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平民百姓的穿着却十分简单，上衣下裤，裤子有裆的称“裤”。《史记》中说：“司马相如身自著犊鼻裤，与保庸杂作。”而女子则上身着襦衫（半衣），下身裙子，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曰：“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到了明代，朱元璋在南京诏令“复衣冠如唐制”，重构明朝服饰制度，消除元、蒙族的影响，并在服装颜色上作出严格规定：“庶民妻女用袍衫上黑、紫、桃花及诸淡颜色，其大红、青、黄色悉禁勿用”（《阅世编》卷八），老百姓只能穿家织蓝色土布，连富商大贾也只能穿絹布类衣衫。
直到明朝末年，人们的服饰才发生较大变化，正如明代南京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卷九“服饰”中所述，“衣袂之宽狭修短，花佃之样式，演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易变。”
近代人的穿着
清朝建立后，满族人的服饰对南京人影响极大，成人男子都得结发梳辫，着长衫，衣长至脚面，冬季御寒还有夹袍、棉袄，外衣腰间系腰带，用以保暧、上劲和悬挂荷包、小物件等。女子则着大襟右衽，有钱人对襟上衣常镶花边，城里贵妇人、小姐喜欢穿旗袍，艳丽、紧身，凸现女性曲线美，内衣也由中国传统的红绸面花布小肚兜（老南京称“抹胸子”），后逐渐改成乳罩、小背心。清代服饰虽然为南京人的服饰带来了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但明代服饰的特点依然保持着强势，正如鸦片战争后一个外国来华记者所描述的：“全中国三亿人穿着蓝布衣衫，男的女的小孩都一样，这些衣衫都是宽大的没有样式的，全国衣衫样式的尺码还不到五种。”也许此说过于绝对，但也反映了清代中国服饰的简单。
近代女子服饰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通商口岸开放，南京港口涌进一批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这些外籍男士大都西装革履、领带领结，女士则是摩登时髦的贵妇人打扮，对南京人的服饰形成冲击，上层人物开始趋之若骛。只要到社交场合一看，皆是西装、领带、皮鞋。
直到建立民国以后，广大人士纷纷要求改变清朝服饰，以期统一着装。孙中山先生委托同盟会老会员黄隆生设计公务服装。黄隆生悉心揣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借鉴西方诸国的服装样式，设计了一套新颖的服装。上衣竖排5个纽扣，象征民国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衣服前襟上下左右4个口袋，象征中国古有的“礼、义、廉、耻”的传统美德；两袖各置3只纽扣，象征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主”三民主义。结果孙中山先生一试穿，觉得庄重、大气，十分赞许，经其推广，新进人物争相穿着。从此，中山装在南京，在全国渐次推开，几成一种“国服”。
1927年后，来南京的外侨渐多，“英、美、德、法、意、比等国，亦设公使馆驻京办事处”。直至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鼓楼地区已形成了以颐和路为中心的“公馆区”，建有花园洋房别墅近400余处，其中宁海路、山西路、江苏路、北京路、颐和路一带为高级住宅区。西风东渐，在服饰上带来的巨大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中山装
民国时期的服装，按政府颁发的《修正服制条例草案》实施，男子礼服为一褂二袍三帽四鞋。要求“褂子”必须“齐领对襟，长至腹，袖长至手腕左右，及后下端开，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黑，纽扣5。”女子服分甲乙两种，甲种衣“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齐，袖长过肘，与手腕之中点，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纽扣6。乙种衣……”另外公务员的制服，还有种种规定，男士一衣二裤三帽四外套，女士和上述甲种女礼服大同小异，惟颜色不拘。
至于民间，各种长袍马褂、各式袄、衫、西装、中山装、学生装，“庞杂至不可名状”。说到女性，更是曼妙多姿，各式旗袍、女裙、袄、裤、手套、围巾，色彩纷呈。仅旗袍上的盘花衣纽，就有一字纽、琵琶纽、菊花纽等几十种。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外出工作，参加社会活动、交际舞会，所着服饰也朝着功能化方向发展。女性钟情轻便、舒适、优雅的服饰，热衷网球、游泳、驾车等运动服装，到了三四十年代女性更讲究典雅、美观、能凸现曲线美的服装。随着年轻姑娘追求时尚、性感，休闲、舒适的女性服装大行其道，而一些传统的服装修饰细节，诸如刺绣、花边、衣褶、穗带等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界。
鼓楼时装60年
