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从死水微澜到风云初起
历史运行到20世纪，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革，历时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彻底崩溃，“皇帝不坐龙廷”使众多中国民众无所适从，拥兵自重的军阀乘机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政治巨变后的中国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因大盆地的地理、历史和经济等原因，巴蜀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运行状态中，因大小军阀割据争霸、自立为王，而显示出一种独异的存在方式。即自1918年蜀中实行“防区制”始，巴蜀大地被分割给各路军阀驻防，一个防区驻军长官就是土皇帝，“举凡官吏之任用，制度之废置，行政之设置，赋税之征收，皆以部队长官发布命令行之。无论省府或中央政府之法令，不得此部队长官许可，皆不得有效通行区内”。一个防区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最高长官可以自立法律，任凭所为，甚至可以收取50年后的税赋，为扩大地盘而争战不已，胜者获取更大统治权（如作省主席），败者退守一隅占山为王，力求东山再起。这种暗无天日的混乱现实在巴蜀民众心理投下浓重阴影。因此，郭沫若的大胆反叛、巴金的愤怒控诉，李劼人、沙汀的冷峻批判，何其芳的忧郁，都是呼吸着这种地域社会风习的自然结果。蜀中战乱和战乱中民生的艰辛，就成为20世纪上半叶巴蜀作家创作反映的重要内容，其创作成就和体现的地域文化特征，就由之而具。鲁迅对“浅草——沉钟”社作家笔下所表现内容的关注，正是由于从中看到“蜀中受难之深”的人生形态，茅盾对李开先等蜀籍作家的推崇，亦是基于同样原因。
此外，由于大盆地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常处“边缘”，明末志士、清之义和团残部大多流入巴蜀，是为“汉留”，在辛亥革命中蜀中帮会势力对推翻清王朝统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些乘势而起的军阀“草莽英雄”因旧情和新政统治需要，有意识发展袍哥帮会势力，借助民间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另一方面，军阀混战、政权迭变使底层群众难以适从，底层民众盼望能自成团伙以保一方平安，这又促使着袍哥势力急剧发展，以至于“遍及四川城乡，其成员占全川成年男子90%左右”。在现代巴蜀作家中，绝大多数都与袍哥组织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阳翰笙甚至将自己早年袍哥生活视为“人生启蒙时所读的几本大书之一”。袍哥的行为规范、价值标准和语言语义表现方式，几乎已成为巴蜀民俗风习和人文性格模式的集中概括，它自然就成为现代巴蜀作家的创作内容和艺术审美对象之一。
文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按发生学理论，文学发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清代乾嘉年间，蜀中经济高速发展而被称为“完富之省”，《玉昆奏折》甚至称：“川省财赋，占全国十分之一，滇黔甘新四省协饷，皆仰于川”。经济繁荣促进着文化教育的繁荣，《锡良遗稿》对1905年蜀中学校的统计数为：省城高等学校自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始，继有四川大学堂，四川师范学堂，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等和美国教会1910年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另外有“成都府师范、泸州川南师范各一堂，师范传学所一百一十堂，中学八堂、高等小学一百五十堂，初等小学四千零一十七堂，半日学堂三十四堂，或由官办，或由公立或由私立”。这种现代教育的发展，为巴蜀社会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近代科技文化思想的接受，奠定了良好基础。
正是因为蜀中经济的繁荣和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才为一批青年学者旅日、赴法、求新声于欧美准备了条件。例如，赴法者须筹三、四百块大洋作路费，这是一笔极大的数目，而1918~1921年间蜀中赴法者达492人，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为人数最多的省份；在1901~1907年间，巴蜀学子留日者达千人，据吴玉章统计“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尤其是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外出留学的盛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蜀中青年“求新声于异邦”的出国数量，又决定着精英分子的质量，现代巴蜀文学创作以及政治领域“蜀籍群体”现象极为显著且成就巨大，就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前提。
