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身”与执法
《明史》中对“生平为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的海瑞的记载是十分感人的。这位海刚峰先生官至太佥都御史应天十府巡抚，然而清廉若洗，穿的粗布衣，吃的糙米饭，“为母寿，市肉二斤足矣，”死时家中珠宝全无，唯有破箱一只，而这海公惩治起贪官污吏来可不得了，史家说他“飙风凌厉”，“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
然而我想，倘若这海公不是“家徒四壁”的清官而是个“宫中积珍宝，狗马盈外厩，美人充下陈”的贪官，他对贪官污吏们所施的决不是“飙风”而是“惠风”、“和风”甚至“香风”了，其道理亦简单不过：自己屁股沾屎，焉敢道他人臭？故曰：海公法治之厉，当在于其“守身”之严——咨守德行，清正廉明，邪莫能侵。
“守身”子之执法，古来干系甚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征袁绍时曾明令三军：“凡过百姓麦田践踏者格杀勿论。”谁知此法刚颁，自己先犯了，曹公果不食言，二话不说拔起剑来便抹脖子。后经众将死命拦住才“割发权代首”。其“守身”之诚天人共睹，因此三军震慑，令行禁止，旌麾所向天下无敌，终创出荡平群雄，一统北国之伟业。倘若这曹公连“发”也不舍得割一丝，能有“魏武”做吗？相反，象春秋时卫国国君卫晋那样，见到儿子的未婚妻倾国倾城便神颠魂倒，毅然夺之以为爱妾，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将儿子杀了。如此“身”之不“守”之国父，焉能“执”好“王法”？对晚辈们的淫欲乱伦相互残杀，他老爹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生活展示给人们这么一种“规律”：“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半夜里得了人家的“金囊”，就会对他“终生毋忘”；吃了强盗的“甜头”，拿捉他就不会动真格的；受了人家的“思典”，便绝不会对其府邸里犯法的公子小姐们怒拍惊堂木……
于是我想：“守身”与“执法”，两者之间有着这么一种“正比例”的“函数关系”：“守身”越严，“执法”也越严；“身”之不“守”，“法”亦难“执”；只有“守身如玉”，方能“执法如山”！咱们的执法者们多么需要从这么一个高尚的境界——“守身如玉”做起啊！
（原载于1990年第10期《民主》）
石王的子孙
“石王”乃石崇和王恺，是西晋时齐名的大士族、大官僚、大富翁。王恺还是当时最得势的皇亲国戚呢。
他们何以齐名？盖缘他们密切配合，共同“创作”出中国历史上颇能刺激神经的一支插曲——“石王斗富”。王恺用糖浆洗锅，石崇则用自腊当柴烧；王恺屋涂赤石脂，石崇则用香椒泥抹屋；王恺出门时，做40里长的丝步障，石崇则用织锦缎做成50里长的步障。有一次，皇帝为帮助王恺，特意送给他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王认为此乃举世无双的稀世珍宝，在石崇面前炫耀。谁知石崇见了，顺手挥动铁如意，一下子将之砸个粉碎。王恺极为生气，石崇却象无事儿一样说：“别难过，我赔你一株就是了”。立即命人把自己的珊瑚树搬出来。王一看，单是高三四尺的就有好多株！王恺又输了。
石崇、王恺者流实在是人群中的败类。为国为民“立功”，“立德”，“立言”，这样的事一件也不做，却整日价地在那里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斗奢竞豪。据说石崇向来宾敬酒，如果来宾不喝，便杀身边的美女相“劝”，其骄奢淫逸令人失色。套用恩格斯在《德国社会状况》中比喻腐朽的德国封建统治者的话就是：“他们是一堆粪。”金钱多就是伟大，财富巨就是幸福，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哲学——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
