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学苏轼门下，人称“苏门四学士”，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后诗文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虽提倡诗歌不当有“讪谤侵陵”内容，但作品中仍表现出浓郁的社会现实内容。在艺术形式方面，讲究修辞造句，追求奇拗硬涩的风格。论诗标榜杜甫，借以提倡“无一字无来处”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在宋代影响颇大。兼擅行、草书，书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其书法极具个性并有巴蜀书法的因子，即其自述“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舜钦）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所著有《山谷集》，自选其诗文名《山谷精华录》，词集名《山谷琴趣外篇》。我们可以领略一下其艺术和思想，如：“北苑春风，方圭圆璧，万里惊动京关。粉身碎骨，功合上凌烟。樽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捧，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为扶起登前，醉玉颓山。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满庭芳》），又如《醉蓬莱》：“对朝云叆叇·暮雨霏微，乱峰相倚。巫峡高唐，锁楚宫朱翠。画戟移春，靓妆迎马，向一川都会。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欢意！尽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极神州，万重烟水。樽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枝红深，麝脐香满，醉舞茵歌袂。杜宇声声，催人到晓，不如归是”。黄庭坚在贬谪黔州途中，清醒地看到杜甫入蜀后诗风的变化：“杜子美作《花卿歌》雄壮、激昂，读之想见其人也。杨明叙（名皓）为余言：花卿家［冢］在丹棱东馆镇，至今有英气，血食（子孙供养、祭祀）其乡云。涪翁题”（《书花卿歌后》），并有《定风波》描绘游览感受：“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雨谢，池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与陆游同为“南宋四家”的范成大，号石湖居士，历任四川制置使，参知政事等职。曾使金，坚强不屈，险遭杀害。晚年退居故乡石湖。其诗题材广泛，使金途中所作绝句一卷，写渡淮后的见闻，表现其渴望恢复祖国统一的心情。田园诗描写农村风光及民生疾苦，尤为生动。又工词。所著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桂海虞衡志》和入蜀之旅的《吴船录》等。其巴蜀题材如晚年回忆彭州牡丹之作的《玉麟堂会诸司观牡丹酴糜三绝》：“洛阳姚魏碧云愁，风物江东亦上游。忆起遨头八年梦，彭州花槛满西楼”，以及《咏状元江紫绣球》：“西楼第一红多叶，东苑无双紫压枝。梦里东风忙里过，蒲团药鼎鬓成丝”。有百余首咏峨眉山风景人事的诗作见于《石湖居士诗集》，如《初入大峨》、《请佛阁》等，《登光相台睹佛光·序》说明道：“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登大峨之巅，一名胜峰山，佛书以为普贤大士所居。连日光相大现，赋诗纪实，属印老刻之，以为山中一重公案”。另有蜀中题材作品如《过青城题索桥》、《最高峰望雪山》、《万州》等，其“新街如拭过鸣驺，芍药茶樒竞满头。十里珠帘都卷上，少城风物似扬州”（《二月二日北门马上》），就把当时成都街道景物描写得形象具体，对之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范成大居蜀四年所作散文，以《吴船录》最为有名，记录作者从淳熙四年（1177年）五月由成都乘船回京城杭州，沿途所见山川风物和名胜古迹，随物赋形，精妙绝伦，如成都合江亭“绿野平林，烟水清远，极似江南。亭之上曰芳华楼，前后植梅甚多”、“郫邑屋极盛，家家有流水修竹，而杨氏之居为最”的描写等。其中写峨眉佛光的出现，描绘佛光的形状、色彩、摄身、清现、收岩，描绘佛光的隐没复出、渐移飞动、莫测变幻，真是穷形极相，绘声绘色，令人目不暇接，悠然神往。因此何宇度《益都谈资》谓其“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堪与陆游《入蜀记》比美，皆为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游记佳作。
被田锡、苏易简推荐、两次担任巴蜀主官的张咏，为人“少负气，不拘小节，虽贫贱客游，未尝下人”，“少学击剑，慷慨好大言，乐当奇节”，这种性格，似乎最容易和巴蜀人沟通，“化贼为民”的宽和为政，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在蜀中主持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的制作与发行，并且极力鼓动蜀人进入国家主流政治：“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咏察郡人张及、李畋、张逵者皆有学行，为乡里所称；遂敦勉就举，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劝”。皇帝因此在给他书信中感叹道：“得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矣”，宋真宗甚至打算派他第三次治蜀。以至于后来蜀人对政绩显著的地方首脑的评价都是“比之为张咏”。其《劝酒惜》：“今日就花姑畅饮，座中行客酸离情。我欲为君舞长剑，剑歌若悲人苦厌。我欲为君弹瑶琴，淳风死去无苦心。不如转海为饮花，为嬴青春片时乐。明朝匹马嘶春风，洛阳花发胭脂红”，其“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破思乡万里心”被视为千古思乡名句，其诗录入《西昆酬唱集》，有集十卷，苏辙的《龙川别志》记载有其事迹。
