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福右祸说由来
在中国民间自古就有崇左的俗信，流传着“左福右祸”、“左尊右卑”、“左男右女”等观念。
在我们的周围有时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谁的眼球颤跳，就会被人看作是一种预兆，并用“左福右祸”或“左财右灾”的俗说去判断它。此外，旧式筵席的座次十分讲究，尊长的座位除了背北面南，也以左位为尊。如果用的是老式的“八仙桌”，其座次的排定则由里及外，先左后右。若办有两桌酒宴，则左桌为主席，右桌为次席。民间还有左表示男、右表示女的习惯，连看手相者也煞有介事地做出“男左女右”的区分。在云南的蒙古人中，当产妇生了孩子后，为提醒旁人不要冒然闯入，就在产房外挂上篾帽，如果生了男孩，篾帽就挂在大门的左侧，如果生了女孩，篾帽就挂在大门的右侧。
“男左女右”的文化观还体现在古代妇女的祈嗣风俗中。晋人张华在《博物志》卷十中载有一则涉及崇左的求子古俗：
妇人妊娠未满三月，着婿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映详影而去，勿反顾，勿令人知见，必生男。
这是妇人怀孕后，为生男孩而进行的俗信活动，她穿戴着丈夫的衣冠，在黎明时分，左向绕井三圈，并照影井中，以为得男之兆。其中，穿戴夫婿的衣冠是一种出自父感巫术的遗俗，即以男应男“平旦”为太阳出，太阳为“阳”，阳配男，故也是生男之兆；“三匝”之“三”为阳数，是太阳之精“三足乌”的比附，因此也是男儿之征而“左绕”，显然同“婿”、“平旦”、“三”这些“阳性”的因素相关，符合于“男左女右”之说。
“男左女右”、“左福右祸”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它们是出于对太阳运行的动态观察，以及由此而划分方向的文化理解。最初人们只有东、西两个方向的简单划分，以太阳升起的方位为“东”，太阳落山的方位为“西”。由于日出与光明、温暖、人类与禽兽的活动相联系，因此东方因充满了“阳”气而成为“生”的象征；而曰落与黑暗、寒冷、人类与禽兽的伏居相联系，所以西方因其“阴气”沉沉而成为“死”的象征。
我国有以“四神”配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传统，其中，东方所配为“青龙”，西方所配为“白虎”。是否因我国地形为东海西山而各以水神、山兽相配呢？其实，并非如此。“四神”的设置是一种潜留着神话思维的文化观念的图演，而不是出于地理或科学的认识。龙是一种善腾跃、登天的神兽，它配在东方，是太阳由跃出地平线到运行头顶的动态象征，即从早晨到中午太阳由弱至强，愈来愈高，是一种腾升的架式。而神兽龙正善腾升，故位配东方。虎为地狱的门户，西方吞食太阳，并收尽白昼，带来可怖的黑夜，因此白虎成了生死场和阴阳界，虎腹便是阴曹地府的象征。民间常有“龙虎斗”之说，其实是对东阳西阴、龙升虎伏的对应与转化的概括，也是对日出日落、白昼黑夜、东来西去这些无休止交替变化现象所作的神话哲学式的判断。
“左福右祸”说同“东阳西阴”观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因地处北半球，建筑物朝向一般取面南向阳，因此太阳升起的东方便居于屋门之左，而日落的西方则居于屋门之右。所以，太阳的东升西落，又可说成是左升右落，左成了阳气的象征，右成了阴气的象征，或者说，左表示生，右表示死。由于有了“左阳右阴”观，便有了“男左女右”之说；又由于有了“左生右死”观，便又导致了“左福右祸”的俗信。可见，对太阳的自然观察和文化理解是“左福右祸”俗信产生的直接根由。
镜听、响卜测吉凶
“镜听”、“响卜”都是以语言或声响对人事、年成加以占卜的古代信仰风俗。所谓“镜听”，一般以铜镜为法具！占者抱镜出门！听市人之言，以卜吉凶。“镜听”不可无镜，镜作为神秘的法物，将言语与世事联起来，以表达占者的心愿。所谓“响卜”，又称“声卜”，即强调声响、音调的神秘寓意，可抱镜出门，亦可凭耳直听，借助文化的判断，以预卜来岁的吉凶。
“镜听”起于何时已很难推断，至少在唐代已相当流行，成为民间的一种占卜风俗。唐诗人王建写的《镜听词"记述了当时民间摩镜卜问的情状。
重重摩娑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
回身不遣别人知，人意丁宁镜神圣。
怀中收拾双锦带，恐畏街头见惊怪。
嗟嗟癉癉下堂阶，独自灶前来跪拜。
出门愿不闻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
月明地上人尽过，好语多同皆道来。
卷帷上床喜不定，与郎裁衣失翻正。
可中三日得相见，重绣镜嚢磨镜面。
这是少妇思念远行的郎君，苦盼他早日归来，用“镜听”的卜法，希望讨得其夫早归的吉兆。
宋人陈元靓在《岁时广记》卷七中解释了“响卜”拜灶之因，以及卜具、卜法、咒语及忌避，具有民俗学研究的史料价值。《岁时广记》假托《鬼谷子》而载：