1600多年过去了，“石王斗富”正成为人们鄙夷的笑料和进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教育的反面教材。遗憾的是，石崇王恺者们演出的那幕丑剧还时有出现。譬如你抽“万宝路”，我则抽“555”；闹婚礼，办酒席你花3000元办10桌，我花10000元办30桌；你用面包车迎亲，我则开来豪华轿车队。鄙巷中有这么一对邻居，小洋楼东西相对，东边是“发”了的个体户商贩，西边是豪富的南洋大户，大年初一放鞭炮，这两户是“梅雪争春不相让”，你点“1000头”，我则点“2000头”；你放“8000头”，我则放“1万头”，你点“小霹雳”，我则点“五光雷”，轰轰隆隆从黎明一直“竞”到中午时分，弄得小巷硝烟弥漫，震耳欲聋，那五彩炮纸山重蟑叠足有二尺来高，观看者里三层外三层，无不唏嘘感慨！
我不知道这些斗富竞豪者们尝到什么甜头，也不晓得那“斗炮”者谁赢谁输，我实在为他们感到可耻和可悲：不比工作不比贡献，却要斗富竞奢！虽说石崇、王恺们的尸骨早已化作千年朽士，而他们的“子孙”还未绝于世，靡烂的处世哲学，腐朽的人生观还在毒害着人们。
历史上石崇、王恺式的人儿往往以奢侈靡烂而败家灭族，而他们今时的“子孙”们的“前途”又能比其“祖宗”们好得多少呢？“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用2400多年前的老子的这句哲言来说明其前途和“结局”，怕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
（原载于1990年3月29日《海南日报》）
闲话朗州周夫人
话说五代周世宗时，朗州乡间居住着一位贵妇人，名曰潘氏。这潘氏长相丑陋，但其名分很高，地位甚尊，是该城最高父母官大都督周行逢之夫人也。该夫人长年累月不进其丈夫府衙而率家人耕种纺织，自食其力，且带头按时交纳赋税。丈夫过意不去，常对她说：“你那么一点收入，就不必纳税了吧”。潘氏不答应，说：“赋税乃官府的正当收入，如果大都督把自家的赋税免了，还怎么好去督责他人呢？”
真是位难能可贵的都督夫人。一是不慕城市的繁华和都督府的尊荣富贵，热爱家乡，热爱劳动，自食其力不享清福；二是不以丈夫之权谋私。象周都督这样的地位，其夫人完全可以带领大小家人奴仆坐着丈夫的大轿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但他不干，还是老老实实地干她的“第一产业，”保持劳动人民刻苦耐劳创造物质世界的优良本色，更不象今日某些“夫人”那样，“用好”，“用足”，“用活”丈夫的小车、电话和秘书去从事“公关工作”，把叔侄姑嫂至爱亲朋的大事小事办得妥妥贴贴、顺顺当当；三是不搞特殊化。夫人种田与庶民一样照章纳税，不象今时的某些“夫人”违法犯科还神气得不得了。你要“照章”，她却要啐你满脸唾沫星子呢。这样一则“世说新语”并非虚构：有位厅长夫人，因来不及派“奔驰”接她老母祝寿而大闹办公室，还把办公室主任骂得狗血喷头掉下泪来！
话又得讲回来，那年头这等呱呱叫座的“周夫人”不过是凤毛麟角。因为在中国的王道社会，自古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唐时绝色美人杨玉环当上了贵妃，他的五亲六戚如杨国忠辈全都被“引进”到朝中当大官吃皇粮，这才是司空见惯的事呢。可想而知，茫茫千下5000年，能有几位“周夫人”？
今天，时代已和过去不同了。人民公仆队伍中清正廉洁者众，其“夫人”的大多数也是令国人满意的。然而，偏偏就是“超级夫人”、“特殊夫人”不绝于世，且也有闹得天怒人怨的呢。因此说，优秀人民公仆身边须出“潘氏”式的夫人，而“漏氏”式的夫人越多，咱们的事业也就越有希望。
（原载于1989年8月11日《南方周末》）
“一眚”与“大德”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有秦穆公“不以一眚掩大德’之说。“眚”原指“目病生翳”，即眼疾。这里引喻为过失、错误；“德”指的是功劳、贡献。整句话大意为，不因为一次小的过失就抹掉人家大的功绩。