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对封建正统儒家思想的大胆破坏和彻底消解的，始自蜀人廖平。带着巴蜀人文性格特有的骄狂大胆和惯有的标新立异精神，廖平极端“放肆”地任意阐说“六经”为我所用，从强调孔子“感时忧国，改制救弊”的入世精神，去联系社会需要变革的近代现实。出于“通经致用为归”的现实变革要求，廖平任意编造事实以重造孔子形象，将一些儒学思想从孔子身上剥离出来而划为“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在廖平的描述下，“六经”中“人学”是孔子为全人类所制法典，“天学”是孔子为无限宇宙概括的法则，因此，万教归孔，人类崇经，就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这种大翻成案、“放肆说经”的思想模式和学术思想，对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章太炎斥之为怪、奇，胡适贬之为“方士”之学，蒙文通誉之为“清代三大发明之一”等，都可说明其影响之烈。应该说，廖平托古变革、重塑孔学的思想，好翻成案、放肆说经的思维模式，“为学多变”的文化创新锐气，对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大胆消解的精神个性，不仅直接影响和模塑着郭沫若重构现代文化的特征，也开启了现代“新儒学”的先河，并且通过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及其同学杨锐、刘光第的变法实践，对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变革作用甚巨。我们甚至可以在贯穿整个20世纪的“新儒学”几次浪潮中，看到廖平的身影。
但是，巴蜀新文化思想的第一声号角，被誉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部宣言书”，是邹容的洋洋宏文《革命军》。文章首先从历史趋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着眼，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视为拯救民族的唯一途径，并呼吁“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脱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以实现言论、出版、思想自由、建立“中华共和国”，并具体提出二十五条建国纲领。李泽厚指出：“它的特点是全面地、明确地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纲领、政策、原理，是整个革命派的最早最鲜明的号角”，其革命思想就如“彗星般的耀眼光焰突出地照亮了一个黑暗的世纪”。邹容关于中国人“奴隶根性”的批判，及其对“大家鼓里且睡觉”、“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有奴隶之手段”的深刻揭露和“二十四朝之史实，实一部大奴隶史也”的精辟概括，都直接影响着鲁迅、巴金等的创作内容，正如鲁迅所赞誉的：“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与之同时的还有雷铁崖《警告蜀人》、“蜀人相如”的《四川革命书》和“望帝”的《四川讨满州檄》等革命战斗檄文，都是以激烈的言辞，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鲜明的巴蜀地域意识，鼓吹反封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之作。
继后，对中国封建专制和封建伦理道德揭露最深、批判最力的，是蜀中吴虞。吴虞学说的根本内容是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攻击和对专制基础的深刻揭示。他剖析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社会腐败黑暗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而基础则在“孔子之学说，二千年来贻祸”，即其在《辨孟子辟杨墨之作》中指出的：“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因此，要建立自由民主社会，就必须推翻专制尤其是肃清封建正统儒学思想。吴虞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建构贡献，在于对中国宗法制封建家族黑暗残酷的剖析和批判。他指出：“吾国终其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前进，推其缘故，实家庭制度为之梗也”，即“家族制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家族的孝、悌，正是社会忠、驯的思想基础，要使中国走向新生，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宗法专制思想和根除家族制度。其学说中关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家庭革命的内容，正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特征体现，陈独秀、胡适赞誉其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实因其学说鲜明而典型地体现着时代精神。巴金小说创作的思想批判和题材处理方式，都带有吴虞学说的浓重印痕。
（第二节）敢为人先的文学新潮
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先声，是1906年由蜀人曾孝谷、唐濂江在日本东京发起的“春柳戏剧”运动，巴蜀人文精神“敢为天下先”的特征于兹再次显现。首先，“春柳戏剧”从戏剧观角度，为中国文学展示出全新的艺术思维：生旦净丑末角色，全部舍弃；脸谱和程式化演技，全然不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老套，悉数抛弃，戏剧开始生活化地描摹现实，批评式地看取社会人生，并成为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载体。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的欧阳予倩，正是通过曾孝谷等的“春柳戏剧”看到：“原来戏剧还有这样一个办法！”而投身于现代戏剧运动的。曾孝谷创作的《黑奴吁天录》被欧阳予倩赞为“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剧本”，并在艺术结构、情节安排和性格塑造上，都达到相当的艺术高度，演出“采取的是纯粹的话剧的形式”，有着“反复排练”的演出机制。