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象上看，所谓多包系建筑，简言之就是带补间铺作（韩国称“空间包”）的木结构建筑。但是，补间铺作的使用只是一个最明显的外在特征，事实上它在朝鲜半岛的出现，代表了一系列的建筑变革，这些变革在韩国学者看来为朝鲜半岛建筑一种突然的发展变化，而其实质却是中国宋、辽、元、明的木构建筑技法及形式与唐及唐以前建筑的区别。在统一新罗引入了当时唐代的木结构建筑技术以后，由于文化交流的滞后性，朝鲜半岛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延续着唐代建筑风格，主要表现为无补间铺作而用人字拱，使用叉手、托脚、梭柱等，这些手法均被韩国学者“打包”总结为“柱心包”系建筑特征。高丽初期，由于当时中国南北政权的对立和争战，高丽主要从中国南方吸收了一些细节上的手法，而未如宋代那样发展出带补间铺作的建筑。直到元代直接控制了高丽，才将中国北方的官式做法初步引入了朝鲜半岛。因此，在当时的朝鲜半岛看来，“多包系”建筑是一种全新的建筑形式，从整体形象、构架、斗拱、细部趣味等均与此前的“柱心包”系建筑大异。多包系建筑在朝鲜半岛建筑中的出现，代表了一系列的建筑变革，而“多包系建筑”只是变革后的建筑形式与技术总的称谓。
与综合了唐代做法和宋时南方风格的“柱心包”系建筑不同，多包系建筑的来源主要是历经宋辽金元时期发展而来的中国明代建筑。朝鲜半岛初期多包系建筑斗拱的特点表现为：斗及拱只的顔度基本消失，下昂失去构造功能而演变成为一种装饰性构件，斗拱组尺度缩小、构件组成变得更为复杂、结构功能日与宋、辽、金后中国木构建筑的变化轨迹是一致建筑内部不再釆用彻上露明造而多用井字天花，益削弱，逐渐演变成一种华丽的装饰。这些变化，的。随着补间铺作引入的其他“成套”手法还如：梁架使用草架，不再追求精细的加工，一般使用圆形断面的柱子，斗拱、柱等构件的卷杀不再明显甚至消失等。但是，作为对过去传统的执著，在某些多包系建筑中，仍顽强地维持了使用叉手、托脚、皿盘等古老的手法，从而造成了韩国学者分类上的困难。
1.高丽后期的多包系斗拱
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多包系建筑形式大约出现于高丽时代中期。从汉城涧松美术馆收藏的一件金铜三尊佛龛模型上看，该模型具备了阑额（韩国学者称昌枋）、普拍枋（韩国学者称平枋），其上还出现了补间铺作（韩国学者称空间包、柱间包作）。日本西福寺收藏的一幅高丽时代所作的壁画一一《观经变相图》中出现的佛殿中也表现出了普拍枋、补间铺作等构件。虽然许多韩国学者将这几件独立的文物以及壁画等作为高丽中期以后补间铺作开始在朝鲜半岛建筑上使用的实证，但由于画作可以临摹，佛龛模型可能直接来自中国，也可能是对中国制品的模仿，因此均难作为确证。
韩国学界认为，高丽后期多包系建筑在朝鲜半岛就已开始流行，现存的实例如黄海道燕滩心源寺普光殿（1374）。但其时明朝取代元的过程已经完成，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建造年代来判定建筑的系统归属；从形制和手法的转变上讲，可将普光殿与朝鲜初期的多包系建筑归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其他作为旁证的如1349年建造的敬天寺十层石塔。石塔虽为石筑，但在局部做法上惟妙惟肖地模仿了木构建筑，包括檐下的斗拱带。其斗拱的拱只仍然带有卷杀；与浮石寺祖师堂以及庆州雁鸭池出土的木构部件一起，成为朝鲜半岛统一新罗时代到高丽时代后期仍然使用中国式卷杀方法的确证。但是，诸如敬天寺十层石塔这样的特殊构筑物是元的工匠直接建造的，而且用途特殊，似难作为当时建筑的代表。因此，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在高丽后期，元的势力控制了朝鲜半岛以后，多包系建筑手法开始在朝鲜半岛上得到使用，但直到朝鲜初期以改朝换代为契机，才得以大规模地普及；因此留存至今的朝鲜初期多包系建筑大多带有元代华北地区的建筑因素。