基于不同原因入蜀的宋代文人，他们的蜀中创作以及所写的巴蜀题材，给巴蜀文学留下许多积淀。宋祁有：“遥夜亭皋闲信步，才过清明，渐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桃杏依稀香暗度。谁在秋千，笑里轻轻语？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春暮》）之句，欧阳修有“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孤负曲江花”（《临江仙》）之作，其“闻说阆州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无尽，红树远连遮”的思古幽情，为人所重。杨万里如此追慕着蜀杰的事迹：“负荷偏宜重，经纶别有源。雪山真将相，赤壁再乾坤。奄忽人千古，凄凉月一痕。世无生仲达，好手未须论”（《虞丞相挽词》）。当时最负盛名的通俗歌手柳永也歌唱着“地胜异，锦裹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装艳治”的成都曲，张仲殊《望江南》则描绘成都药市的盛况：“成都好，药市宴游闲。步出五门鸣剑佩，别登三岛看神仙。缥缈结灵烟。云影里，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京镗《雨中花·重阳》亦有云：“玉局祠前，铜壶阁畔，锦城药市争奇。正紫茱萸缀席，黄菊浮卮，巷陌连镳普辔，楼台吹竹弹丝。登高望远，一年好景，九日佳期”。
《张协状元》是宋人戏剧作品六种中唯一全本流传的剧目。故事叙述巴蜀富家子张协进京赶考，途中遇到强盗拦劫受伤，被王姓贫苦女子搭救。两人成婚。张协伤愈后妻子剪发卖发资助其进京赶考，中了状元，却为另择高枝谋杀王氏。但王氏仅仅受伤而被太尉相救，收为义女。太尉在梓州设计将她许嫁张协，夫妻破镜重圆。该戏残存着从说唱过渡角色扮演的痕迹，是南戏的标本。这是一个无法考证作者的巴蜀故事。
小结
两宋时期，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成为普遍现象。“江西诗派”之名，源自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吕以黄庭坚为祖师，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25人，蜀人韩驹亦位列其中。宋·方回又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黄庭坚因为建立了一整套诗歌写作的模式（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以至于不避模拟剽窃之嫌），使诗歌创作有了具体的可操作性，获得很多人的追随而形成流派，具有“好奇尚硬、怪僻拗涩”的共同特征。但仅仅由于黄是江西人而得名，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学流派。黄庭坚的瘦硬峭拔、陈师道的朴拙、陈与义的雄浑，风格并不一致。真正具有地域文学意义的是“永嘉四灵”，是浙江永嘉人的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组成，他们的崛起确有着特定地域文化积淀。自晋代始，永嘉郡首任太守郭璞，和当时的书圣王羲之、文学家孙绰、颜延之、史学家裴松之等先后出任永嘉郡守。在永嘉为官的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等，写出了永嘉山水之美，在世人心目中形成“东晋山水称永嘉”印象。南宋提倡“事功”的永嘉人、思想家叶适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自成一家，影响着“永嘉四灵”的聚合。他们走的是宋初晚唐派的老路，多写自然小景，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情趣，题材集中于花、竹、鹤、僧、琴、药、茶、酒，形成一种清幽的意境；又多写律诗，忌用典故，注重写景等，这是对“江西派”重意轻景的直抒胸臆、长篇大论、硬语力盘等枯槁生涩作品的反拨，为宋诗带来轻灵巧秀、清新隽逸气息。当然也有《四库提要》所说的“四灵之诗，虽镂鉥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以之为中心的“江湖诗派”，用小章短篇去描山画水，在歌咏闲适、隐逸之情中，表现着纤巧简淡的艺术特点，这是以题材和艺术风格为界标的流派。此不论。
有学者认为：“宋代地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四川地区、中南地区。从层次高低来看，前三者基本属文化发达地区，中南地区则属文化落后地区”，把一个省区与几个省并列，分类方法似不合适，但确实抓住了当时巴蜀地区人文之盛的特点。如蜀中蓬州“少商多儒，家诗户书，文物甚盛”的浓厚的文化风气，使居民普遍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蜀人好文，虽市井胥吏辈，往往能为文章”，甚至优伶之辈也“能涉猎古今，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笑谈”，“蜀多文妇，亦风土所致”，如梓州路普州：“普地最瘠，其人服田；士最贫，而向学者众”。叶适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江汉盖鲜称焉，岂其性与习俱失之哉？”张孝祥就骄傲地宣称：“凡蜀之士文德名世者，自汉以来，何代无之，本朝独盛，频年尤辈出”。《宋史·地理志五》言，巴蜀文风昌盛但外出做官寡，“库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苏辙也说自己家乡“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天僖中，孙君堪始以进士举，未显而亡。士犹安其故。莫利进取”，后虽有所转变却“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干数百人”。加以秦侩专权时“深抑蜀士”，以至于人们心目中“蜀人大抵善词笔，而少吏能”。宋高宗曾对此惋惜过：“蜀人道远，其间文学行义有用者，不因论荐无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绝。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史学家张唐英就针对汉魏以来世人对巴蜀“贪乱乐祸”的误解，进行辨析：“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唯蜀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不下于蜀者”，可以看出宋代巴蜀人的自信心。
两宋时期，中原之外一些长时期滞后的地域文学创作也开始跟上来，《知稼翁集》卷下《送郑少齐赴官严州序》就说：“自有宋，闽中之士始大振发”，《涑水记闻》卷三说，江西赣州“为江西穷绝之处……至于唐始有士，至本朝始有名士”。而最关键的是，有宋一代的众多学派，都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意识，以地域命名的如蜀学、濂学、洛学、关学、临川学、考亭学、永康学、永嘉学、象山学，等等。这一现象至少表明了人们地域文化意识的加强，同时也强调了文化的地域性或与正统主流文化相对称的独立个性，体现着一个文化自觉时代的鲜明特点。
公元1001年，宋真宗把巴蜀大地划分为益、梓、利、夔四州，是谓“川峡四路”，大约110年后，宋徽宗在一份诏书里，把这四州简称作“四川”。“四川”由此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