《黑奴吁天录》那反民族压迫、颂扬反抗斗争的思想，以及移植演出《茶花女》对人格尊严的张扬和婚姻自主的要求，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基本母题。曾孝谷、唐濂江发起的“春柳戏剧”率先唱出世纪文学的主旋律思想，在中国现代戏剧观的构建、创作模式及演出机制等方面的建构，都具有一种里程碑的意义。归国后的曾孝谷在成都继续推行“春柳戏剧”，对蜀中现代戏剧的兴盛，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辛亥革命中作过12天“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却自悔“迂愚妄插乾坤手”的蒲伯英，拒绝了北洋政府教育部长之职而出任北京《晨报》主笔。基于“启蒙”需要，蒲伯英在戏剧领域辛勤开拓，以《戏剧之近代的意义》、《戏剧要如何适应国情》、《我主张要提倡职业的戏剧》等理论文章，对戏剧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话剧艺术的审美特征、中国的强盛与新文化建设的关系等方面进行阐说，尤其是首倡“职业戏剧”以纠正“爱美剧”的混乱无序和业余演剧的粗劣，更是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健康发展有强烈现实意义。因而被专家赞为“这个主张有战略眼光，它指明了深入持久地发展戏剧运动，提高新兴话剧水平的正确途径”。他创建的中国第一家戏剧学校“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造就“职业的但高尚的剧人”，系统规范地培养戏剧编、导、演、职员的现代戏剧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体制的确立，开启了先河。蒲伯英创作的两部剧本，在20世纪20年代剧坛上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六幕剧《道义之交》以丰豫钱庄老板逼债与绅士易敏生还债为主线索，着重刻画了一群“道义之交”知识者布设骗局鲸吞好友财产的虚伪丑恶，塑造以康节甫、白扬斋为代表的虚伪卫道者，对上流社会的黑幕和封建道德的丑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四幕剧《阔人的孝道》将批判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通过一个军阀总长借为母祝寿而大肆搜刮钱财，其母虽死仍“照常拜生唱戏”，形成与其大讲孝道的矛盾冲突，从而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礼义和“孝道”的虚伪，体现着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尤其是在当时“理论的热闹和剧本创作的匮乏”情况下，蒲伯英的戏剧创作就体现着现代戏剧运动初期的实绩。
在小说创作上，蜀中新小说的开路者是李劼人，自1912年在成都《晨钟报》发表短篇小说《游园会》始，以对社会人生的“实摹”和新型小说技巧手法的尝试，以及在白话语风的试验上，作出相当的成绩。刘长述描写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事件的《松岗小史》，则是现代巴蜀文学在中长篇小说体式上的初试，吴虞在《松岗小史·序》中曾称赞其“兼宗新旧，独条所各，枝叶扶疏，十万余言”。曾兰于1912年在《女界报》发表的《今语有益于教育论》，明确地主张推行“今语”白话文。她指出：“中国文字深奥得很，与语言相去甚远”，因而限制了广大群众接受教育并阻碍着社会文明进步，只有“广为扶持传播”现代白话文而“莫笑文字浅显鄙俚”，才“大有益于国家社会”，“也就是中华民国前途的大幸事”。这些观点，正是后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所着重强调的，巴蜀巾帼敢为天下先的豪气和建构新型文化的胆识，于兹可见。曾兰的传记小说《铁血宰相俾士麦夫人传》（1912年）、短篇《孽缘》（1914年）等，都是以现代白话文为符号载体，或塑造现代女性楷模，或揭露封建包办婚姻悲剧，都体现着浓郁的现代思想特色。
“五四”时期寓居京沪的一群蜀中青年聚合为“浅草——沉钟社”，对新文学贡献着自己的努力。其主要发起人林如稷1920年始在北京《晨报》发表短篇《伊的母亲》、《死后的忏悔》，前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典妻”题材，它通过穷人云儿一家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封建地主阶级为了“一年租钱，就要人家妻子作抵”的罪恶；后者用一个军阀部队连长的死前忏悔，批判了军阀混战造成的社会灾难和民生艰辛，表现着人道主义的时代精神。他稍后的《狂奔》、《将过去》等7篇小说，多取材于青年学生生活，注重心理描写以表现主人公的苦闷、彷徨、悲哀和找不到出路的愤激。这些作品大都以四川和成都为空间背景，而“深灰的沙漠”、“死亡都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争夺，相互倾轧”等艺术意象，又使其笼罩着沉重压抑和灰暗阴冷的情感基调。
陈炜谟的理论文章代表着该群体的文艺观，他不满于当时创作的浅薄浮躁，主张创作须“受过艺术的炉火所熏焰”，强调文学艺术美的本质特征。以巴蜀人文性格特有的骄狂豪气，他提出创作的关键在于自我个性的充分张扬：“没有天马行空的精神，大艺术不能产生；没有艰苦卓绝的努力，新文学还是无望”，鲁迅因此指出：他们“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团体”，并在编选《小说二集》时大量征引陈炜谟小说集《炉边·序》中文字，更将其《狼筅将军》、《破眼》、《夜》、《塞堡》等选入，数量之多，为别人所不及。陈翔鹤小说充满着“人”意识，如其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等。在《see…》中主人公宣称：“我愿意做人世间一切道德礼法的叛徒，我愿意毁灭早死或夭亡，然而我确不愿意使我的生活动摇”，以表现时代青年坚决抗争。但个人反抗的无力，他们满眼弥漫的是“荆棘荒莽的原野，四周被白雾迷漫着”，“前后左右都有人在那里悲泣或歌叹，到最终末似乎大家都已无声”。小说《茫然》就如此描述着“世纪末的怨哀”，显示着他们“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