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元代文坛“蔓草凄迷”中的巴蜀文学
在北方，与南宋形成对峙的辽、金文学日益汉化，这首先是政策的作用，陶宗仪《书史会要》载：“辽太祖多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辽史·文学传序》说：“太宗（耶律德光）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斯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又《归潜志》卷六曰：“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刺廷玉温甫总领”等，右丞完颜承晖说过：“吾师司马（光），吾友苏公（东坡）”，就代表着女真贵族的价值取向；其次是汉族文化人的示范：“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眆而会始文。大家入宋并州取经费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四库提要·全金诗提要》卷190也记载了“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的事实。一批极具文学修养的汉族文人，到北方安家落户，他们的仕宦生涯、创作活动甚至日常生活都在文学贫瘠的北方传播着典雅的汉族文化，从而逐步提高北方地区的文化水平。苏辙的《使辽诗·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说明了这种盛况：“谁将家集过幽都，识底入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貅，恐妨他日卧江湖”，苏轼的《次酌于由处契丹见寄》也透露出：“余与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所在，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受南方文学的影响，完颜亮也写出了这样的句子：“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睁裂，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斩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鹊桥仙》），并且萌发了“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题西湖图》）的豪情。
金“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所说的“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就透露出当时金代文坛的情况。但金王朝文坛也在寻求建立自己的特色，元好问在《自题中州集后》就要求：“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说明北方民族文学的借鉴是有选择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学在逐渐地寻求自己的文学形式建构，以刚健质朴的表现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着新的参照物：“今之北曲，盖辽金鄙杀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植入中原，选为民间之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但总体上说，“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窠臼，其文论也不外北宋的问题”。
整个金元文坛，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宇文虚中。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华阳人，仕宋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建炎二年祈请出使并降金，官至金朝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为金规划取江南之策，又为制定官制礼仪，参与机要，被称为金朝“国师”，尊为金元王朝文学的第一人，为金诗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词史》云：“论金人词，必首宇文虚中”，《金史·宇文虚中传》说：“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真人则以旷野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蜀人的狂傲性格在他的身上也表现得鲜明。家国恨、故乡情以及种族的隔阂，使宇文虚中总是与统治者相抗拮，并终以罹祸而不悔。由宋入金滞留难归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使宇文虚中形成两种解不开的心理情结，其诗作充分展示了他内心难言的苦衷和对故国乡土的怀恋之情，如《在金日作三首·其一》：“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开口摧颓空抱朴，胁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巴蜀地域人文精神的影响和北方雄浑景物的激荡，使其诗在感物抒怀、直抒胸臆中呈现刚健雄豪的风格，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其《迎春乐》：“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人间要识春来处。天际雁，江边树。故国莺花又谁主。念憔悴，几年羁旅。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由异域之迎春，联想到故国之良辰往事；从故国的彷徨梦，又忧思故国的存亡，思今抚昔，表现不堪回首而犹存希望之情。作者笔锋变幻多姿，词意波澜起伏，一直被人视为金词中的上乘之作。又如其《念奴娇》：“疏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黄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今存诗50余首，词2首收入《中州集》和《全金诗》。
