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邕毕竟还是深谙世故，人情练达之长者，只是在“巧言如簧”的僧伽面前一时忘乎所以。而后生们大多是“初出”，书念不到几本，门出下了几步，便急于学成，迷信新颖，赶起“浪潮”来以了。——一切以“时髦”定好恶，一“书”当前，学而不辩，读而不“思”，缺少那种求实、独立的精神和辩证的眼力。当然，这还同他们“少知其情”有关。涉世未深，没有那么几个“亲身体验”，“国情”、“民情”、“文情”知之甚少，结果碰着“何大师”们的“美言”，那思想阵脚便压不稳，重蹈当年李邕“大师姓何，何国人”之古弊了。
根治“李邕作碑”之弊，想来只能象鲁迅所说：“运用脑髓，放如眼光”，“有辩别，不自私”，然而这“脑髓”须长在自己的脑袋里，这“眼光”须从自己眼中射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更要紧的莫过于走出书本到社会或艺术实践中去“躬行”，把所学的同时下的“国情”、“民情”、“文情”结合起来。若此，“李邕作碑”这等糊涂事也就可大大减少或不再冒头了。
（原载于1987年8月16日《海南日报》）
鲁仲连可师
鲁仲连是战国时齐国的著名学者。鲁仲连的事迹，中学时读《东周列国志》小人书时已有所知。他是有胆有识，主持正义，扶弱济困之大学士，因善于排难解纷而名载于史。
近日翻书，得《战国策》中鲁仲连义不帝秦一事之记载：赵孝成王时，他闻秦军围攻赵国邯郸，而前来救赵的魏国客将军辛垣衍竟劝赵平原君尊秦为帝，便赶来找辛垣衍，用诸多历史事实阐明“帝秦”必害诸国的逍理，终于说服了辛垣衍，坚定了列国联合抗秦的决心。此举使“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避免了一场兵刃流血，从而保住了赵国。还有一次，齐国欲收复被燕国占据的聊城，他亦从正义出发，主张化干戈为玉帛，写信劝说燕将撤军，将城池归还人家。这些事，2000多年来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
由古人想及今人。那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专门播放了某市两位老妪热心为街道、邻里排难解纷的事迹，就很感人。她们都年逾花甲，可壮心未已，春华常在，哪里邻里成仇，弟兄反目，姑嫂不睦，她们就往哪里奔，不怕麻烦，不怕招怨，或动之以情，或晓之以理，导以精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种“老当益壮情理在，乐为邻里排忧纷”的人，不正是新时代的“鲁仲连”吗！她们那拳拳之心，殷殷之情，确实十分难能可贵。
由此我又想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句话来。千百年遗留下的这种自私狭隘的观念，当然不能在一个早晨打扫干净。今天笃持此论而行之者仍有人在。在公共汽车有人争得面红耳赤打得你死我活，可就是袖手旁观者有而主持公道者无。不久前曾听同事说起一桩奇事：一天，某家属区楼下风波骤起，骂声不绝，进而拳脚相见，大打出手，颇有发展成“头触不周山”之势，声波频频传到楼上，可楼上一家人照祥酒杯频举，谈笑风生。左右上下感到吃惊的是，楼上住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该单位的领导是也。我没有查过辞典，对“领导”一词不知作何解释，姑且望文生义解之：“领导”者，“领头”、“引导”也。如此解释若不太离谱，那么仗义、持公、扬善、抑恶、善导，这些均应是“领导”的职责无疑。假如见这般事仍充耳不闻，有事作无事，岂不有失“领导”之职责乎？
据说，有一种领导是“在单位管事，离开单位‘中立’云云；“只要车间机器转，别的事则不管。”这种领导者，同2000多年前的鲁仲连相比，确确实实是有点不如；而与那两位热心解纷的老妪相比，则相距就更远了。我并不提倡什么事都去学古人，但那位住楼上的领导同志，在排忧解纷这个问题上，实在是该学一学鲁仲连了！再说，鲁仲连还不是共产党员、人民干部呢。