《鬼谷子》响卜法：灶者，五祀之首也，凶吉之柄，悉归所主。凡有疑虑，俟夜稍静，扫洒爨室，涤釜注水令满，以木杓一个顿灶上，燃灯二盏，一置灶腹，一置灶上，安镜一面于灶门边，炷香镜前，叩齿咒曰：“维年月日，某官敢爇信香昭告于司命灶君之神：窃闻福既有基，咎岂无征？事先之兆，唯神是司。以今某伏为某事，中心营营，罔知攸措，敞于神静夜，移薪息爨，涤釜注泉，求趋响卜之途，恭俟指迷之柄，情之所属，神实鉴之。某不胜听命之至。”祷毕，以手拨锅水，令左右旋，执杓祝之曰：“四纵五横，天地分明，神杓所指，祸福攸分。”祝毕，以杓置水之上，任自旋自定。随杓柄所指之处，抱镜出门徐去，
不得回顾。密听旁人言语，才闻第一句，即是响卜。急归，置镜床上，细推其意，自合所祷，便见吉凶。事应后方得言之，香灯亦未得撤去。其或杓柄指处，无路可行，则是所占有阻，别日再占。凡秽亵不诚之语，则不可占，恐速祸也。元旦宜占一岁之休咎。
上述引文实际上表现了唐宋时期民间“镜听”风俗的全过程。这种“响卜”既与灶神的信仰相关，又带有浓郁的巫风气息。
“响卜”之俗一直传习到清末，但在清代多在除夕听卜，故又有“耳卜”之称。李渔《蜃中楼》载：
生（柳段）曰：“世上人有心事不明，往往于除夕之夜，静听人言以占休咎，谓之‘耳卜’我与伯腾姻缘未偶，曾约他今晚去听卜。”
在清代，听卜的定向仍以木瓢柄为凭，沿袭了中古的传统。《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载：
除夕，所事皆毕后，沃水于釜，以木瓢旋之，视瓢柄所指，潜走其方，听人语，谓之“响卜”。
可见，在清代，“响卜”这一神秘古俗还残留在民间生活中，并成为除夕迎年风俗的一个特殊事象。
“响卜”的卜断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听语释义，二是听音辨调。元代伊世珍《瑯鬟记》上引《贾子说林》述及又一种“镜听”之俗及听语释义的卜断实例：
镜听咒曰：“并光类俪，终逢协吉。”先觅一古镜，锦嚢盛之，独向灶神，勿令人见。双手捧镜，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吉凶。又闭目信足，走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昔有女子，卜一行人，闻人言曰：“树边两人，照见簪珥，数之得五。”因悟曰：“树边两人，非‘来，字乎？五数，五日必来也。”至期果至。此法唯宜于妇女。
此法以穿凿附会的方式引伸出贴合心愿的吉祥意义。至于“诵咒七遍”、“闭目信足”、“走七步”、“勿令人见”的定规主要是为这一风俗活动涂上神秘的色彩，其“无不验也”之说当为不实之辞。
唐人韩鄂在农书《四时纂要》“春令卷之一”中记下了听音定调以测年成的“响卜”风俗：
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美，商则有兵，徵则旱，羽则水，角则岁凶。
这种卜断的依据是：发“宫”音时，舌居中，属土，故“岁美”；发“商”音时，口张开，属金，金可打制兵器，故为兵灾之象·，发“徵”音，舌柱齿，属火，故旱；发“羽”音，唇撮聚，属水，故兆水；发“角”音时，舌缩却，属木，木星为岁星，而凶星太岁反向而行，因属木使人联想到“太岁星”，故被视作凶年之兆。可见，“镜听”、“响卜”在卜断上是以主观的附会编造人事间的虚假联系，因此它仅有心理的安慰而无实际的价值，在近代已走向衰亡。
“镜听”之用镜，乃因明镜自古被视作讨吉的祥物和辟凶的镇物。古代铜镜上有神兽、仙人及吉文吉语，常见的铭文有“长命富贵”、“家和永昌”、“千秋万岁”、“长宜子孙”、“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水银阴精，辟邪卫灵，形神日照，保护长生”之类。至于明镜的辟邪之性，晋葛洪《抱朴子·登涉卷》曰：“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以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引《抱朴子》曰：“用明镜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则见神仙，知千里外事也。”由于明镜能助人“知千里外事”，且能除凶就吉，故被引入占事之中，既作为祥物，又作为镇物，以图辟除不利因素，卜得祥瑞之兆。
铁牛石鸡镇洪水
在江苏洪泽湖畔及大运河沿岸有一种特殊的治水镇物一一铁牛。目前，在洪泽县高良涧闸下仍放有两只铁牛，在高邮运河边的马棚湾亦有同样的铁牛出土。铁牛硕壮敦实，作跪卧状，但昂首扬角，双目圆睁，显得警觉而坚毅。铁牛的腹上铸着这样的点题铭文：
惟金尅木蛟龙藏，惟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淮扬，
永除昏垫报吾皇。
康熙辛巳年午日铸监造官：王国用所谓“铸犀”，并非铸制犀牛，而其造型实为寻常水牛，因犀牛被古人视作灵兽，故借其名以讨祥瑞。
由于铁牛系金属铸成，故先天地具备了“金”的属性。在五行相克观中，有“金克木”之说，而木配东方，东方的神兽是龙，所以金可镇克“蛟龙”，迫其“潜藏”。又由于蛟龙为水兽，能兴风作浪，带来水患’“金”使它藏匿’也就避除了洪灾。
铁牛的构图是牛，而牛为“土属”，《贾子.胎教》曰：“牛者，中央之牲也。”中国古代以方位同五行相配，有“东木、南火、西金、北水、中土”之说。牛为“中央之牲”，故“属土”。土能堙水，所以铁牛上留下了“惟土制水”的铭文。
