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半岛古代寺刹的研究，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已有丰富的成果。早期的日本研究者如关野贞、杉山信三等以实地调查为主，提出的成果主要是描述式的；藤岛亥治郎等人在实测调查的基础上，较早开始对朝鲜半岛寺刹建筑的布局特点进行了讨论。1945—1960年，韩国学者出于研究民族文化和遗产保护之目的，对其境内的寺刹遗址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实测调查，基本弄清了朝鲜半岛佛寺遗存的情况。1970年代在实测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古代寺刹的布局形式、建筑形式与构造的基本研究，代表者如尹张燮、金东玄、郑寅国等人。1980年代以来，韩、日学者开始从当代建筑设计的视角对寺刹进行分类、分析寺刹空间构成的研究，代表者如安英培、赵昌韩、郑武雄、郑时春等人。1990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寺刹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如从佛教思想、教义对寺刹建筑进行研究，代表者如金定修的基础佛教教义对寺刹功能影响的研究，金奉烈从教义解释的角度对寺刹构成形态影响的研究，金鸿植的禅宗美学思想、梁相贤的苦集灭道对寺刹空间的影响等；又如金东旭、徐锡昌等人对寺刹营造组织和营造活动进行的考察；也有对特定时代或类型进行的专门研究，如朴万植等对朝鲜半岛佛教初传期寺刹配置的研究；金圣雨等对三金堂式、一塔一金堂式、双塔式伽蓝的专门研究；张庆浩等对百济寺刹的研究（主要以弥勒寺为对象），韩仁浩等对高句丽伽蓝的研究，高裕燮、尹英培、千得炎等人对石塔的研究等；也有如李秉建、金敬标等对佛寺地域性的研究等。
在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中，对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包括统一新罗）寺刹的研究，主要基于对十余处遗址的调查资料；而高丽时期的寺刹始终是研究史上的一个难点，因为韩国境内高丽时代留存下来的寺刹遗址和实物均非常之少，而北朝鲜境内的遗存了解起来则比较困难，因此对其的研究基本上只能通过文献调查、有限的考古发掘成果和北朝鲜公开发表的资料来进行。李定国等人虽然曾对高丽寺刹进行过较详细的文献研究，但对高丽寺刹的研究，总体上可资参考的成果仍然很少。朝鲜时期留存下来的寺刹虽然数量相对较多，但因屡遭兵灾，变动很大，因此需要仔细梳理。
金奉烈在韩国建筑历史学会创立10周年（2002年）学术大会上发表的《寺刹建筑研究史》中指出，目前对朝鲜半岛寺刹的研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一、视点的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为当代建筑师与现在的观察者去推测过去的历史，不见得符合当时的实际；二、专门研究著述不足；三、国际关联研究不足，印度、中国、韩国、日本的综合研究尚未起步；四、相关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不足，如佛教美术史学、佛学、佛教思想史的联合研究等。
如金奉烈所指出的第二、三点，上述众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考察朝鲜半岛各时期的寺刹本身，而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将朝鲜半岛寺刹的演进过程与其源头一中国的寺刹发展联系起来看待。本书即为在这一方面的尝试之一。关于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将在本书下篇中略为论及。
3.1高丽之前的佛寺
3.1.1高句丽佛寺建筑
