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范围：本书之目的是从与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相联系的角度，为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拍摄”一个全景，虽然限于时间和精力，这种“拍摄”的分辨率尚未达到理想的精度，但亦力求凸现大致而准确的轮廓，因此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设定为通史的，即从朝鲜半岛有史料可考的时期起，至朝鲜王朝终结为止。
空间范围：本书主要讨论朝鲜半岛的古代建筑文化，而且将朝鲜半岛当做一个纯粹的地理单元来看待。朝鲜半岛的面积虽称不上广阔，且在历史的长河中半岛上各政权疆域的变动情况同样复杂，例如汉代曾在其北部设置郡县，统一新罗虽号称“统一”，但其时渤海国长期拥据朝鲜半岛之北部。但是，只要是存在于朝鲜半岛上的建筑，无论其是由哪个政权统治，在本书中均被当做朝鲜半岛建筑待，本书所称的“朝鲜半岛建筑”“中国建筑”，只是依据今日行政疆域的划分而来，并无政治的涵义。
类型范围：为较全面地了解朝鲜半岛建筑文化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本书将建筑文化中的诸主要构成元素，包括都城、宫殿、寺刹、佛塔、儒学建筑、住居建筑、园林、木构建筑艺术与技术均纳入了研究的对象范围。
文化范围：任何时代、任何地点的建筑，都是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地形气候、地理环境、个体创造等的综合产物，反映着这些要素对建筑产生的影响。在相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下，因文化传统的不同，建筑也可能表现出相异的形态，典型的例子之一如中国东北多民族混居村落，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朝鲜族、满族、汉族的住宅，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为能尽可能全面地解析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特色的成因和发展特点，本书尝试将地缘政治、文化地理、文化类型学的研究观点和方法纳入到本书的写作中。
朝鲜半岛古代建筑研究简史
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的研究，在东亚最早由日本人展开。出于种种目的，日本人很早就开始了对朝鲜半岛建筑的研究，积累了最初的资料，尤其是在许多建筑毁于战火之后，这些资料尤显珍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朝鲜半岛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主要由日本学人进行，早期其调查的重点是以乐浪郡为中心的中国墓葬和高句丽、新罗、百济等三国时代的墓葬和寺院遗址、建筑遗构等，主要的研究者如关野贞、常盘大定、藤岛亥治郎等人；主要的成果如《朝鲜古迹图谱》、《朝鲜建筑研究》、《乐浪郡时代的遗迹》、《朝鲜之地方家》（1922）、《朝鲜的聚落》（1930）、《朝鲜的风水》（1930）、《高句丽时代遗迹》（1935）等。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以具体的建筑遗构为对象，通过对建成年代的判定以及形态上的特征，分析各建筑间的前后关系和相互影响关系为重点，这是当时日本所谓的“实证”式历史研究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学人出于研究自身建筑文化的需要，保持了对朝鲜建筑研究的热情，积累下来的成果已然相当丰富；而且在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代表者如杉山信三的《日本朝鲜比较建筑史》。近年来更涌现出一批朝鲜半岛与日本古代建筑间关于样式做法的比较研究，如中西章的一系列研究及关口欣也等的有关论文。然而，这些论文基本为朝鲜半岛建筑与日本建筑的比较研究，而且日本学人着眼于建筑形态本身异同的说明，对这些异同后隐含的社会、人文、历史意义，则并非重点。日本学人建筑史研究之风格，与其传统建筑文化气质相通，善于“小题大做”，常常是针对某一时间、某一地域、某一类型、某一要素作持续不断的深入挖掘，研究成果细微精深之处，令人叹为观止。专业分工的细致化，随之也带来了研究选题的生僻和偏小，在相对狭小的领域中，作详实周密的研究。这种研究确实也进行得深入、具体而透彻，其论文、专著也成为这一方面的经典和权威。另一方面，孤立、深入地进行某一专题研究，也易产生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之弊。
由于历史的原因，朝鲜半岛的学者（限于资料收集来源，本书中所提到者多为韩国学者），对自身的建筑文化的研究，相对日本人来说要晚得多，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史研究，要晚到1960年代开始。其时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对稳定，韩国学人才逐渐开始了对本民族建筑的相关研究。在最初的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此前日本学人的成果进行了辨析和整理，同时进行了以重要遗产为对象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如汉城南大门（现为韩国第一号国宝）的修理、庆州感恩寺遗址的发掘调查等工作。这些初始阶段的努力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19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和民族自信心的逐步建立，韩国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对韩国行政领域内的古代建筑遗存进行了相当详尽的调查，但凡稍有价值的古代建筑几乎都进行了测绘和记录。
