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新罗之东宫，在《三国史记》等文献中亦以“临海殿”代称，而今日作为旅游胜地的雁鸭池，则是东宫的池苑。此处虽名为东宫，但不仅仅是王世子的居所，也是接见中国使臣及其他国宾之处。东宫在统一新罗的政治体系中虽然属离宫别苑，但建筑配置非常规整，有严格的南北轴线，从南至北依次配置有大门、正殿、中殿、内殿，各殿间以回廊相连，围合成若干个院落。内殿两面临湖，景色优美。正殿面阔7间、进深5间，中殿面阔5间、进深5间；内殿为面阔5间、进深5间的方形建筑，两侧各有一座面阔6间、进深3间的建筑。在内殿庭院之北滨水处，有台榭遗迹。从残留的柱础上看，这些建筑的柱网非常规整，尤其是步架整齐，当和唐代官式建筑类同，而不是民间或后世常见的双椽结构。正殿的南侧有宽阔的庭院，庭院之南为面阔3间、进深2间的正门。
东宫在规整的建筑之外，又设有自然形态的池苑，即雁鸭池。留存至今的雁鸭池水面东西长约200m，南北宽约180m，周长约1km，面积约15658m2，西、南岸为长条石砌筑的规整的护岸，北、东岸则是形态相对自然的岸线。西侧石砌整齐的护岸上建有楼台亭阁，是朝鲜半岛保存最久、规模最大的宫苑遗迹。东岸筑有号称“巫山十二峰”的假山，写意中国之巫山。池内设有三岛（蓬莱、方丈、瀛州）。
迄今雁鸭池一带出土文物将近15000件。其中砖、瓦类占一半，土器占20%，木材类占15%，金属类占10%，其他5%，对朝鲜半岛建筑史的研究而言，其砖瓦尤其是木构件的残迹，是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雁鸭池出土的这些木构件是朝鲜半岛现存历史最久的木构建筑遗物，包括椽、飞子、阑额、小斗、栏杆、童子柱等。出土的瓦当时代跨度较广，既有初期的唐草文瓦当，也有宝相花纹、凤凰、天马、飞龙、飞天像等后期的瓦当。雁鸭池亦出土有大型的鸱尾，其造型比较简单，而皇龙寺出土的造型比较丰富而精巧。出土的砖块中以宝相花纹砖居多，宝相花纹居中，四角有装饰，华丽精美（见图2.19）。出土的金属类文物中，有用于椽头和阑额端部装饰的镂空金属饰品，日本古代的建筑也有类似的装饰品。此外还出土有门钉帽、铜钉等，从这些构件、饰物等来看，当时的木构建筑技术已发展到相当程度，与唐的建筑非常接近，而且有华丽的装饰。
对比临海殿的建筑布局、建筑与池苑的结合方式，可以看出其与唐代长安、洛阳等宫中禁苑的相似之处。唐长安太极宫内设有池院、北海池、南海池、东海池、山水池等；兴庆宫中设有兴庆池（龙池），水面面积18200m2，池平面为椭圆形。唐洛阳城宫城中设有“九州池”，徐松《唐两京城坛考》记载：“其池屈曲，象东海之九州；居地十顷，水深丈余；鸟鱼翔泳，花卉罗植。”据考古勘探，九州池东西长约205m，南北宽约130m。这些宫中池苑的共同特点是以轴线规整、左右对称的建筑群与形态比较自由的水池相结合，形成皇宫或离宫园林。而新罗东宫，同时具有太子宫和离宫的性质，其布局手法，与上述诸处十分相似。雁鸭池的规模，也与洛阳宫城中的九洲池大致相当，可以合理地推测，统一新罗之东宫建筑群及池苑，是直接对唐代宫苑的模仿之作。事实上，新罗的统治阶层对唐宫是比较熟悉的，仅《三国史记》中，唐朝廷在宫内接见和赐宴新罗使者的记载并不鲜见，如圣德王十三年（714）：“二月，遣王子金守忠入唐宿卫……冬十月，唐玄宗宴我使者于内殿”；恭惠王十年（774）：“夏四月遣使如唐朝贡冬十月遣使如唐贺正见于延英殿”；宪德王十二年（820）：“十一月遣使入唐朝贡穆宗召见麟德殿宴赐有差。”因此新罗统治阶层对唐宫内的这些苑池有相当深刻的印象和了解，是非常可能的。另一方面，新罗诸王中，本身曾入卫唐朝宫庭者就有五人之多，因此他们对唐代宫殿有深入的了解；在整个社会全面唐化的风气下，在庆州城中仿制唐宫池苑，也是很容易实现的。