鲁仲连可师。但愿有鲁仲连这点精神的人能更多一些而明哲保身，不管“闲事”的人更少一些。假如我们的街道、里巷、乡镇，我们的办公室、商店和公共汽车上，能涌现出更多的敢管“闲事”善于排纷解难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鲁仲连”，那我们的社会该有多光明、美好和馨香！
（原载于1987年5月8日《南方日报》）
齐襄公作风
人总是要死的，然而有的死得可惜，有的人死得“活该”。春秋时的齐襄公便是死得“活该”的一个。
说来话长。那是由于齐襄公派大夫连称和管至父驻守蔡丘之事所引起。其时连、管两位问其归期，此公正在吃瓜，深为两位扰乱其“食兴”而恼火，便不耐烦地说：“明年瓜熟时，我会派人去接你的。”连、管两位在蔡驻了一年整，左等右等还不见此公派员来接，便使人敦促，你道这襄公怎么处置？不但不同意，反将来人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两大夫气的不过遂生反心，趁襄公外出游猎潜入宫中起事，一举拿下了襄公首级。
齐襄公虽死得有点“委屈”，然而这是咎由自取，活该。“言而无信”，“口惠而实不至”，乃至出尔反尔，这种恶劣作风，最终可得吃苦头。倘若他言而有信，口惠实至，何祸之有？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齐襄公也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治国理政者的一面“镜子”。咱们一些人士，“视察”到哪个基层，酒过三巡，耳热颜酡后便“当场拍板”，解决“这项”“那项”“实际困难”，谁知只是逢场作戏，待他拍拍屁股走后一年二年，“回府自此无消息”。某首长“察民情”至某小学，席间拍胸脯要“拨款××万”建校舍修教室，可一去数月杳无音讯，校长先生前往要求“兑现”，你道他咋答：“哪有这码便宜事？本官何时何地说过这话？……”这号人士的“齐襄公作风”何其浓哉！
世界上的事往往这样：“说”，“吹”，“夸”容易且惬意，而“做”，“兑现”起来就得皱眉，最好是“管她娘”一推六二五！然而那后果总不太妙。当然，他们也许不会有齐襄公那般的惨局，然而群众给你诸如“吹牛书记”、“夸口县长”之类“骂称”却也够你受一辈子的了。一次二次可以，可“一任或数任如一日”如此，百姓总会将你拉下交椅来的。道理也很简单：人民是决不会容忍光说不做，言而无信，“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的清谈家、吹牛家。
《韩非子》中有一则“曾子烹猪”的故事。曾妻以“杀猪烹食”哄孩子，曾子便立即兑现。实事求是，说到做到，这无疑是为人父母者应有的品德和教育原则。“曾子烹猪”的精神，难道不可以成为咱们“父母官”的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官德”吗？怕就怕染上那种言而无信，逢场作戏，乱夸海口，不负责任的“齐襄公作风”。
（原载于1992年第2期《诤友》）
“待漏院”随想
“待漏院”是古代大臣黎明时等待上朝的场所。北宋王禹偁在他的《待漏院记》一文中记载了宰相大臣们在一块儿“待漏”的情景。“院”可以理解，“待漏”是咋回事？原来，古时计时用的是“玉漏”（即能容一定量的且能滴水的铜壶），犬臣上朝须提前若干时辰到达该“院”，直“待”到水“漏尽”才能入朝，故名之曰“待漏院”。
“待漏院”是封建社会的特产。一个皇帝办公，就得让文武百官在那院里挺坐“待漏”，“君君臣臣”的味道很浓；其次是劳民伤财，既不经济也不科学。按理，大臣上班，规定个时辰准时就行，大可不必天不亮就集中于一堂“待漏”什么的，岂不是毫无效率的白折腾。
当然话也不能说绝，“待漏院”也有可取之处。“东方未明，相君先行”，“金门未辟，玉漏犹滴；撤盖下车，于焉以息”，这种强烈的时间观念总比窝在家里睡懒觉；“误卯”强得多。不像咱们时今的某些机关干部，“七点开会八点到，领导在家众人叫”要好得多。若论身份，古时进“待漏院”“待漏”者乃封建官僚，而今时，“磨卯”先生则是满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人民公仆。两者相比，谁优谁劣，不言而喻。
