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鳐鱼便是一种催生药。在《山海经·西山经》里，文鳐鱼被描绘成“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鸣，其味酸甘”的异鱼。《山海经》言及它的神性时则称：“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可见，文鳐鱼可以入药，且是祥瑞的吉鱼。
明代的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援引唐人陈藏器的药方，将文鳐鱼当做辟克妇人难产的催生巫药。《本草纲目》载：
陈藏器曰：“妇人难产，烧黑研末，酒服一钱。临月带之，令人易产。”
这剂“催生药”当取自唐前的巫方，李时珍收录时显然没有经过验证。文鳐鱼的催生促产之性完全是人为的虚构。
“郎君子鲞”则是中国古代又一个水产类催生巫药，明人杨慎的《异鱼图赞笺》卷一载：
郎君子鲞，雄雌相杂置之醋盂，逡巡便合，下卵如粟，倾刻廿卅，善治产难，诞生如达。《本草》名“郎君子”，元文类作“郎君子鲞”，主治妇人难产。手握之便生，极验。
“郎君子鲞”因自身下卵顺达，在接触巫术的观念下，被附会了“手握之便生”的灵性，并作为传统的药物收入了药典。不过，其药性仅仅是观念的产物。同样不会有实用的价值。
兔脑也曾作为催生药在民间流传。据民国十七年编修的陕西《怀远县志》载：
（腊八）剥兔脑和白面为丸，名“腊八丸”，临产催生最验。
这剂“催生药”的构想，本出于对兔子多胎易生的观察，而选取腊八曰制作，又因该日为蜡祭百神的期日，俗盼因此祈得神助，获取神力。所谓“腊八丸”，只是冬令孕妇临产的一种食品，并无“催生”的药力与神性。
四川“刳儿坪”的血石也曾被当地人当做“催生药”服用。传说大禹就生在“刳儿坪”。在九龙山第五峰下有形似仙人坐卧状的巨石，传说这里是圣母剖腹生禹之地，故名“刳儿坪”。坪有巨石如盆，即传说中的“洗儿池”。该地色赤，“盆”边有手足印迹，山溪流入石盆即红若血水，四时不变。溪水顺池而下，在两里路之内的溪底能找到带血斑之石。这种血石因与生禹传说相联，故被视为“催生药”。据《四川通志》载：
血石以滚水浸之气腥，服之能催生。孕妇握之利产。
这里，血石也是一剂巫药，它与通神、降神的信仰联系在一起，正如余炳虎的诗句所描述的：
白石红斑点点新，
花开水底锦江春，
后民叹作催生药，
犹仰当年岳降神。
作为“催生药”，血石虽奇，却不可能有真正的作用。将信仰变为行为，往往因盲目而徒劳无益。
民间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就催生而言，在近代南京地区“催生药”渐被“过街面”之类的食物所取代。《金陵琐志·炳烛里谈》卷上述及清末南京送“过街面”以催生的风俗：
妇人将产子，母家必备小儿服饰及鸡、肉、面、馓相馈，谓之“催生”，送礼后，逾月犹不生，则遣女仆备热面数碗送往女家，置诸地，急趋而出，女家人取食之，谓之“过街面”。是亦催生之余波也。
面条有“长寿面”或“长生面”之谓，用于寿诞祝年岁久长，又由于它与“生”有关，故被转用于妇人的生产。其所谓“过街”，即暗指小儿的出世，即从娘胎来到人间，有如由此及彼的过街一样，所以“过街面”在这一意义上仍然是交感巫物。
在南京西郊江东乡，过去每当孕妇足月后，娘家要接她回去，给她吃面。吃时，把大门洞开，并用一条长凳横在门前。女儿吃完面条后，转身就走，一脚踢倒门前的木凳，径直返回夫家，不得回头，俗信这样便能顺产。这也是一种催生的风俗，它把助生与排难相结合，用食物与行为并举，创造一种神秘气氛，以免难产之厄。
“催生药”与“过街面”都是信仰观念的物化象征，是巫风所诱发的产物，它们虽有产前心理准备的作用，但没有实际的助产效果，因此作为陈风旧俗已被现代社会所淘汰。
望子成龙谈“踩生”
从前人家，每当媳妇分娩，俨然忌日，杜绝外人造访。在产后一月之内，他们的门上往往挂着红布条、艾蒿等标记，以警示乡邻街坊、行路过客莫贸然闯入。
外人踏入正在分娩的产房或有新生儿的人家，谓之“踩生”。有说，出现这种情况对小儿不吉，也有说“踩生”者会因此招惹祸害。为了使新生儿和“踩生”者逢凶化吉，主家要赶紧准备酒菜，让“踩生”者吃饱喝足以驱邪避祸。