公元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后又据《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1271年），以其强大的军事武力，灭宋灭金，入主中原，至1279年忽必烈率大军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赵宋政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建议，变易旧制，以适应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元朝的统治只有九十余年，却将其控制范围扩张至整个西亚地区，并且曾两征日本、两征安南（今越南北部）、两征缅甸，先后使高丽、缅甸、台城、安南等成为属国，其马鞭在欧洲大地上挥动并饮马多瑙河之滨，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是当时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中外交流的增强带来科技的发展：在改革古代筹算的基础上产生了珠算，由于算盘的使用和传播，中国数学进入了以珠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新时代；中国的印刷技术本身也出现了新的突破，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和排字轮转架就是这方面的体现；郭守敬的历法著作，王祯的《农书》，都是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论著；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都是在这时传入欧洲。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录着中国与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的交往情况和异域民俗风情，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行纪》则对中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中国同欧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元朝统治的一些措施以及其最后崩溃，都是牵动着整个世界的大事。
游牧民族的入主中原，给整个中国文化带来了某些“异质”，使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方孝孺在《赠卢信道序》一文中指斥元代士风“习于浮夸”、“以豪放为通尚”、“骄佚自纵”，汪元量《自笑》诗云：“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都是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情况。元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宣称自己独立于儒教之外，且著文严斥君权，对封建政治的专制本质作了大胆思考；另一位“异端”思想家杨维桢，他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功利”特征有更密切、直接的关系，被“礼法士”斥为“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这些，都使我们想起恩格斯的一段名言：“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元代文学创作，在适应马背民族喜爱歌舞的传统和多民族语言并存环境的发展过程中，迎来元杂剧的鼎盛，人们把元杂剧与元散曲合称为“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各作为一代文学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元代的杂剧创作和演出十分繁盛。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以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相加就有162种。元杂剧广泛涉及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折射出那一时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题材极为丰富，它标志着中国戏剧的成熟。而叙事文学也繁兴起来，情节完整、人物性格鲜明的白话小说在元代的发展也获得了新的成就。现在能看到的讲史类话本的早期刻本，如《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均出于元代；说经类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亦刊于元。到元后期，出现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部巨著——《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话本小说重视虚构性与趣味性，其思想感情往往与市民阶层相通，在小说艺术方面也有明显的进步。它的基本特点对后来通俗小说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元代文学发展的诸特征——城市生活的欢快情调、个性意识的张扬、隐逸与闲旷的自由、对艺术美的专注与追求等，都形成着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与游牧文化成为国家统治文化造成的结构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关系。
元代另一种文体创新是散曲。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同样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它既承继了传统诗词的某些因素，又鲜明地体现出元代文学的新精神，如无名氏的《双调·水仙子过折桂令·饮兴》：“小槽新酒滴珍珠，醉到黄公旧酒垆。酒旗儿飘颭在垂杨树，常想着花开酒一壶，酒中多少名儒。漉酒的陶元亮，当酒的唐杜甫，更有个涤酒器的司马相如。涤酒器的是司马相如，伴着个俊俏文君，卖酒当垆。有的是当酒环绦，换酒金鱼。酒馆中有神仙伴侣，酒楼上红粉娇姝，常揣着买酒青蚨。不吃酒的愚夫，敢参不透这野花村务”。元曲四大家、中州三杰、儒林四杰、酸甜乐府、吴蔡体等流派的崛起，使元代文坛呈现出热闹的景象。当时文人尤其是“南人”作家地位的低下，给文学创作抹上了浓浓的所谓空幻感和凄凉感，世变沧桑、人生无常就具化为元代文学“蔓草凄迷”意象，“王图霸业成何用”（马致远），“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即是。