2.4.3唐代宫制与新罗北宫
文武王十年（679）以后，统一新罗与唐的关系趋于稳定，内外战事基本结束，新罗统治者于是大举改建王京庆州。统一新罗对唐代都城的艳羡和努力模仿，在这一时期全面地表现出来。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王宫位置的移动。由于原来的王宫位于月城、金城，居于城中偏南，为了迎合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规划形态，新罗遂在庆州之北营建了相当规模的新宫一一北宫，并在宫正门之南开辟朱雀大道，宫前设东西向大道与之正交。以朱雀大道为中轴线，两侧配置了规整的里坊。
从禹成勋、尹武丙等人提出的新罗王京复原方案中，均可看出王宫位置在受唐的影响后移到城市的北部。但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关于新罗的文献中，北宫名称仅出现过一处：《三国史记》真圣王十一年（897）条“十一年冬十二月，乙己，王薨于北宫”。有学者推测统一新罗的庆州可能与洛阳类似，曾采用过南北宫制。那么北宫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在哪里呢？
1937年在庆州城北部区域发现了被临时称为“城东里遗址”的大规模建筑群，位于庆州城东里、北川南岸，月城的正北方向。因其临近芬皇寺，此前被认为是寺刹遗址。1937年的发掘共调查了6处殿堂遗址、6处长廊遗址、2处大门遗址、3处围墙遗址、1处水井遗址。这一建筑群的布局形态与当时的伽蓝构造完全不同；而且遗址中出土有与东宫（临海殿）同样的纹样砖，学界推测此种纹样砖为当时王室建筑用砖。大部分学者据此认为，这一遗址就是《三国史记》中记载的“满月城”，即“新月城北筑满月城，周回1838步”，也就是统一新罗受唐长安城影响后北置的王宫——北宫、统一新罗时代的正宫。1993年庆州文化财研究所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局部的试掘调查，在南北长约93m、东西宽约220m的范围内共调查了建筑物遗址6处、围墙遗址2处。这些建筑遗址的建造年代，最迟不晚于圣德王时期。就已知情况来推测该遗址规模很大，而且所发现的只是部分，根据所发掘部分的轴线和规模来推测，还有相当一部分已因河流改道、后世建设而永远消失了。
已经发掘的部分，大致可分为四个东西向并列的院落，每个院落均有自身严格的南北轴线。最东一处院落，已发掘出正门、内门、正殿、中殿遗址。正殿面阔约3间、进深约3间，周围有回廊；其西的院落规模骤然增大，但只发掘出正殿遗址，其规模约面阔7间、进深5间，周围回廊；其西又有一院，正殿遗址为面阔3间，进深3间的方形；再西又有一院，正殿遗址规模更大，从遗留的土台来看，估计面阔约9间、进深7间，仍然围以回廊，只是不知道继续往西是否还有院落存在。各院的正殿均位于同一条东西轴线上。若根据中国建筑配置的习惯，其西侧应该还有一院，这样构成一个完整的组合，当中一院，左右各二路，只是如此一来，中央院落的正殿反而是规模较小的方形建筑。具体情况究竟如何，韩国方面也未见有关探讨，可能是因为文献记录稀少，实际出土遗物也不足以支撑研究的缘故。