在湘西土家族中，生了小孩以后，谁先到产妇家来，谁就是“踩生人”。产妇家要留住“踩生”的人，先随便请他吃些团馓、煮鸡蛋和甜酒、糖水之类，再另定一个日子正式请“踩生”的人到家里吃一餐酒肉饭。饭后，“踩生”者要看看婴儿，并对婴儿说些“长命富贵、易养成人”等好话。据说，小孩长大后的性格、脾气和“踩生”人“踩生”时的情绪有关，因此，产妇家总是尽量使“踩生”人满意、高兴。
在苏北地区，“踩生”的风俗又叫做“材生”。据《乡土》报总112期载，在盐城一带，新生儿刚落地不久，谁第一个进入产房，谁便是替新生儿“材生”的人。“材生”不分男女老少，只要他（她）最先进了产房，俗信将来孩子的品质、性格就与“材生”者相同。如果“材生”者是个文静的女的，产妇家人就会说这孩子长大了一定很文静。如果“材生”者是一个脾气倔强的人，等到孩子稍大，脾本。
气若也倔强，他父母就会说：“是XX材，的生，脾气还真的像他。”人们为了避免那种品貌不佳或行为不端的人给自己的孩子“材生”，就主动地在村内或附近村庄寻找学识、品貌、才能俱佳的人，约好时间请他（她）到自己的家里来一趟，以盼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像他们一样才貌出众。
“踩生”风俗主要流传于汉族地区，但在少数民族中亦有相似的或变异的形式。如哈萨克族在生小孩时，有客人在家或正好有客人来访，按照他们的风俗，就选用客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孩子的名字。他们虽没有两人的性格、脾气彼此相近的说法。但从客人与孩子名字的一致看，仍有类似“踩生”的意义。
“踩生”风俗之所以流传较久，自有它信仰上的根源和观念上的功用。人们有了孩子，总希望他健康成长，无病无灾。为了不让孩子夭折，人们曾将孩子寄名于寺庙，寄名于狗、猫、猪、兔、牛、马等动物，也寄名于松、槐、兰、菊之类的植物，甚至寄名于山、石、江、海等非生物，以物命久长兆小孩易养成人。既然孩子的命途可托付给动植物或其他非生物，何不与生活中的人相联系？凭着有血有肉的活人，小孩也能得到生气与活力。这种认识的基础是交感巫术，即让孩子接近一个成人，他也能长大成人；让孩子接触一个品貌兼优的才子，他也能成为那样的才子。从心理追求看，这种风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间的爱子之心和育儿的良好愿望，但是从效果看，却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意义。由于这种风俗建筑在非理性的巫风基础上，其动机与效果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因此，逐步被生活所淘汰，人们对孩子的健康与成才已选择了科学的保健与教育的手段。
保书作镇护孩童
为使孩子长大成人，民间有许多护儿的风俗。
虎头帽、狗头帽、虎头鞋、猪头鞋至今在一些乡村中还能见到。人们拿这些鞋帽给婴幼儿穿戴，特别是给男孩穿戴，是希望他们像这些动物一样健壮易养，存活不夭。同时，人们过去总是习惯给孩子取贱名，诸如“阿猫”、“阿狗”、“阿牛”、“阿鼠”、“小兔子”、“三丫头”等是男孩常见的贱名。湘西土家族人因孩子各寄拜给树木、岩石、水井和猪、狗、鸡等动物，因此有取名叫“猪保”、“鸡笼保”、“狗妹”、“鸡妹”的。裕固族给孩子取的贱名有“苏尔吓尔”（臭奶子）和“苏黑尔”（臭脏水）等。藏族儿童的贱名有“琪珠”（小狗）、“琪加”（狗屎）等。取贱名也是一种护儿手段，是爱子之心的一种极端表现，希望孩子像贱物而易存，或借贱物之名以蒙骗侵害儿童的鬼魅。
在新生儿胎毛处理上也反映了人们护儿的心态。满月给小儿落胎发时，剃下的胎毛往往不轻易扔掉，而是搓成一团，用红线扎着，再系上一枚古钱，挂在屋梁上或床边的帐钩上。有的地方则用红布包上一撮胎毛别在小儿的衣服上或缝进夹袄、棉袄中。这种风俗是视胎发为神物，且充满生气，易养易长，因此信能诱使小儿也易养易长。
在南京郊县的溧水、高淳等地区，还见有专用做镇护儿童的“保书”，成为护儿风俗中的又一类事象。
