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加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
可见，这一风俗最初在江南盛行，到唐宋时已流布大江南北，成为汉族人生礼俗中的一项重要仪式。
唐代的法振在《赵使君生子晬日》诗中描写了“拈周试晬”的情状：
毛骨贵天生，肌肤片玉明。
见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
国器嗟犹子，风神望益清。
抱来芳树下，时引凤雏声。
从“弄物不知名”句可知，该诗是写小儿的“抓周”卜戏。
在宋代的一些文献中，“拈周试晬”的风俗载录较详，甚至留下了有关典故。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述了当时汴梁的试儿风俗：
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罗列盘饯于地，盛果木、
饮食、官诰、笔砚、算秤及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晬”。此小儿之盛礼也。
可见，在北宋时期，试儿风俗已发展到黄河流域，并成为中原地区的育儿“盛礼”。此外，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育子》记录了当时杭城人家的“拈周试晬”风俗：
至来岁得周，名曰“周晬”，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讖，谓之“拈周试晬”。
杭城的“拈周试晬”是在“烧香炳烛”之下进行的，颇有神圣的宗教意味。
宋代的曹彬在“抓周”时有“印取戈提”的传闻，后来果以武功挂印，曾任节度使、检校太师、枢密使、鲁国公等职衔。曹彬儿时的“抓周”事略写进了史书之中，《宋史·曹彬传》载：
彬始生周岁，父母以百玩之具列于席，观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试，人皆异之。
这则传闻反映了“试儿”风俗在宋代的盛行。以及时人对这一卜戏的笃信不疑。
“抓周”风俗在清末民初仍在传承，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中写道：“周岁，小儿之生及一岁者也。古时，儿生一期，设晬盘于儿前，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及珍宝玩物，置盘中，观其发意所取，名之为试儿。今亦有之。富贵之家至有演剧侑觞以宾客者。客皆有所馈，其丰者为金银饰器、绸缎衣料。”
试儿的器物各有象征意义：纸、笔、砚、书籍为儒生之兆，官帽、诰敕、印章等为出仕之兆，刀、剑、戈、矛等兵器为武夫之兆，金银、珍宝、官楮钱陌等为富人之兆，算盘、戥子、升斗之类为商人之兆，刀剪、针线、农具、工具为农工之兆……
“抓周”是一种预卜未来的俗信活动，它主要在家庭内进行，并非社会性的风俗。“抓周”利用周岁儿童好动好拿而不知世事的特点，企图通过物人感应，察知小儿志向与喜好，并盼其成人成才，出人头地。这种风俗的信仰根源是物人相触互感的巫术观念，其仪式及期日正是创造这一神秘氛围的选择。作为卜戏类民俗事象，“拈周试晬”是非理性的，它以儿时的偶然的接触对未来作必然的判断。这种先验自然是荒谬的，因此也注定了它的必然衰亡。不过，“拈周试晬”反映了父母对子女的舔犊深情，同时又有一定的家庭游戏性质，因此它又不同于迷信活动，只是一种颇具人伦味、以育儿为追求的信仰风俗。
贽雁用茶说婚礼
婚礼是人生礼俗中充满喜气的“嘉礼”，也是事象繁多的大项，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礼记·昏义》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古人曾把婚礼当做众礼的发端或根基。直到现代，婚姻仍被称作“终身大事”，人们用各种方式组织婚仪，尽量使其热烈、新奇，以留下永久的美好的记忆。
如果说当代婚礼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个性特征和时代气息的话，古代婚礼则主要是表现社会特征和传统文化精神。
古代婚礼基本沿袭了周人开创的“六礼”之制，即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阶段仪节的一套礼俗。关于“六礼”的含义，《礼仪》郑玄注云:
纳采用雁，将与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言，女氏许之，乃后使人纳其采择之礼。纳采而用雁为执者，取其顺阴阳往来。问名：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纳吉：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纳征：使使者纳币以成昏礼。请期：阳倡阴和，期曰宜由夫家来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辞，即告之。亲迎，所以重之亲之。