其实，牛在神话中本是大地的象征和大地的载体。《周礼·地官·大司徒》奉牛牲注云：“牛，能任载地类也。”在一些民族的神话中，牛是大地的支座，大地由牛用角顶住，当一只角累了，就换另一只角顶，这样大地有时会抖动，也就是发生了地震。在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出土的商代大理石雕双兽纹案就是以牛为底座，表现牛的“载地”神功。同时透露出，早在三千多年前，牛载大地的神话已在中国有了文化的应用。
由于牛为载地的神兽，故被赋予了除患免殃的功用，特别是镇辟水怪、御尅恶龙的神能。我国铸铁牛以御水患的俗信并非始见于清初的洪泽湖畔，也不是源于明代刘伯温设“九牛二虎一只鸡”镇洪水的传说。其实，在《大唐新语》卷之十三中已有这样的载述：
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铸铁牛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
“金克木”、“土堙水”是铁牛镇水的外显的文化观念，而牛载大地的神话思维才是牛作为辟凶镇物的内在机缘。
在水患较重的地区，除了见有铁牛的设置，常配有张口长啼的石制雄鸡。过去在苏北运河入江口附近的壁虎坝旁有一只站立的汉白玉雕成的雄鸡，当今在洪泽湖畔的洪泽县内仍有一只高高站立着的石雕雄鸡，它昂首张口，面对东方，为人们呼唤着黎明的到来。
鸡为何也能御辟水患呢？《春秋说题辞》曰：“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由于鸡能与太阳相类感，故也是充溢着阳气的灵物。鸡啼天明，阳至而阴去，所以鸡一直是民间驱鬼除阴的镇物。洪水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曾被视作出于恶龙水怪的兴作，它能带来祸患的事实使洪水带上了“阴气贼害”的鬼性，而鸡能辟“阴”，所以也就被赋予禳除水患之性。
用铁牛、石鸡镇洪水，仅仅是一种俗信的寄托，而不会有实际的必然结果。不过，它们可唤起灾区人民对洪水的警戒，并作为一种信念的象征，表达了对洪患加以制服的愿望。从这一点看，作为历史产物的牛、鸡俗信仍有其积极的作用。
英雄为何水上漂
在中国和外国的传说中，有一群出世罹难，遇水得勇的英雄。他们往往少小蒙难，历水不死，通魔术，有才武，长成后，不畏艰险，除害布利，为民族、为社稷建功立业。有趣的是，他们生死不凡的身世、崇高英烈的功绩总是与水难或虚拟的水难事件联结在一起，表现“水难一一英雄”的因果关系。
我国古代夷狄中的夜郎国竹王，就是一个曾在水上漂流过的“水难英雄”。据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
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于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王与众人尝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竹王水是也，破石存焉。
竹王曾在水上漂过，后成为有才武、有神能的大王而称雄夷狄。
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由其父鲧所生。当时洪水未平，实也生于水上。《山海经·海内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此外，《国语·晋语八》载：“昔有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可见，禹从鲧腹中出生时是在水上。由于与水有着不解之缘，所以禹能受河精之图，得黄龙、玄龟之助，“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逐共工，杀相柳，锁镇为害的水兽无支祁，化熊通轘辕山，终使“丰水东注”，洪水疏平。因此，禹也是一个“水难英雄”。
中国古代传说中助汤伐桀的伊尹也是孤儿型的水中英雄。东汉王逸《天问》注云：
伊尹母妊身，梦神女告之曰：“臼灶生蛙，亟去无顾。”居无几何，臼灶中生蛙，母去，东走，顾视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木。水干之后，有小儿啼水涯，人取养之，即长大，有殊才。
伊尹后在兴商亡夏中成为英雄式的人物。
传说中的后稷也是由卧冰就水的弃儿而长成兴助农业的英雄。据《史记·周本纪》载：后稷母姜原，践巨人迹而感孕，“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先“弃儿隘巷”，再“徙置之林中”，后“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复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生时，他就能“冯弓挟矢”；长成后，又“降以百谷”；最后，“作稼穑而死”。弃冰上实际上是弃置水上的又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