不过，说“磨卯”先生们没有“时间观念”那是冤枉，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珍惜上班前闲茶闷烟干家务的分分秒秒。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最恨贪官，据说他下令将贪官“剥皮草囊”后置于其继任案侧以为警策，这未免太骇人了。今天，倘若有人提出在“磨卵”者单位门口倘若建一座一“待漏院”，显然有“复古”开大玩笑之嫌；但建立健全严格的“点卯”制度，对“误卯”者给予适当处分却是认真的十分必要的。我还是劝“误卯”者不妨读一读王禹偁的《待漏院记》，没准还能在欣赏中有点“顿悟”呢！人到了顿悟，过错就改正了一半。
（原载于1990年1月26日《宁夏日报》）
以“言”制“虎”
在中国众多皇帝中，刘秀制御和协调部下这一点可以说呱呱叫。其时，执金吾贾复和颖川太宗寇恂因“部将问题”发生了矛盾，闹得剑拔弩张。刘秀得知后，便把寇调回洛阳，拉着他们的手说：“眼下咱们的江山还没有坐稳，两只虎怎么能自己先斗起来呢？来，来，今天我专为你俩排解排解。”在刘秀的调停下，贾、寇两人终于消除了前嫌，同坐一辆车，又成了好朋友。
刘秀能及时发现身边相斗的“虎”，并以自己恳切的“言”去“和”相争的“虎”，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增加共识，消除内耗，“求大同存小异，”搞好安定团结，同心同德推动事业前进。这正是一个领导者的可贵之处！
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团体内部常常出现这样那样你“争”我“斗”的“虎”，这就需要我们做领导的从公心和大局出发，用“正言”、“良言”、“善言”以“和”之“制”之。这是对一个合格的领导者的基本要求。然而我们的一些领导者却做不到这点。眼见得部下们争斗得尘埃漫卷，他却坐山观“虎”斗，甚至还出于某种心机，纵此“虎”以制彼“虎”。菜单位的头儿为了“制”其“二把手”，在自己外出期间，故意唆使诸“虎”作乱相斗，斗得愈糊涂愈好，以便让其复来“收拾残局”……。如此这般，实在令人蹙眉咋舌了。
团结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协调好部下，制御好众“虎”，除其疙瘩泯其恩仇，使之同舟共济共图大业，集体事业才会兴旺发达。这个至理，对某些人来说恐怕还要大力“加强灌输”，即令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也毫不过分。
（原载于1988年10月18日《现代人报》）
来点“庭晒犊鼻裨”精神
《世说新语》中有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阮仲容“庭晒犊鼻裈”之事，读来甚是有趣。事言七月初七这天，家家户户皆按俗例曝晒衣物。北边之富户皆出挂纱罗锦绮，而独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一种围裙，因状似犊鼻而得名）于中庭。人皆笑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以此来应付应付一下罢了）！”
阮仲容这句话使入耳目一新。穷就是穷，何必装富！穷固不能免俗，姑且拿件“犊鼻裈”来做个表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便难能可贵，不象某些人，原本穷不可耐而又要拼命摆阔，结果捉襟见肘，越闹越穷。
人在世俗中生活，自然常常“未能免俗”。譬如“有客自远方米”（包括公家的客），热诚招待，这也是“穷”而“未能免”之“俗”。然而怎么个“接待”法便各有迥异了。是逢客必宴，宴得美酒飘香，觥筹交错，烂醉如泥，而且还要“吃不了兜着走”，还是象阮仲容“庭晒犊鼻裈”那样实事求是？前者虽“理顺”了“关系”。丰腴了“人情”，沟通了“关系”，可却空亏了府库，污浊了“世风“；后者虽“古”怪了些，然而却能秉持正气，有裨益于事业和社稷。
在提倡清正廉明，实事求是的改革盛世，国人都能来点阮仲容那种“庭晒犊鼻裈精神”，将是我们这个民族之一大进步。可惜眼前多的是“穷摆阔”那样的玩艺儿。
（原载于1990年5月5日《讽刺与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