在清末民初前，“纳采”由男方家长派人到女家，向女方家长献采择之礼。一般男方先要派媒人到女方家通话，得到允许，然后再行“纳采”之礼，此礼节实为“议婚”。所谓“问名”，即男女双方交换正式的年庚，除双方的生辰八字之外，还详注其家三代人及主婚人姓氏、里居、荣衔之类。此礼又称“换龙凤帖”，具有“定婚”的意思。所谓“纳吉”，就是男方在祖宗前卜得吉兆，又派人告知女方，并送去“小聘”之礼，具有送定婚礼物的性质。所谓“纳征”，又叫“纳币”，即男方向女家送聘礼，送物或送钱，又称“过大礼”。至于“请期”，即在“纳征”之后，男家把卜得的迎娶吉日通告女方，征求同意。所谓“亲迎”，即由新郎亲自随花轿到女家迎接新娘，以示郑重。
在“六礼”中有不少是象征文化的因素，如贽雁与用茶就是其中别有内涵的文化象征。
以雁为贽见之礼在古代婚礼中用得最多。《白虎通》卷四“嫁娶篇”在言及“六礼”的礼物时载：
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贽。纳征曰玄癅，故不用雁贽。
在“六礼”中，竟有五礼用雁贽。可见雁是古代婚礼的不可或缺之物。郑玄注《仪礼》称用雁为“取其顺阴阳往来”。所谓“阴阳往来”，指大雁随天气的冷暖变化而南来北往地定向迁徙。至于雁用于婚礼的象征意义，正是从它随时南北中引发出来的。清人胡培翬在《仪礼正义》中曾对用雁之事解释说：
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其飞成行，止成列，明婚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
因雁南北往来守时守节，以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劝诫不违婚时。同时，大雁飞行有序，也用以作为女子婚后在家族中“分大小”，排长幼尊卑的象征。因此，大雁是一种特殊的礼物，它具有劝示和教化的功用。
近古以来，定婚的礼物多用茶。南京人过去的“聘礼”中茶叶最为重要，所赠数量亦颇巨。旧时茶以瓶计，多则百瓶，最少也得十瓶。一般行了“茶礼”，婚姻就算确定了。女方接受了男方的“茶礼”，就不能轻易反悔赖婚。
婚礼用茶并赋予它象征的意义，至少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形成，并成为众口一词的文化现象。
郎瑛在《七修类稿》中引《茶疏》曰：
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植之意也。今人犹名其礼曰“下茶”。
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还说：
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不可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二称皆谚，亦有义存焉耳。
明人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十四“种茶”也载：
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
茶树因不可移植，需用籽下种，其生长之性被用于比附婚姻的缔结，茶叶就成了姻定无悔的象征。茶叶在婚礼中不仅有定婚的作用，同时茶因“植必子生”，又隐含传种续嗣的祝愿。
贽雁、送茶虽是一种馈赠行为，但其文化意义突破了一般的社交需要，在古代它作为人生礼俗中的一种规范和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被赋予物质以外的文化内涵，使中国婚礼因外在仪式与内在隐义的交并而奇奥多趣。
抢婚与古风遗俗
抢婚，又称“抢亲”、“掠夺婚”，是一种原始的婚姻形式。它发源于氏族社会，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产物。野蛮的掠夺性抢婚和虚拟的仪式性抢婚曾在原始社会以后继续存在，甚至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婚俗中至今还略见遗风。
《周易·屯》卷六二载：
屯如遑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婿。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周易》的这段爻辞，记述了一班人马逡巡不前，辗转回旋，这不是抢劫，而为婚姻的情状。显然，它是有关先秦抢婚古俗的重要记录。到了封建社会，除了因战争抢劫敌方女子为妻外，大多已成为双方有商定的仪式性“抢亲”。据《北史·室韦传》载：
婚嫁之法，二家相许竟，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妇归家，待有孕，乃相许随还舍。
这种“盗”婚是在二家相许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后仍要补上聘礼，并放妇回家，待有孕才能随夫还舍。
抢婚的习俗在汉族地区早已消亡，只是在文字或习惯上略有遗迹。古代婚礼之“婚”写作“昏”，《释名》曰：“婚，昏时成礼也。”直到当代，一般婚礼也大多选在晚上进行。结婚选在“昏时”，留下了旧时利用夜色抢亲的信息。过去“亲迎”的人员，一律着黑装，而迎娶新娘的男方队列着黑色服装，也反映了古代抢婚多在夜晚进行。以黑色为保护色，以便于在夜幕下神出鬼没。而汉字“娶亲”的“娶”，据《说文解字》释曰：“娶，取妇也。”可见，“娶”字也隐含着抢婚的信息。