那么怎样理解这处建筑遗址呢？这一建筑群并非寺刹，这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作为宫殿，而且是象征其政权威严的正宫，釆用的到底是什么形制呢？从同时代的其他统一新罗建筑，如都城规划、寺刹建筑、东宫等来看，当时的建筑形式和技术，与唐代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其正宫没有理由抛开唐制而另辟蹊径。通过现有的考古发掘平面和唐代长安、洛阳宫殿的比对，来推测此建筑群的功能，当是有益之举。
若将此遗址与唐长安太极宫的后寝作比对，贝IJ1号建筑遗址（发掘平面上并未标定，但可推测其存在）似可相当于太极宫之宣秋门；2号建筑遗址则相当于千秋殿；3号建筑遗址则相当于两仪门，4号建筑遗址相当于两仪殿，5号建筑遗址相当于甘露门，6号建筑遗址相当于甘露殿；7号建筑遗址相当于献春门，8号建筑遗址相当于万春殿；9号、10号建筑遗址相当于立政门，11号建筑遗址相当于立政殿，当然，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这些建筑并非作为北宫的后寝而本来就是外朝的建筑群呢？考虑到唐洛阳宫城正殿称乾元殿，而《三国史记》中亦提及北宫正殿名为“朝元殿”，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倘若如此，则3号建筑遗址相当于应天门，4号建筑遗址相当于乾元殿，5号建筑遗址相当于后寝的贞观殿，6号建筑遗址相当于徽猷殿；1号建筑遗址相当于光政门，2号建筑遗址相当于武成殿；7号建筑遗址相当于兴教门，8号建筑遗址相当于文思殿，而9、10、11、12号建筑遗址则可能是相当于弘文馆或者东宫的建筑群，或者是统一新罗自行配置的附属建筑群。
如果这一建筑群是当时北宫的后寝部分，那么其南侧要么还有外朝及官署，要么就是省略了外朝和官署，而将这些功能保留在金城和月城的原有宫殿中。从城市的规模来看，在北宫和月城之间有宽阔的用地，完全有可能展开外朝和衙署部分，但一则这里已是现有城区，难以进行考古调查；二则如果这一建筑群是当时北宫的外朝部分，那么其形制和规模则显得颇为局促，没有展开大规模仪式的足够庭院空间。目前缺乏更深入的资料进行推理和考证，但无论如何解释，这一建筑群与隋唐长安、洛阳宫殿之间的渊源，是无疑义的。
2.5高丽的宫阙
高丽建国初期营造的宫殿，在1011年契丹的入侵中毁于一旦，其后成宗四年（1014）再建。显宗以后约百余年间为高丽王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因此这期间营造了宫城中的大部分的宫室。虽然这一时期的宫室制度与面貌可以从《高丽史》和《高丽图经》中找到一些文字上的线索，但是，由于多数图2.25开京宫城概念图高丽宫—的遗址已经煙、没，只有其正宫——满月台的资料相对丰富一些，本书对高丽宫阙的讨论，就以满月台为主要对象。
2.5.1高丽宫殿体系
高丽的宫殿体系包括正宫、别宫、离宫等，正宫没有正式的名称，官方文献中只称“本阙”，即满月台。满月台的形制，与宋朝宫殿有相当的关联，下文将详述之。在满月台之外，高丽一朝离宫建设较多。离宫主要分布在开京城内外及西京（平壤）和南京（庆州）。高丽离宫的数量之所以较多，是因为每有新王登基，往往会废弃前王离宫而新建。由于高丽实行门阀政治，贵族势力强大，王室常怀不安定感，这使得王室更重视风水堪舆之说，根据风水来选择离宫建设地点之风大盛。这些离宫多选址于风景名胜之地，作为休闲娱乐的场所，因此礼制的要求较弱，更多地是表现出民间住宅的性格。
