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清之后。“鸱吻”又有“龙吻”的化变，不论其构图作何更易，但它作为正脊的饰件却传承下来，成为中国建筑民俗的特有形态，并因此把土木活动与精神观念、中外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的建筑包容进更深广的文化内涵。
镇宅与建筑装饰
建筑民俗不仅体现为物质生产的过程，也是社会仪典的显现，同时也包括深层的建筑心理和建筑信仰。就某一建筑构件或某一建筑形式来说，往往汇聚着多路文化信息，呈现出文化意义主次、潜显的交混。拿镇宅观念说，这是一种建筑信仰，但这种信仰却又借助具体的图像与物象，即借助装饰的或实用的材料与构件而展现的。
民间用以镇宅的饰件可谓五花八门，有牙脊、角脊、镜子、石狮、门当、户对、八卦、手纹砖、祖宗牌等等。
牙脊多见于苏南、皖南、江西等省的民宅、祠堂的封火墙上，也见于台湾的民间小庙正脊上。台湾人所谓的“燕尾”，实际上就是牙脊。牙脊一般高高上翘，表现出阳气腾跃的气势（图23）。牙齿在民间信仰中是生命之种或生命之征，是生命传递的载体，也是生气与活力的象征。牙齿作为“身宝”，充满生命的气息，成为原始人类和古人佩兽齿或佩玉齿风俗的诱因。小儿换齿时，下牙床脱落的牙齿常被扔上房顶，用作镇宅之宝，而我们在江南见到的牙脊，一个个齿尖朝上，正如同强劲的下齿，显露着以生克死、以阳辟阴的威力。
角脊，即以建筑正脊的两端起翘，其形尖弯刚劲，如同牛头上的一对硬角。角脊在苏中、苏南地区的民居上仍十分盛行。角脊的启用也出于镇宅辟凶的功利追求。《经籍纂诂》卷九十二引《白虎通·礼乐》曰：角者，跃也。阳气动跃。”角既为动跃的“阳气”的象征，自然就是生命与生命力的化身，也就能退辟作为“阴气贼害”、象征死亡与祸殃的鬼祟。角脊在屋，也就是“阳气”在屋，从而居有所安，长生长乐。
牛角镇宅的文化观念及文化行为不仅见之于我国东南的汉族地区，也见之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还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广泛流布于太平洋地区。佤族有内壁、门前及屋外悬挂牛头骨的风俗，并有在自家屋后竖牛角杈、在村寨边的寨粧上雕饰角状物的传统，而独龙族也爱在自己的竹楼外悬挂牛头骨。此外，在菲律宾、中印半岛等域外民族中也都有在屋前或屋角置牛角的风俗。我国汉族地区以角脊取代牛角实物，是以象征的方式延续镇宅的功用。
角之所以被赋予镇宅之功，因其带有“阳气”，而阳气之有乃因它“位在东方”，并属“木”。《淮南子·时则训》注曰：“角，木也。位在东方也。”《汉书·律历志》也曰：“角为木。”东方为太阳所出之方，先天地带有“阳气”。而木为树，东方之木即扶桑之树，是太阳栖息、出游之所。由于太阳是光明、温暖与生命的象征，因此，东方之木也就是“生命之树”。这样，在神话逻辑的支配下，角也就带上了生命的气息，有了扫阴除凶的寓义。角脊不仅隐含了镇宅的追求，同时它又作为一种建筑装饰，打破了屋脊平直、静态的构图，以曲线或弧线与屋脊直线相对照，表现出变化的韵味，并包容进审美的情趣。
门当、户对也是用以镇宅的建筑装饰。所谓“门当”，即大宅门前的一对“石鼓”，因鼓声有似雷霆，俗信能辟鬼退祟。门当由大块的整石雕凿而成，除了鼓的基本造型以外，其上还常刻凿一些吉祥图案，使其除镇宅之外，还有明显的装饰功能。门当一般置于大门两侧的地面上，在徽派建筑中还见有砖雕小鼓密匝地装饰于门楣的上方。这是门当的一种变异形式，除保有镇宅的追求，建筑的装饰性更其加强了。
所谓“户对”，即置于门楣上的砖雕或木雕的圆形短柱。短柱长一尺左右，与地面平行，与门楣垂直，由于它置于门头之上，且取双数，或二、或四，故名“户对”。门有户对的民宅，一般也有门当，因此，“门当户对”常常同呼并称。又因为在大家宅门前才能见到，所以“门当户对”成为门第身份的一个标志，并在男女婚配中成了转义为出身相当的俗语。其实，户对的原形是原始的生殖崇拜符号，是男根的象征。由于男根是阳器，被认为可以退辟阴祟。在原始文化阶段或一些发展迟缓的民族中，曾有在门户前悬木雕男根的风俗，而“户对”，正是这一风俗的传承与变异。不过。其镇宅的功用已极为隐晦，而装饰的功能却十分突出。
在南京远郊高淳县等地还见用手纹砖砌筑墙面。所谓“手纹砖”，即砖面不平滑，每块砖上凹陷着一个人的手印。手纹砖一般平贴于大门外的正墙上，手印外露，具有神秘的装饰意义。