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数十年前还存在着变相的“抢婚”，或者说在晚近时期它只是一种象征的仪式，已完全没有远古那种叫人泣血涟涟的野蛮。
在云南德宏地区的傣族中，如果一对男女相爱，而男方出不起彩礼钱，就往往用“抢婚”的方式完婚。一般男女双方约好时间、地点，男方预先约上亲友，携带武器和铜钱，潜伏在约会地。女方借故走出家门，当她行至约会地点时，小伙子们一声哨声，蜂拥而至，将姑娘抢走。姑娘佯做呼号，报知家中人。家人闻声约伴尾随追赶，男方人便将铜钱撒在地上，追赶人于是俯身拾钱，男方人趁机把姑娘抢走。过些日子，男方请亲友前往女家商谈彩礼的数量。女方家便搬出一块大石头，表示彩礼要如此重。男方的媒人请求让一些，女方父母若同意，媒人就将这块石头敲去一部分，然后继续讨价还价。女方父母让一点，媒人就敲去一小块石头，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剩下石头男方能办到时就不再还价，于是婚姻就定下来，送姑娘返回娘家，择日举行婚礼。有些地方把姑娘被人抢过视为荣誉。
在阿昌族中，抢亲也曾是青年男女缔结婚约的一种形式。抢亲之所以发生，一般由三种情况所引起：一是男女青年相爱，当男方聘媒前去提亲时，女方父母不同意，要将女儿另许他人。于是男女青年私下定好日子，让男方邀人来抢。二是姑娘有一意中人被父母发觉，父母不同意，给姑娘另选了一位小伙子，姑娘就通知她的意中人赶紧来把她“抢”走。三是在恋爱过程中，男女双方曾立下海誓山盟，但女方中途变心，男方便组织人力，趁姑娘外出不备之机，半路截住，拉起就跑。但无论出于何种情况，抢亲后第三天仍要请媒人向女方父母求和说亲。求和说亲在女方家进行，女方家一律不负责招待。由男方请个说客，并请一个烧茶做饭的，谈判时间一般要三至六天。谈判中，双方讨价还价十分激烈，但一经达成协议，双方便既往不咎，亲如一家。
在贵州清水江流域的苗族中，也盛行过抢婚。如果男女双方情投意合，愿结为夫妻，便商定结婚的日期，事先对自己的父母保密。到了商定的曰子，男子在几个青年朋友的陪同下到女方村寨，在半夜或黎明前将姑娘偷带到男家。到男家后，先由姑娘做伴。如果男方父母同意，第二天便派一至二个善于辞令的中年男子为媒人，带鸭一只、酒一罐，去女家报信、求婚。女家若同意，不仅收下礼物，还设宴待客。媒人走时还以礼物，有的还送一只小猪。次日早上，男家便以女方所赠的食物宴请亲族，同时杀鸡祭祖，以此作为结婚的仪式在云南禄劝一带的彝族人中，“抢婚”具有游戏的性质。在那里，每到娶亲的日子，男家要选派未婚小伙子去女家接亲，去完成“抢婚”任务。新娘早有准备，并有一群姑娘护拥在周围。男家的小伙子们一到女家，“抢婚”便开始了，一护一抢，女争男夺，十分热闹。当小伙子们排开姑娘们的阻挡“抢”到新娘后，就背起向外跑，守护新娘的姑娘们就追赶。小伙子们跑出一二里山路，就算完成了“抢婚”任务，而追赶的姑娘们则成了送嫁的队伍，伴随新娘一起到男家去“抢婚”在原始社会发生于“族外婚”阶段，由于氏族内部不得通婚，只能与同部落的其它氏族通婚。这种族外婚有时因战争或别的因素的作用而扩大到别的部落。“抢婚”实际上是一种人口掠夺，从部落或氏族方面说，它是繁衍人口、扩大自己的一种手段。人口也是一种资源，同食物一起，是原始人最关心的两件大事，由于对资源的攫取与护卫本相互联系，因此，在原始社会的一定阶段发生以“抢婚”为形式的人口争夺本是很自然的事。尤其是到了父权制社会，男子为了显示对财富与人口的独占，用“抢婚”形式切断女子与其原有部落、氏族的联系，让其成为自己的附庸。到了近现代，“抢亲”习俗一方面是原始古俗的遗存，另一方面又有了新的功用。它主要不在于表现对人口的掠夺，而是作为一种促成婚合的手段，借古风遗俗应付现实困难，或追求一种传统情趣和打闹式的热烈气氛。
新婚之日戏新郎
在中国各民族的婚俗中，迎亲是一项重要的仪式。一般在结婚当日，新郎要亲自带领亲朋去女家迎娶。过去总是抬着花轿，吹吹打打地上门。女家除了款待新婿及随从人员，也常常借机考问新婿或用一些嘻闹的方式捉弄他。村人多围观或参与，形成“结婚一家，欢乐一村”的风俗。
在豫南信阳、驻马店及皖北临泉一带，新郎迎娶或偕新娘回门时，岳家有给女婿吃辣饺子的风俗。“辣饺子”用最辣的大椒和肉馅做成，通常第一、二碗配辣子最多，下好后首先让女婿食用。聪明的女婿往往把第一碗敬给长辈，第二碗让给偏坐者，自己吃第三碗或第四碗，否则拿到第一碗便吃，会辣得面红耳赤，让女家人及村上围观者笑话。
鄂西土家族人在迎娶时有“拦门对唱”的风俗。男方迎亲的队伍来到之时，女家在大门口摆一张桌子拦住他们，并开始双方的对唱或对白。若男家唱赢，女家抬开桌子让迎亲人进入；男家若唱输了，男家的歌手要从桌子底下爬进来，并受众人的奚落。
畲族人结婚时有“答歌”的礼仪。新郎在迎娶之日着新衣去岳家迎亲，岳家款以饭菜。但席上不陈一物，必等新郎一一指名而歌之方拿出来。如要筷子，就唱《筷歌"要酒，就唱《酒歌"每一物都有一物之歌。新郎唱时由司厨和之，其物亦应声而出，此俗又谓“调新郎”。吃完之后，新郎还要一物一歌地唱，每唱一物，收去一物，直到唱完席毕，才能与新娘交拜成礼。
保安族人在结婚时有向娶亲人要“奴工木哈”（羊羔肉）的风俗，有的用棉花、羊毛等物沾上锅底灰，若娶亲人不满足要求，便把他们一一拉入院中，在脸上抹黑。顿时，满院哄笑，表示恭喜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