所谓“保书”，是用红布制成，宽约两尺，长约三尺，为纵长方形，上端缝在一竿小竹枝上，竿两头由红布绳牵着，用于挂在墙壁上或挂在竹竿上。红布上书有祝颂文字，专用于对小儿的镇护，故称之为“保书”。“保书”上往往挂着一串铜钱，或在下角钉着“孔方兄”，有的在“保书”上还缀上几根万年青叶子。古钱因边圆孔方，为天圆地方、阴阳抱合之象，既是宇宙图示的象征，又具有太极图中阴阳相合的意味。因此，古钱配置在“保书”上取其镇辟阴祟的文化意义。而“万年青”使人联想到年岁的久长，其在“保书”上的附缀，出于对物人相感、长青长生吉利因素的祈盼。
立“保书”者多为生了儿子的乡野农户。在高淳县，“保书”一般挂在自宅堂屋的墙壁上，迎着大门，“保书”的上面还加贴一方红纸墨笔所书的“福”字。“保书”上用毛笔涂写着不可辨认的奇怪文字，总共十数个，显得颇为神秘。这是一种什么文字？所写的是什么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写给神灵的“文书”，以祈护儿免夭。至于是写给家堂神，或是别的民间神，也有待了解。
从溧水县和凤乡的护儿“保书”看，“保书”所献有一定的对象性，一般是当地村民所信奉的某位民间神祗。所保者，有男孩也有女孩，“保书”上加有铜钱、万年青叶和柏枝。当地有座“大仙”庙，“保书”挂在庙堂之中，分陈在“老仙太”神龛的左右或案前。溧水的“保书”用通常文字书写，其内容可从如下实例中得悉这份“保书”是父亲为女儿立的，它具有寄名于庙的性质。而所谓“保障百世”，只是对其愿望的极言。
作为镇护幼儿的“保书”，所表现的是对祝颂符幡一类信仰手段的利用，特别是建筑在文字的神秘效应上。“保书”以护儿为目的，以文字为中心，以红布拟神幡，
以古钱、万年青叶、柏枝为镇物，以民间神祗为对象，表现了对人造物，特别是文字神力的夸耀。“保书”是以信仰文化的方式寄托人生的追求，一方面它没有实际的价值，另一方面却又为民间信仰留下了研究课题。
颠鸾倒凤产翁制
“产翁”（couvade）又称“产公”，是古代一种奇特的社会风俗的产物。这类风俗被人类学家称为“产翁制”，俗称“男人坐褥”。作为一种原始遗俗，它具有相当的野蛮成分。
所谓“产翁制”，就是男子在其妻分娩后装扮成产妇卧床抱子，而真正的产妇则外出干活，并为卧床的丈夫准备饮食。这种风俗曾存在于我国南方及西南的少数民族中，在中古以来的文献中多有载述。
宋代的《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南楚新闻》曰：
越俗，其妻或诞生，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其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
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也载：
僚在右江溪峒之外，俗谓之山僚……唐房千里《异物志》言，僚妇生子即出，夫惫如乳妇，不谨其妻则病，谨乃无苦。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代时曾到过中国西南地区，他在《马可·波罗行记》里对“金齿洲”的“产翁制”做下了记录：
妇女产子：洗后裹以稲褓。产妇立起工作，产妇之夫则抱子卧床四十日。卧床期间，受诸友庆贺。
此外，明人钱古训《百夷传》亦提及傣族的“产翁制”:“凡生子……逾数日，授子于夫，仍服劳无倦。”直到清代，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产翁制”遗俗仍见于笔记类的文献中。袁枚在《新齐谐·产公》中写道：
广西太平府獠妇生子，经三曰，便澡身于溪间。其夫乃拥衾抱子，坐于寝榻，卧起饮食，皆须其妇扶持之，稍不卫护，生疾，一如孕妇，名曰“产公”。而其妻反无所苦。
这些有价值的人类学资料曾作为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被古代文人所载录，其实汉族人或中华先民也有过“产翁制”现象，不过它早已绝迹，无法在民族志中搜寻，然而可索之于神话。
