莺处，空伤游子神”（《相如琴台》），通过对相如琴台的描写和联想，表达了他怀才不遇的孤寂的心情。呼吸着浓郁的巴蜀文化，他的创作思维不可避免地要呈现出巴蜀特征，如《大剑送别刘右史》：“金碧禺山远，关梁蜀道难。相逢属晚岁，相送动征鞍。地咽绵川冷，云凝剑阁寒。倘遇忠孝所，为道忆长安”，以及：“星楼望蜀道，月峡指吴门。万行流别泪，九折切惊魂。雪影含花落，云阴带中错。还愁三径晚，独对一清尊”（《送费六还蜀》）。在九陇县（今彭州市）写下《九陇津集》来感味眼前的美景：“落落树阴紫，澄澄水华碧。复有翻飞禽，裴回疑曳舄”，以及：“宝地乘峰出，香台接汉高。稍觉真途近，方知人事劳”（《游昌化山精舍》），巴蜀对卢照邻来说，是异乡，但真正要离开却有些难舍：“风月清江夜，山水白云朝。万里同为客，三秋契不凋。戏凫分断岸，归骑别高标。一去仙桥道，还望锦城遥”（《还京赠别》）。
骆宾王是“四杰”中最具有政治名声的，其《讨武檄文》及其政治活动，还有其最终结局，都给历史留下许多话题。他约于咸亨四年奉使西南，居留蜀地二年多，上元二年（675）秋返京，五十四岁随军赴姚州平叛，曾以诗相赠蜀道士李荣：“锦节衔天使，琼仙驾羽君。投金翠山曲，奠壁清江濆。圆洞开丹鼎，方坛聚绛云。宝贶幽难识，空歌迥易分。风摇十州影，日乱九江文。敷诚归上帝，应诏佐明君”（《赠李荣道士》），赞扬李荣的道术与文采。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云：“骆宾王善于长篇的歌行，像《从军中行路难》、《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帝京篇》、《畴昔篇》等，都可显出他的纵横任意，不可羁束的才情来”，其《边城落日》：“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一朝辞俎豆，万里逐沙蓬。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则是其证。但其作品常常流露着忧郁，如《咏尘》：“凌波起罗袜，含风染素衣。别有知音调，闻歌应自飞”，与之相类的是《咏尘灰》。《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类似的还有《秋月》、《秋萤》、《秋风》《秋云》等“九咏”，他之所以参加反叛武氏王朝的军事行动，我们不难从他的这些作品中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