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中国僧人顺道与前秦符坚的使者一起来到高句丽。三年后小兽林王在国内城建造了高句丽有史可查的第一座寺庙一肖门寺，不久之后又创建伊弗兰寺，这是高句丽寺刹建筑的肇始，但这些活动发生在中国境内，还算不上朝鲜半岛的佛寺之始。而不过20年之后，到广开土王二年（392），平壤就已经建造了九座寺庙。文咨王七年（498）创建了平壤金刚寺，以此为标志，高句丽的寺刹建筑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历史时期。但除了金刚寺外，这些早期佛寺的遗址均未发现或已不存，其规模和配置形态难以了解，唯通过文献能得知一些零星的信息，可知当时佛寺均建在城池近郊。从高句丽初期佛教的传播过程来看，高句丽的佛教属中国北朝系统，寺庙布局理所应当具有北朝的风格。荣留王时代（618—641）高句丽佛寺大盛，这一时期的寺刹在文献中留名者就有中台寺、珍丘寺、维摩寺、燕口寺、大乘寺、大原寺、金洞寺、开原寺等。高句丽的亡国之君宝藏王时期（642—668），还建有盘龙山延福寺、白鹿园寺、灵塔寺、育王寺等。
《三国遗事》载，灵塔寺建有8角7层石塔、育王寺建有7层木塔。若记载属实，可见当时的建造技术已经比较发达，来自中原地区的工匠很有可能参与了这些寺刹的营造过程。
高句丽的佛寺目前唯有几处已发掘的遗址可资研究，而且均集中在今日平壤附近。目前已经发掘的高句丽平壤时期的寺刹遗址为平壤金刚寺址、定陵寺遗址、大东郡临原面上五里的上五里寺址、土城里寺址、永明寺寺址、中兴寺址、乐寺遗址、平川里寺址等。这些寺刹遗址中除上五里寺址的配置形态比较模糊以外，其他的遗址中心部位的建筑布局已基本确定。
从发掘出的遗址来看，高句丽寺刹与当时中原的寺刹形制相同，采用堂塔并立的佛寺形制，以塔为中心设置廊院，一般建造于城内或近郊的平地上，强调中心轴线和对称的布局，追求严整的空间秩序。定陵寺、金刚寺、上五里寺址、土城里寺址均是如此。这些寺刹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寺刹布局与宫殿类似，佛寺南门形同王宫正门、金堂形同前朝正殿、寺刹以围墙围合、内有回廊相连。从这些特点来看，高句丽寺刹与中国魏晋立塔为寺初期的寺刹布局方式相同，而且金刚寺、定陵寺、上五里寺址的中心建筑均为八角形塔，恐非巧合，也许可以反推中国魏晋及北魏时期某些寺刹的特点。
3.1.1.1平壤清岩里寺址
上述高句丽佛寺中，经过比较详细的发掘调查的有平壤清岩里寺址。该遗址是高句丽早期佛寺的重要研究对象。韩国和日本学者倾向于认定该遗址就是《三国史记》等文献中提及的、建于文咨王七年（497）的金刚寺。
该寺有明显的南北轴线，整体布局以八角殿（塔）为中心，东南西北均配置建筑，相互间以廊道相连。在这群建筑以北，有东西向排列的3座建筑，再北有一处台基遗迹。日本学者米田美代治认为，这样的布局形态与汉代的天文占星思想有关，即《史记·天官书》中所描述的以五星座位与黄道为中心，配置东宫、西宫、南宫、北宫，北侧配置中宫。但中国同时期或此前的寺刹中并未见这样的布局形态，高句丽似乎也不太可能突然创造出此种特殊的形式，很有可能只是原址上先建有离宫，尔后改建为佛寺，因为中国汉代宫室的建造曾受星座配置的影响，而且比照新罗的历史，新罗也曾将拟建的王宫改为皇龙寺，因此这些高句丽寺刹很可能亦由宫殿改造而来。
日本人小泉显夫在1938年发掘调查的报告中认为，该遗址中的建筑使用每尺35cm的高句丽尺，并以35尺为基本模数进行总体布局，建筑群的平面布置以35尺的1倍、1.5倍、
2倍、2.5倍等倍数为模数进行。作为中心建筑的八角形平面建筑遗址的边长约10.2m，推测此为塔的遗址。
3.1.1.2平壤定陵寺址
平壤力浦区王陵洞的东明王陵南侧约210m，有处以八角形建筑遗址为中心的大伽蓝遗址。1974年北朝鲜学者对其进行了发掘调查。调查者将这一遗址与东明王陵联系起来考虑，推测王陵为427年迁都平壤时长寿王移葬的高句丽始祖王陵，然后在其前面建造了这一大规模的寺院。据《三国史记》记载，该寺乃长寿王为自身的长寿与国家的安宁祈愿而创建，享有很高的地位。遗址中出土的瓦片上多有“高句丽”“定”“定陵”“陵寺”等汉字残迹，足以证明它就是高句丽定陵寺遗址。至于具体的建造年代，当在金刚寺之前、肖门寺与伊弗兰寺之后。
定陵寺址已经发掘的部分东西宽约223m，南北长约130m，足见规模之大。而这还只是寺院的一部分，寺院的整体构成和规模仍未弄清楚。已发掘部分大体可以分为五个区域，这些区域间以回廊互相区分和连接。中间的区域（第一区）东西宽约67m，具有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和明确的南北轴线，轴线的最南端为大门，是面阔3间、进深2间的建筑，其北是八角形建筑遗址，左、右配置有两座东西向的金堂，面阔和进深均为3间，这三座建筑形成一个院落，以回廊环绕。八角形建筑被推测为塔，其基础尚存，由石块砌成，高度约2m，台基周围与清岩里金刚寺遗址相类，铺有散水。八角形平面的边长为7.3m，直径17.6m，从遗址上看，其东、南、西、北面各有一门，这是高句丽塔的重要特点，说明塔有室内空间可用，也许可以登临，与中国塔类似，而此后朝鲜半岛不再建造这样的塔。这一院落的北侧有另一院落，其中有三座东西向并列的建筑，中央为金堂（北金堂）、东为钟楼、西为经楼。北金堂院落之北再有一院落，内有巨大的建筑一一讲堂，讲堂的柱网非常之密，开间面阔每间的跨度都很小，也许是受当时木构技术的限制所致。讲堂之东为一方形平面的建筑。讲堂院落之北，再有一院，内有一独立建筑，用途不明，据推测为高僧的居所，其西侧有园林的遗迹。