建国后，长袍马褂等旧式服装几乎不见，鼓楼人的穿戴也和南京人的衣着一样，汇入了与时倶进的现代服饰潮流之中。
50年代，鼓楼区境内的大街小巷最流行的服饰当数列宁装、连衣裙、苏联大花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列宁装成为鼓楼人非常仰慕的一种时髦服装，上衣双排扣，左胸一个小口袋，可插上两支钢笔，别上徽章、校徽什么的，两侧还有斜插袋，双手往兜里一插，配上笔挺的西裤和白力士鞋，就显得特别精神。当时在区境内，年轻人就爱说，“做套列宁装，留着结婚穿。”可见人们对列宁装的崇拜，不但男青年喜欢穿，就连女学生、姑娘也喜欢穿，腰上皮带一束，突出胸围，精神抖擞，那是学生装、对襟衫都比不了的。
其实建国初期，年轻的姑娘更推崇苏联传来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当时影星玛丽莲·梦露和碧姬·巴铎已成为全球时尚女皇，碧姬·巴铎的大花格连衣裙已风靡世界，其紧身、细腰，走起路来，衣裙摆摆，更显女子婀娜多姿，故特受姑娘们青睐。
我国在和苏联老大哥的一次交易中，进口了大批大花布，素底红花，分外妖娆。女性购之便做成连衣裙，那时仓库积压太多，有关部门还动员“新社会男女都一样，男同志也能穿花衣裳”。真是一时风生水起，穿花衣服也成为爱国的一种表现，“云想衣裳花想容”，满街都是苏联大花布，为刚解放的南京、为鼓楼，抹上了浓艳的色彩。
六十年代，国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缺衣少食，日子艰难，很多物资极度匮乏，就拿棉布供应来说，每人一年只发一尺六寸布票，什么穿的铺的盖的棉织品全靠它，人们没有办法只得买来装化肥尿素的袋子，拆开来染成蓝黑色做裤子，好处就是不用花布票，全家把布票积攒起来可以派大用处。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一切旗袍、裙子、高跟鞋都被列入“封资修”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最具革命色彩的军衣军裤，军装成了革命红卫兵“根正苗红”的标志，成了女子“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内心表白，穿上军装更显“飒爽英姿”，哪怕就是军裤肥大，裤管曳地，也在所不辞。
“文革”中期，随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口号的风行和“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工人阶级成为最吃香的领导人物。他们身上穿的工作服也成了新潮服饰。工装上衣口袋通常印有毛泽东手体“为人民服务”，显得更为宝贵，哪怕工作服质地为“回纺布”、“再生布”，一样受人青睐。当时发放工作服都按工龄年限，到期发放，以旧换新，故不少工人舍不得穿，或是上班找件破衣烂衫穿穿，下了班反而穿上体面干净的工作服去逛街、走亲访友。区内有一些特相信民俗的老奶奶，吉语吉言保平安，用粮票、布票换回一件工作服上衣，送给她快要分娩的儿媳妇，就图上衣口袋上印有“安全生产”四个大字，结果如愿以偿，媳妇为其平安地生下孙子。老奶奶整天念叨，母子平安就好。
“文革”后，百废待兴，人们的服饰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外窗口的打开，外国留学生在南大、南师等高校穿起了喇叭裤。这种裤子裤腿长，瘦膝盖，包臀部，裤管成喇叭筒，裤脚边足有八九寸宽，走起路来，肥大的裤脚像把扫帚，稀里哗啦像在扫地，表面看风流倜傥。那些老鼓楼人却嗤之以鼻，斥之为“奇装异服”、“二流子”。不过时间一长，见怪不怪，那《丝路花雨》舞剧里的主角、伴舞，跳起“反弹琵琶”舞，不也是穿的喇叭裤，服饰园地允许百花争艳嘛。年轻人是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他们不拘泥传统，喜欢标新立异，服装设计当然要将目光锁定他们，于是亚、美、欧洲等新颖时尚的服装元素，均逐渐涌入我国开放的城市。现在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对服饰各有各的喜好，有的喜高贵冷静，有的喜雍容华贵。著名作家张爱玲说过：“我们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衣服里。”其实从广义讲，衣服本身就是穿衣人身体的一部分。在湖南路商业街，什么人都可选择自己中意的服饰，不少服装店奉行“品质是服装的内涵”，让都市丽人在工作之余，尽情品味时尚与经典，展示个性化魅力。那些男士服装专卖店，更是瞄准服饰潮流，用自己的顶级品牌，解读绅士的儒雅、洒脱、谦和、阳刚的时尚风范，演绎成熟男士的优雅魅力。
“近水楼台先得月”，鼓楼人的穿戴，更领先一步。
三、居住风俗
8.鼓楼人居住风俗
鼓楼区作为南京的一个区，其传统民居受历史地域、经济发展、开发规划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如秦淮河畔楼阁鳞次栉比，也缺少河房河厅、甘熙宅第、商贸会馆等特色建筑，但鼓楼有鼓楼的传统文化遗产，因之也相应形成与区境内山水、名胜、园林连在一起，融合南北特色的民俗风情，不妨从远古时代，选一些房例谈谈。
消失了的古代民居