中国神话中有不少世系的交代，隐含着“产翁”的意义。《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胳明，胳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这个“鲧”曾受命去治滔天的洪水，由于“窃帝之息壤”，且“不待帝命”，被祝融杀死于羽郊，但“鲧复生禹”。此处的“复”即“腹”意，言禹为鲧所胎生。禹为鲧所生之说还见于其它神话资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归藏·启筮》曰：
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
此处言禹乃鲧剖腹所生。虽然鲧神话没有点明“产翁”的字样，但可看出，它不屑于装做产妇，而是干脆煞有介事地称禹为鲧所腹生。可见，在鲧禹神话的创造时代，华夏先祖可能正处在“产翁制”的社会阶段。
“产翁制”不独存在于中国，也是一个世界性人类文化现象。例如，在美洲亚马逊河和俄利诺科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中，存在着产翁坐褥的习俗，在妻子生产的时期，丈夫躺在床上仿效产妇的样子，享受好些日子的护理和照顾。在法国西班牙交界处的土著居民巴斯克人中，也有“产翁制”的习俗。法国人沙尔费勃克对此曾作了如下的描述：“这个习俗就是当女子生了小孩子，是父亲坐床，是父亲假装作痛，大家也是照应父亲，几乎很相信父亲真是生了小孩子了。并且邻居男女贺喜的也是贺父亲，也是照应父亲，并不挂念母亲，母亲仍然是专心去做她的家务。”。
在印度南部流传的丈夫陪产的习俗，则是“产翁制”的一种变异形式。在那里，当妻子分娩时，丈夫就换上花花绿绿的女人衣服躺在妻子身旁的躺椅上，翻来覆去，装出如同产妇临盆前的痛苦状，直到妻子生下婴儿为止。印度的“产翁制”不受别人护理，仅表现产前的痛苦，可能是“产翁制”在衰亡期的形态。
上述夫妻颠倒的生育风俗具有父权制的特征，体现了男子对生产、生活资料的全面占有，包括对人口资源及世系关系的独占。法国学者弗勒克在《家庭进化论》中指出：“产翁的习俗，就是由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之一个过渡状态的表征……产翁的习惯，是男子用来夺取女子财产和她的品级之欺骗的手段之一种。”弗勒克很深刻地揭示了“产翁制”产生的背景及其性质。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对“产翁制”现象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产翁’的功能和其的举动一般，是在用象征的方法把父亲同化于母亲，以确立社会性的父道。‘产翁’对于我们决非一已死的及无用的‘遗俗’或‘特质，而是一种建立在家庭制度的基础上的有创造性的仪式举动。”马林诺夫斯基说明了“产翁”习俗有其合理的方面，即用以同家庭制度的发展相适应，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创造”，它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成为“社会性父道”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然，“产翁制”是历史的产物，在近代已成为陈风旧俗，永远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拈周试晬称“抓周”
在我国民间育儿的风俗中，有“周晬”的礼俗。当小孩子长到一周岁时，人们进行“拈周试晬”的卜戏活动。这种活动又称为“试儿”，民间俗称“抓周”。所谓“抓周”，即用工具、文具、玩具、文书、兵器、用品之类物品放在刚满周岁的儿童面前，任其抓取，以他先抓取的物品卜定其日后的前途与兴趣。《红楼梦》第二回描写了贾宝玉在“试儿”中抓取了脂粉和钗环，气得其父贾政骂他将来必为酒色之徒。
“抓周”的风俗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在江南一带流传，据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