定陵寺址以上述这些院落构成的中心区为中心，东西还各有两个长条形的院落，估计是寮房、炊事等用地，已发掘的寺刹遗址就由这五个院落构成。这种用多个院落东西向排列构成巨大寺刹的布局方法，在百济和新罗均有所继承，如百济的弥勒寺遗址、新罗的皇龙寺遗址、高丽的兴王寺遗址等。
定陵寺址与金刚寺址的伽蓝布局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均是以塔为中心，差别在于定陵寺规模巨大，以回廊划分建筑群、围合院落；而且定陵寺中心区以北，还残存有假山遗迹，说明当时还营造有寺刹园林。
1990年，韩国学者姜相烈首次提出“一塔三金堂式”的伽蓝布局是高句丽主流的伽蓝布局形式·。姜相烈以当时发掘调查的数个4世纪末期至5世纪寺刹遗址为研究对象，认为这种形式在5世纪上半期定型并成为高句丽寺刹的特色。这种布局手法也曾对日本产生了影响，例如日本早期寺刹之一的飞鸟寺址，就是直接接受了高句丽的影响而营造的代表性寺院，完全采用了高句丽的一塔三金堂形式。附近的法隆寺遗址也是受朝鲜半岛的影响而建造的，现存的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与高句丽古坟壁画中描绘的建筑细部有很多一致之处，可以看出日本飞鸟寺刹与高句丽寺刹的血缘关系。
3.1.2百济的寺刹
佛教之初传百济，据信是在枕流王元年（384），由印度僧人摩罗难陀传来。同年百济王室在汉山城创建佛寺，置僧侣8人，开始了百济佛教寺刹的营造历史。百济佛教传入初期在汉山城创建的寺院遗迹全无，但推测其规模不会很大。百济寺刹迁都熊津后佛寺大盛，文献记录表明熊津附近曾建有大通寺、水源寺、西穴寺、东穴寺、南穴寺、舟尾寺等，但尚不明了这些寺刹的具体形态。唯一比较确定的百济初期寺刹的特点之一，是上述这些寺刹除大通寺外，均为山地型寺刹。这与高句丽的佛寺发展有别，其原因可能是高句丽的佛教自北朝传来，而百济佛教来自东晋，而当时东晋已经发展成熟的山林佛寺形态与熊津一带的地形相适应。熊津时期百济寺刹的另一特征是多带有石窟，并以佛窟为中心。
百济迁都泗沘后，佛教更盛，圣王十九年（541）从南朝的梁请来工匠、画师，建造了为数众多的寺刹，见于文献记载的大型寺刹就有王兴寺、漆岳寺、乌含寺、天王寺、道让寺、扶苏山寺、白石寺、弥勒寺、虎岩寺、狮子寺、北修德寺、普光寺、五金寺等。其中兴王寺是大型护国寺刹，始建于法王二年（600），至武王三十五年（634）才竣工。《三国史记》武王三十五年春二月条记载：“三十五年春二月，兴王寺成。其寺临水，彩饰壮丽，王每乘舟入寺行香。”但是迄今并未发现兴王寺遗迹。百济迁都泗沘后的寺刹，其发掘调查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军守里寺址、东南里寺址、金刚寺址、西福寺址与定林寺址、弥勒寺址等。这些寺刹的具体建造时间并无定论，推测大约是建造于百济迁都泗沘之后，根据寺院布局发展变化的规律，按建造先后排序大致为军守里寺址、东南里寺址、金刚寺址、定林寺址、弥勒寺址。这些寺刹的共同特点，是因地形条件的变化（泗沘四周的地形相对平坦），转而引进了堂塔并列、轴线严格的佛寺形制，而且佛塔依然沿用了如中国早期佛寺那样的木塔。
百济寺刹发展的特点是随都城的迁移而变化，即熊津时代以石窟为中心展开，而泗沘时代的寺刹建筑主要在平地展开，寺刹的主流是堂塔型寺刹。百济以泗沘为都的短短120年间佛教寺院的模式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的形态不断出现。百济迁都泗沘之时，是百济王权完全专制化的时期。都城周边寺院的大量建立，主要是为了王权的守护，因此每每被称为“王寺”。这些寺刹的营造是专制王权的要求，这是学习中国建筑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因此总是不断模仿当时先进的中国建筑文化。
3.1.2.1熊津时期的佛窟寺
佛教传入百济初期，在汉山城创建的寺刹遗迹全无。迁都熊津后所建的寺刹虽有遗址留存，但均是局部残迹，无从得知其全貌，唯可了解这些寺刹的共同特点是造有佛窟。当然，这些佛窟并不等同于中国的石窟寺，规模不大，而且凿龛不深，最多只能算是高浮雕的摩崖造像。这其中，艺术水平较高者如瑞山摩崖佛窟、泰安摩崖二尊佛窟等，其遗风对新罗也略有波及，如统新罗初期建造的军威三尊佛窟等。熊津时代以佛窟为中心的寺刹非常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