“不以一眚掩大德”，可以说是比较正确地看待“眚”与“德”的关系的一条古训。以此而言，秦穆公是明智的。开头，他不听蹇叔的诤谏，一意孤行，举兵袭郑，结果导致了秦军崤山覆灭。本来，作为一国之君，他完全可以杀掉孟明，西乞等残将而推诿责任，把自己打扮得“一贯正确”，然而他不。他能痛悔自责：“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相比之下，我们一些同志，总喜欢抓住人家的“一眚”不放，以此丽抹煞人家的“大德”，从而“反衬”出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英雄，这实在是有点太“聪明”了。
对待人家如此，那对于自己的“眚”与“德”，又应如何看待呢？我想，同样可取秦穆公的那句老话：“不以一眚掩大德”！
乍听起来，此言颇有点自负，似有点不那么“正视缺点”。可细细琢磨开来，还是有点道理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圣贤，也难免有那么“一眚”，“二眚”，承认并改正之，其“大德”又焉能因此而被“掩”住乎？古人廉颇，做了错事，“负荆请罪”，之后又立功杀敌，仍不失为一条好汉。而我们有些同志，明明是做错事，却一个劲在那里捂着盖着，能推就推，能诿则诿，就是不肯认这个“眚”，好象人家指出自己的“一眚”，就是否定自己的“大德”一样，甚至一听到别人指出其“眚”，便老大光火，要给人家“好看的”。这是否有点“失聪”了呢？不敢正视自己的“眚”，往往也不能正视自己之“德”。
关于“眚”与“德”，我还是赞同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泊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这里所指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大德”；而承认，医治自己的“眚”，正是为着更好地发扬光大“为人民服务”这个“大德”，因此没有半点“掩眚”的必要。有“眚”而不承认，不医治，任其发展，最终却会“大德”丧尽而成丑陋呢！这叫做“不医这一眚，无以成大德。”记得邓小平在1980年与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谈话对说过：“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的有些错误，我都有份。”这是多么可贵的自责精神！“君子坦荡荡”，“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承认了“眚”并改正之，其“大德”仍然光华熠熠，长照后人！
“不以一眚掩大德”，“不医此‘一眚’，无以成大德”，这些古今格言，愿我们每个同志都能记取。
（原载于1988年3月18日《南方日报》）
莫效“李邕作碑”
“李邕作碑”一事出于北宋和尚惠洪的《冷斋夜话》。事言唐玄宗时，有僧伽游于北海，谒见太守李邕。岜问：“汝何姓？”答曰：“姓何。”又问：“何国人？”答曰：“何国人。”李邕不晓其言，乃书传作碑曰：“大师姓何，何国人。”
李邕任内为官清明，百姓拥戴，更兼文藻书法，名满海内，可这“作碑”之举实在失之于糊涂。明明见僧伽。其迹甚异”，却不多加盘诘；虽不晓其言，却也书传“作碑”。幸好他不拿这“作碑”的哲学来理政断狱，否则定会做出误国伤民之事来。
“李邕作碑”，这毕竟只是夜话轶事，诸君大可不必当真，而生活中类似“李邕作碑”之事却不能不当真。譬如“无标点诗文”正“热”时，某青年在一夜之间就把其大作中的标点全都刷去，以示“新颖”、“趋时”、“纯净”且“韵味深长”；有人一听人云“月亮文化”，他也云“月亮文化”；人云“阿波罗（太阳神）文化”，他亦跟着唱；读了些萨特的书，也就学着说“他人就是地狱”；尼采在那坐说“扩张自我”，“超人”，他也照搬无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中的性本能”，竟也成其喋喋不休的“口头禅”；有人云中国人丑陋，他也自认丑陋，颇象早年的二婶娘，闻人言红枣能补血，便闭着眼睛囫囵吞之，不管是生是熟，是好是烂。这同古时“李邕作碑”虽然不尽相同，可那“其中味”确大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