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文，仍与知识阶层的生活与心理有密切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呈现某些新的特点。元诗的真正高潮是在元后期，主要作家有萨都剌、杨维桢、高启、顾瑛、王冕等。此时，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商业、手工业都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准。这一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即崇尚“功利”、重视个性，政治和伦理的色彩相对淡漠，这对程朱理学形成某种程度的消解。一个方面是诗中富于世俗生活的情调，讴歌城市的繁荣或人生的享乐，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乐观、进取的精神；另一个方面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从儒家传统的政治依附与伦理信条中游离出来，带有个人化倾向。他们诗中的自我既表现为向人生和自然拓张的意向，又表现出受到现实环境压迫的苦闷和彷徨，这对于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实体的困境具有象征意义。他们的诗敢于写前人所不敢写的东西，敢于用惊世骇俗的语言、意象，诗歌风格也表现出强烈的个人特征。元代文学价值取向是“以唐人为指归”，力矫宋人的柔弱迤逦，这就是李东阳所说的：“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产生于巴蜀西部甘孜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这是一部藏族民间说唱体的英雄史诗，在元代写定完型，并开始在全国广泛流传，为汉、藏、蒙等族所喜闻乐道。故事叙述在天灾人祸遍及藏区、妖魔鬼怪横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之际，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为了普度众生出苦海，向阿弥陀佛请求派天神之子下凡降魔，神子推巴的噶瓦发愿到藏区，做黑头发藏人的君王——即格萨尔王。降临人间的格萨尔施展天威，东讨西伐，征战四方，降伏了入侵邻国的北方妖魔，战胜了霍尔国的白帐王、姜国的萨丹王、门域的赤王、大食的诺尔王、卡切松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托桂王等，先后统一了十个“宗”（藏族古代的部落和小帮国家）。在降伏了妖魔和统一藏区之后，格萨尔功德圆满，与母亲郭姆、王妃森姜珠牡等一同返回天界。史诗汇集了藏族古代神话、传说，集录了丰富的藏族诗歌和谚语，在华夏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极为珍贵。《米拉日巴传》的作者署名是后藏疯人海如嘎，成书约在13世纪后期，写僧人米拉日巴的一生，米拉日巴在38岁时从师于玛尔巴，得其口传全部密法并照此修炼，终于成了可以腾空飞行、降妖除怪、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是研究藏族社会和文学的重要资料。中国文学构成的多元化特征，在此时体现得尤为鲜明。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初，巴蜀地区一方面以巨大财力支撑着南宋王朝，另一方面顽强阻击着蒙古铁骑达30年之久，使之“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定”的战略难以实现。忽必烈于1253年从宁夏经甘肃入巴蜀，1257年蒙哥亲率主力军自六盘山分路攻入大盆地，在巴蜀战场上，蒙古王朝的两个大汗（蒙哥、忽必烈）、三个皇太子（拖雷、阔端、芒哥剌）步履艰难，被欧洲史学家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就战死蜀中（1259年）。国外史学界认为，正是巴蜀军民顽强抗击，减轻了蒙古铁骑对欧洲的威胁，才奠定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否则，世界的今天可能是另一种形态。这场艰巨的阻击战耗尽了巴蜀地区的元气，对巴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造成巨大的灾难，巴蜀地域文学发展的基础受到极大的破坏，此外，元代统治者实行的“四等人制”，巴蜀士人成为最低的“南人”，文化创造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元史·刑法志三》卷104“大恶”款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卷105《刑法志四·禁令》款说：“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仕途的无望和吏治的黑暗，让士人饱尝坎坷与悲怨，成仙了道，解脱尘寰，逍遥物外的思想便充满人们空虚的心目之中，当时流行的“八娼九儒十丐”人生价值观形成“儒人顛倒不如人”的悲剧恶果，我们可以从入蜀诗人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诗中看到：“西塞山前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作为一个闭塞的内陆型农耕文化区域，巴蜀文化未能及时地赶上时代精神的变易，文学创造仍然停留在传统诗文体式上，基于以上原因，元代巴蜀文学可以说是“乏善可陈”。金元文坛“蔓草萋迷”凋零在蜀中表现尤显。但是巴蜀文化的丰富积淀传统，仍哺育出一些文学大家。
被后世称为“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揭傒斯、杨载、范梈四人以诗名独步一时，其中被视为成就最大的却是巴蜀作家虞集。
虞集，号道园，祖籍仁寿，是南宋著名爱国将领虞允文的五世孙。虞集是元代重臣、文坛领袖，欧阳玄在《雍虞公文序》中说：“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如获拱璧”，可见其才华和影响之大。《元史》本传说“集虽博洽，而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经纬弥纶之妙，一寓诸文，蔼然庆历、乾、淳风烈”，“一时大典成出其手”。仅散文方面，《元史》卷181就说他“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他和揭傒斯、柳贯、黄溍又被时人称为“儒林四杰”，散文创作成就亦不在诗下。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四人中又数虞集为巨擘，“盖继元遗山而为文坛祭酒者，诚非集莫能当之”，“虞集出而诗坛的声色为之一振”。他的诗“虽淡远而实肌充神足”，虞集诗“浑厚典重，足扫晚宋尖新之习”，“上接大历、元和，下开正德、嘉靖”，天一阁本《录鬼簿》记他有乐章（散曲）传世，但今只存《折桂令》一首，见于陶宗仪《辍耕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