然而，将建筑遗构按照时代的顺序整理出来，通过形态上的特征分类并建立建筑发展的体系，并不是建筑史研究的最终目标。因此，在基础资料的整理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就开始出现了从朝鲜民族的观点出发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进行研究和分析的阐释式研究，如尹张燮之《韩国建筑史》（1973）、郑寅国之《韩国建筑样式论》（1974）、申荣熏之《韩屋及其历史》（1975）等就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这些著作对此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初步构建起了朝鲜半岛建筑史研究的体系。
1980年代前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韩国的朝鲜半岛建筑史研究进入了相当活跃的时期。诸如建筑样式发展的二元论或者周期性等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也开始引入朝鲜半岛建筑史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金正基之《韩国木造建筑》（1980）、朱南哲之《韩国住宅建筑》（1982）等。除了上述这些基于建筑实物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样式发展进行研究的成果之外，朝鲜半岛建筑史研究的对象范围也逐渐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建筑遗构，而且延伸到了对建筑史发展的背景要素，如社会条件或者工匠、经济发展等，并且逐步出现了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的造型意匠等深层问题进行分析的成果，较有代表性者如申荣熏之《韩国古建筑断章》（1975）、朱南哲之《韩国建筑的意匠》（1979）、朴彦坤之《韩国建筑史讲座》（1985）等。
经过1980年代后期以及1990年代的发展，朝鲜半岛建筑史研究的队伍得以持续扩大，研究方向也逐渐多元化，以实物遗构为中心的研究仍然继续，同时对建筑形成的文化背景等的分析和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张庆浩所著之《韩国传统建筑》（1992）是对1980年代以韩国文化财管理局为主体进行的建筑考古调查所积累的大量遗物体系化整理的成果，尹张燮在1996年新版之《韩国的建筑》也对1970年代写成的《韩国建筑史》补充了新的内容。
限于资料收集渠道的困难，本书对北朝鲜方面在朝鲜半岛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成果了解不足；但综合多方面的情况我们仍可相信，北朝鲜的研究成果比韩国相对要缺乏得多。其代表者如李华善所撰之《朝鲜建筑史》（1989）。从中可以看出，北朝鲜的研究方法与韩国有相当的区别。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朝鲜的学者就逐渐摆脱了日本人此前所遗留的影响，力求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新的视点和方法对朝鲜半岛的建筑史展开研究，李华善《朝鲜建筑史》一书就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集成和整理。但是因其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韩国学者多取其研究成果中具资料价值的部分。由于北朝鲜依其地利之便，主要是对境内的高句丽、高丽、朝鲜时期的建筑遗存作了一定的研究。
纵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但朝鲜半岛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成果，仍不如理想中的那么完整和丰富。金鸿植在《目前韩国建筑史学研究的问题与课题》一文中总结道：到1972年，包括日本人所作的研究在内，关于朝鲜半岛建筑史研究的著述不过专著5本、论文约90篇，研究者约30人；时隔20年之后，专著已经增加到12本、论文增加到约300篇，研究者约120人，也就是说，韩国学者对朝鲜半岛建筑史的研究，到现在（2010年）也不过真正展开了约40年，许多问题仍待深入的研究。