位于鼓楼岗西北侧的北阴阳营文化遗址，是迄今所知南京城内最早的居民区。据历史学家考证，新石器时代，从鼓楼岗到鸡笼山、覆舟山一带，是一片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金川河流域至玄武湖，是一片汪洋。当时先民们就选择了山水密林之间的鼓楼岗、五台山等一块块台地，作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运用他们的智慧，开始营造遮风避雨的家，建立起南京地区的第一批原始村落。
由于台地周围都是水域，选择安家，首要的是地面防潮湿，先民们用白泥掺砂拌草的办法填平凹坑，拍实地坪，且用火焙，使得地面干燥坚硬，人睡在上面也觉舒服；同样，墙壁也用竹子树杆等植物茎干捆绑一起作为支柱篱笆，抹上草泥烘烤，使其坚固，既可防风挡雨，又可分别内外；房顶苫上茅草、树皮，层层叠叠，以防漏雨，另外室内有的还挖坑，用以贮藏食物，在室外另起炉灶，用火加工食物，这就是北阴阳营先民的居住地，是我们南京人最早一支老祖宗繁衍后代、休养生息的处所。
先民们大约在北阴阳营生活了数百年，也许因为近亲繁殖，或是其他自然、争斗等原因，北阴阳营民居并未获得长足的发展，甚至是走向了衰落。他们舍弃旧居向别处迁徙。
大约到了距今3000年以前的商代西周时期，又有一支先民来到北阴阳营重建家园，他们懂得冶炼青铜的技术，会铸造青铜鱼钩、青铜武器，渐渐地恢复了北阴阳营原始村落的元气。明代朱元璋还派军队“鹰扬卫”驻扎在这一带，取名鹰扬营，分南北二块，即北阴阳营和南阴阳营。到现在440米长的阴阳营两侧，依然布满居民住宅楼房，也许这里从来就是适宜人居的地方。
等级分明的豪宅陋室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豪富与贫民、皇权与百姓、城镇和乡村，其住宅是绝然不同的，等级分明的豪宅和陋室，从孙吴建都建业起，就已十分悬殊了。
史书记载，建业城的形成自石头城开始。石头城原是建在石头山南麓和江岸河滩之间平地上的城堡，里边七里一百步，主要依清凉山岩壁的自然形势筑成，近年在清凉山一带出土大量绳纹板瓦、筒瓦、楔形砖、云纹瓦当等建筑构件，证明清凉山一带即为石头城遗迹，城内当时还有石头仓、石头库等古建筑。
从孙权到孙皓，建都建业（今南京），从大兴土木建造太初宫到昭明宫，皆“大开园囿，起土山，作楼观，加饰珠玉……穷极技巧，功费万倍”（《建康实录》卷四），另外为了住得舒服宽敞，孙皓复令自宫门至朱雀桥间修建百府，沿路作府舍，奢侈豪华至极。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名篇《吴都赋》进行了描绘，摘其几句即可见一斑：“房栊对扩，连阁相轻”，“雕栏镂窠，青琐丹楹”，“横塘査下，邑屋隆夸”，“图以云气，画以仙灵”。到了齐代东昏候，更为奢侈，“为潘妃建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壁，锦幔珠帘，穷极绮丽”，建业城确已成了一个奢华的都城了。
旧时鼓楼民居
六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那些崇尚清谈的士大夫纷纷营造园林，以寄情山水，过那种逍遥自在的日子，不但“园中果木成林，而且还有鸟兽麋鹿”（《晋书·隐逸传·郭文》）。
到了明代，牧童出身的朱元璋，懂得安定人心的道理，在官民建房等级上作了不少规定，比如“官吏之家楼照前定丈尺，不许多占空地，功臣之家，不许在住宅及左右多占空地，盖造亭馆或开掘池塘，作为游玩、歇息之处”，“庶民所居房屋，不能超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朱元璋定的规矩很多年影响了南京人民的生活，竟相沿成习。
清代初年，江宁织造曹寅早已破了朱元璋的规矩，在鼓楼小仓山一带建造了大型花园，后雍正皇帝即位，曹家败落，曹家花园几易其主，先是江宁织造隋赫德，后是江宁知县袁枚。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花300金买下了这座占地200多亩的“隋园”，然后就势造景，重加修建。“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更名“随园”，园中形成了仓山云舍、香雪海、澄碧泉、小眠斋、双湖、小栖霞等24景，蔚为壮观。总之，南京的私家园林，表现出南方文人雅士细致的生活追求，兼得苏州园林之精巧，扬州园林之自然，具有六朝古都文化积淀之大气，成为中国园林史上的又一范例。
正如朱光亚先生所概括的，“明中叶以后直到清末的南京建筑文化，可谓‘吴头楚尾，南北辉映’，它较明初的正襟危坐多了几分妩媚，较苏州的建筑少了点脂粉，较皖南皖北一带添了几许姿色。”此言极是。
而与之相比，有天壤之别的百姓住房，从六朝以来的土墙茅草屋，到了明清时期，并无多大变化。差的是“荆门尽掩，蓬户夜开”，一家数口，挤住“蜗舍”。稍好一些人家，墙为干打垒的土墙或砖墙，屋顶芦帘上苫草或铺瓦；大型民居住宅大都布局规整，横向三路并列，中间沿纵轴线布置门厅、轿厅、大厅和后厅，左右两侧布置书房、耳房、厨房、杂屋，体现儒家尊卑有别思想；后部住房有“跑马楼”，婉转相通，多为小姐闺房；各厅之间建有狭小的庭院（小天井），利于通风，争取阳光；各建筑群之间有“备弄”（夹道）相连，既可作巡逻用，又可防火。这种民居，城北少、城南多，如现在保存完整、完好的甘熙宅第，“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带有明显的江南人文、地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