手纹砖的启用也出于镇宅的需要，最早的实物见于晋代。因手纹是活人留下的印痕，而手又是人体最灵活的部位，因此手印被看做是具有灵性与活力的符号，并可借以禳凶御祸。对手印的神秘应用也是一个国际文化现象。在韩国，有在窗户上方悬挂小男孩手印以驱鬼禳疫的风俗。此外，在南美洲印第安人的织物上、啕壶上等处也见有手形印纹，可能也与资阳除阴的风俗手段相关。佛经中也提到过手印对咒法的效应，《陀罗尼集经》卷二载：“诵咒有身印等种种印法，若作手印诵诸咒法，易得成验。”不过，江南的手纹砖主要还是一种实用性的建筑材料，同时它又融入了装饰的成分。这种装饰不仅产生墙面外观上的变化，也内隐着精神的追求。
中国民居常在脊饰、瓦饰、门饰、壁饰等方面，运用图案、文字、色彩、自然物或人工物等，表达着丰富而奇绝的文化内涵。
石敢当与石磨盘
石敢当是中国民间用以镇宅、护路、守村的灵物，它一般由大小不等的碑材制成，大者高可数尺，小者仅有尺余，上刻“石敢当”三字，或“泰山石敢当”五字。石敢当多砌于墙中，或立于墙脚，一般置于门边或房宅转角处，以迎着路道、河川、他人宅角及野田荒地。
石敢当同民居门头上的八卦、虎头、钢叉、石狮、宝剑等饰物一样，以镇鬼除祟为其主要的功能。在南京郊县，石敢当往往刻上虎头、八卦及“泰山石敢当”的点题文字，以法物迭加的方式强化其灵性与神力。这样的“石敢当”，一般虎头在上，八卦太极图居中，“泰山石敢当”的文字居下，但文字占据较大的碑面。
石敢当的启用不晚于唐代，其观念的由来则更其久远。北宋庆历年间张纬宰蒲田，曾掘得一唐代碑石，其铭文曰：
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昌。
可见，石敢当在唐代已用做“镇百鬼”的法物。至于“敢当”之义，唐人颜师古注汉史游《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句云：“敢当，所向无敌也。”由于“石敢当”有“所向无敌”之功，故又有称之为“石将军”或“石敢当将军”者。
石敢当多流布于江南吴地及东南沿海一带。宋施清臣《继古丛编》载：
吴民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
我国现存最早的“石敢当”碑是在福州市郊高湖乡江边村发现的，它高约80厘米，宽约53厘米，其上横书“石敢当”三字，其下直书文字为“奉佛弟子林进晖，时维绍兴载，命工砌路一条，求资考妣生天界。”可见，这是一块宋代的镇路用“石敢当”碑。后广为流布，在沿海与内地均有见者，甚至传播到琉球、日本、韩国等域外地区。“石敢当”之东渡当出于长江口，与吴地文化的播化有一定的关系。笔者在访问韩国期间，在路道边曾见有小石将军，与中国镇宅护路之石将军颇为相类。元人啕宗仪《綴耕录》卷十七载：
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压禳之。
“石将军”与“石敢当”形异质同，与灵石的信仰当有联系。
不镌字、不刻形的石块本也用做镇宅之物，《荆楚岁时记》中有“十二月暮，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以镇宅”的记载。在江南一些城镇的古旧民宅的四角上，常见用大石块砌筑于墙脚，或倚墙半露其端地埋于土下，以作为镇宅的记号。一般说来，这种无字无形的石块与原始的石崇拜有直接联系，是以石镇宅的早期形态，而镌文凿形的“石敢当”、“石将军”，因经历了艺术化的创造，融入了文明社会的信息。
近年来，在长江南北的乡村中还见有以石磨盘镇宅护路的风俗，一般用废旧的石磨盘半埋于民宅的门前或正对大门的路旁或河岸上。同时，更有特制的、非实用性磨盘和经过了刻凿加工的原实用性磨盘。在苏南常熟某村，村头一家的山墙上嵌砌着一凶神脸面的磨盘，其两眼圆睁，大口张开，怒视旷野中的小径和宅后的水塘。在苏北如皋某村，村头小路上并排地平埋着一对石磨，石磨子表面与路面等高，石磨的中心处镌刻着八卦纹。此类石磨仍与石崇拜有渊源关系，因石为阳精，故借以除阴退祟，不过在表面形态上，它不是以文字和人形的圆雕传导神秘的功能，而是以神兽、道法相联系，借助巫道之术以除凶得吉。
石磨盘与石敢当均选石为材，都用于墙体砌筑或路道埋设，并同寄托着镇宅护路的愿望，但二者形制不一，镇克的对象亦略有差异。石磨主要镇辟水鬼，石敢当则主要防备妖邪的陆犯。由于鬼本子虚乌有之物，因此石敢当与石磨盘并无实际的功用，而仅仅是一种心理的表达，作为土木建筑活动的伴物，它虽无实际的价值，但却成为对建筑文化作历史考察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