朝鲜半岛学者对自身传统建筑和建筑文化发展历史的研究，所遇到的先天障碍之一就是文献资料的匮乏和建筑遗构、尤其是是朝鲜时代以前的遗物非常稀少，对朝鲜时期以前的建筑的了解，基本依靠中国方面的文献和《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寥寥无几、语焉不详的记录，以及少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实物，这些都给朝鲜半岛古代建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然而，资料的缺乏还不是目前研究的关键，问题关键在于不能孤立地研究朝鲜半岛建筑本身。事实上，许多朝鲜半岛古代建筑发展史中看起来比较令人困惑的问题，若将其与其文化源头一中国建筑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相对就会清楚得多。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韩国学者的研究目光，仍然局限在朝鲜半岛的建筑自身。迄今为止，全面地、整体地将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置于东亚的整体视野中对其起源和特征进行研究的著述，尤其是将其与中国的建筑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成果，尚未出现。朝鲜半岛建筑与其他建筑（尤其是中国）的差异或说“固有性”的研究，仍然是韩国学者们注意力比较集中的领域，而寻找其“固有性”的努力是从与西方建筑的比较开始的。在韩国学界尝试对朝鲜半岛建筑历史进行阐释的初期，相当一部分成果集中在东西方二元论、两分法的对比上，而西方建筑与朝鲜半岛古代建筑之间的可比性和比较的意义并未得到深究，而且研究相对简单化，例如沈石载所著《我国古建筑与西洋建筑的相会》（1976）—文，从建筑学的理论而不是建筑史学的观点将朝鲜半岛传统建筑的多种要素与西方建筑进行了比较分析；金敬修《建筑美学散策》对东西方建筑和美术进行了比较分析。而更多的研究者则从现代建筑设计的观点来解释朝鲜半岛的古代建筑一而从现代建筑设计方法论的角度对古代的建筑现象进行分析与综合，能否贴近历史进程的实态，值得商榷。
自1990年代以来，韩国学者逐渐认识到或承认，如果不与中国建筑相联系，则很难清晰地了解朝鲜半岛古代建筑发展史，因此韩国学界开始重视朝鲜半岛建筑与中国、日本建筑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而且随着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逐步扩大，人员和资料往来便利，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了解也日渐增多，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有关中国建筑和中、韩建筑比较研究的成果，但这些成果的局限性在于，大部分要么是对中国建筑的叙述性介绍，要么是局部的细节问题的讨论。一些较有深度的研究，也只是着眼于说明中、韩建筑的某种共同点和差异点，没有成体系的研究。而且，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和文献掌握的局限，常见疏漏甚或误解。现有的比较研究性质的研究成果，一则数量较少，二则被有意识地控制在具体的范围内，如对百济时期砖墓和南朝梁的砖墓的比较等。朝鲜半岛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大家之一金正基在其《我的建筑史研究回顾与遗留的问题》一文中，列举了他认为未解的问题：先始时代的文化源流问题、朝鲜半岛南部竖穴住居的挖掘调查和系统的研究整理、高句丽初期的伽蓝配置形式及其与百济汉城、熊津时代的传承关系，这些伽蓝的具体构成，中世以来伽蓝配置的变化过程、木造建筑柱心包样式的发展源流、翼拱样式的发生和发展变化过程等；新罗时代的若干异形石塔形式的来源以及变化流传等。而这些问题，必须与中国建筑相联系起来并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方能得到解决。可以说，中国和朝鲜半岛建筑的比较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中国方面，由于中国、韩国学界长时间互不往来，中国学者的注意力较少涉及朝鲜半岛。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开始了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比较研究，然而主要集中在社会史、考古学、哲学、文学等方面，而对两国建筑交流史研究、比较研究则相对少见，甚至对朝鲜半岛建筑的介绍，也只有零星而片断的内容，篇幅较大者如台北出版的《韩国建筑史》，仍然只是较为表面化的简介。21世纪以来，中国、韩国学者逐渐意识到比较研究对究明本国建筑史的重要意义，因而涉足该领域者逐渐出现，其成果如《初探中韩两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比较与交流》（韩东洙，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中韩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及关于保护历史景观的比较研究》（姜泰昊，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中韩寺刹殿堂木结构比较研究》（张宪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等。目前，中国、韩国的建筑学留学生交流逐渐多了起来，两国留学生相互进入对方建筑院校研究建筑史者不乏其人，相信有更多的成果能够出现。
综上所述，与本书研究对象和方式相似的研究，成果难称丰富，本书期待能在这一领域做出些尝试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