整理《高丽史》中相关记录可知，高丽时期的离宫，在开京城内有明福宫、大明宫、莲兴宫、寿昌宫、延景宫等离宫。以荒淫出名的义宗喜爱游乐生活，在开京内占据大臣的住宅建造有5处别宫，景明宫是其中的代表者，据文献记载有200间之多。义宗十一年（1157），又拆除民宅50余所，建太平亭，种奇花异草，亭南建观澜亭，北建养怡亭，南建养和亭。养怡亭覆青瓷瓦，养和亭覆树皮，又用玉石砌筑成欢喜、美成二台，收集怪石叠成假山、挖掘莲池、造瀑布，如宋朝的寿山艮岳，尽奢靡之能事。
西京（平壤）亦建有不少离宫，如万寿台之长乐宫。文宗三十五年（1081）在长乐宫东西10余里的地方建造有左宫和右宫，时常巡驻。睿宗十一年（1115）在西京建造龙堰宫。高丽中期以后的仁宗六年（1128）又建有大化宫。毅宗时期（1147—1170），高丽朝廷认为开京地气已尽，计划迁都西京，故而在西京建造了龙莲宫、大明宫等宫殿。明宗四年（1174），高丽王室中的“三苏崇拜”开始盛行，为了国运延续，在左苏（长瑞白鹤山）、右苏（开丰大圣面）、北苏（黄海郡新溪郡村面）均建造了宫殿，时常巡住。
高丽后期从江都还都开京，忠烈王三年（1276），聘请元朝工匠以元大都的宫殿建筑形式作为蓝本，建造寿宁宫作为正宫。宫内立3层阁，以琉璃瓦为顶；园中建凉殿、香阁，时常举办赏花宴。后来忠宣王为其母祈福，改寿宁宫为旻天寺，是高丽后期有名的大刹。恭愍王十九年（1370），尽管国之将亡，高丽仍在寿昌宫址上又建新宫，后来成为李成桂登基之处，并作为朝鲜最初的宫殿使用了一段时间。
2.5.2宋代宫室与高丽开京满月台
高丽太祖二年（919），自铁原迁都开京，先是直接利用后高句丽弓裔的宫殿暂安，后来建造了满月台为正宫。这一宫殿的遗址已得到初步的发掘调查，初步弄清了其部分配置形态。开城北靠松岳山、东有龙岫山、西南有进凤山，处在城周有江的盆地地形之上，是风水中所谓的“藏风局”。但因用地内丘陵起伏，与庆州的平坦地形不同，开京无法采用整齐的规划，城外廓呈不规则形状。不但是城市，建筑群也受地形影响，沿溪谷自然跌落、展开。这种山地城市色彩，给宋使徐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其《高丽图经》中多次提及，可见印象之深。满月台亦呈现出山地建筑群的布局特点和性格，座落在松岳南麓的高坡上，左右有丘陵形成龙虎之势，前有主水、客水合流，南为朱雀岘对望的进凤山，形成“四神相应”的明堂，建筑群则从北至南展开呈扭曲的长条形布局，随形就势，轴线时常变换。但是，尽管其受山地地形的局限，在宫制和建筑上，仍可看出当时的北宋宫殿对其规划和建设的影响。
从满月台发掘出的一些建筑物遗址，尚可看出其大体布局，并可结合一些文献记录推测当时宫殿的面貌。由于用地条件的变化，这一王宫与统一新罗平地上的王宫配置有所不同，建筑群整体的轴线不再明确，而是利用不同标高的台地来布置各建筑群落。当然，各建筑群落自身的轴线还是十分明显的。
《高丽史》中记录了宫内重要建筑的名称。当时宫内的正殿由两座建筑构成，各有各的用途，即举行大规模的佛教活动（高丽一朝，始终佞佛）或者接见中国使者时，在第一正殿一一会庆殿举行；日常朝政则在第二正殿一一乾德殿进行。这样两座正殿共存的形式，估计是出于对佛教活动的重视以及与当时中国的特殊外交关系造成的。此外，还有判讼断狱的偏殿宣政殿、国王的寝殿重光殿等重要建筑。
《高丽图经》对满月台有如下的描述。《高丽图经》卷第五，宫殿一：“……王府内城环列十二门，各揭名额，随方见义，唯广化门正东通长衢。殿门十五，唯神凤为最华。内府十六，尚书省为冠。九殿参差，会庆为正寝。三阁鼎峙，清燕为壮丽。复有小殿，以为燕居之所……大臣五日一见，别有议政之堂……至于屋宇，则皆草创，名浮于实，不足详记。择而图之，或互见于诸篇也……会庆殿在阊阖门内，别有殿门，规模甚壮，基址高五丈余，东西两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