2.朝鲜初期多包系斗拱
高丽亡国、朝鲜朝建立之时，大陆上正值明代元而立。不同于高丽取代统一新罗，朝鲜王朝釆取了从根本上否定前朝制度的做法，社会意识形态有较大的变化，加之对明釆取“事大政策”，迅速确立了与明朝的藩属关系，掀起了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最后一次文化交流高潮，建筑也迅速从此前的“柱心包”系建筑为主转变为“多包”系建筑的风行。因此从现存的建筑遗构来看，朝鲜半岛的建筑似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这种剧变，而且这种变化是整个建筑系统的变化，从思想背景到具体的建筑手法均有较大的转折，如儒学的盛行、构架形式的改变、彩画的流行、建筑仪礼与规则的变化等。对朝鲜半岛的建筑发展史来说，其决定性的因素不是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的内在变化，而是王朝轮替、对华关系所决定的。
朝鲜初期的宫殿、城楼等事关国家观瞻的重要建筑大部分采用多包系建筑，其目的是为了表现新王朝的威严气象。一则“多包系建筑”是作为“上国”的明朝最典型的建筑形式；二则因为多包系建筑更为华丽庄严。出于类似的原因，寺院中的主要建筑也釆用多包形式。在其他的不重要的建筑中，如普通官厅建筑、小寺刹以及寺刹中的附属建筑，虽然继续沿用柱心包系的做法，但斗拱和整个建筑风格都已经丧失了此前根源自盛唐的质朴雄健的性格，转而变得纤小和充满了琐碎的装饰。
朝鲜初期的多包系建筑，直接模仿了从中国元末明初的斗拱形态，因为时日尚短，所以还未出现后来的多种地方性变化，对当时明代建筑的模仿也比较忠实，形态严整。其细部手法和特征如下：栌斗和小斗不带颤度而直接作斜切面，这样加工比较简单也不影响大效果；不再使用皿盘，栌斗的高度比起柱心包系建筑的栌斗变得更高（也许是为了强调其装饰上的视觉效果）；各种小斗不分位置，规格趋于统一，应该是为了设计和施工的方便；柱头铺作上部使用横拱，下端与大梁下端相平（如汉城南大门）的情况比较普遍；内外出跳数不同的情况最为普遍。梁头的形式釆用所谓的“三岔头形”（即中国的蚂蚱头），补间铺作中的二跳华拱外端部也使用“三岔头”形式。自15世纪后期开始，斗拱内跳比外跳增加一跳的做法逐渐普遍化，柱头铺作上部的外跳构件逐渐一体化、板材化，为后来的“翼工”系斗拱开了先河。
朝鲜初期多包系建筑的代表性实例如：黄海道燕滩心源寺普光殿（1374，原因见前述）、安东凤停寺大雄殿（1392）、开城南大门（1394）、永兴睿源殿正殿（1394）、汉城南大门（1448）、骊州神勒寺祖师堂（1469）、凤山成佛寺应真殿（1530）等。
凤停寺大雄殿是朝鲜时代初期代表性的多包系建筑。斗拱外出3跳，拱只的端部上部垂直，下部多瓣卷杀，有完整的阑额和普拍枋，斗拱的组成也比较规整，第一跳华拱安置在栌斗上，拱只上刻出拱眼，大梁端部作蚂蚱头形，带有朝鲜时代初期多包系建筑的特色——也就是比较接近明代的官式做法。汉城南大门、观龙寺大雄殿等朝鲜时代初期建筑的斗拱做法与凤停寺大雄殿基本一致，说明当时的转变是普遍的。
心源寺普光殿的补间铺作为计心造；斗拱外出3跳，华拱外侧的端部做成假昂形，向下倾斜，在韩国称为“牛舌”。最上一跳华拱两端部做成与中国一样的蚂蚱头。斗拱的构件加工都比较规整，风格比较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其山面斗拱的配置形态，这里没有柱头铺作，反而是等间距地配置了六组斗拱，于是造成了斗拱与山面的柱子并不对应，这是比较少见的做法，也许说明建造当时对中国明代建筑的引进还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形象上。此外，普光殿在转角铺作上用人物雕像取代小斗承托各拱只，这些做法也见于江华传灯寺大雄殿等。
骊州神勒寺祖师堂面阔1间（15.34尺）、进深2间（14.38尺）、单檐歇山顶，斗拱内外均出2跳，共设有四朵补间铺作，但并非在开间内均匀配置，而是中间两朵相连居中配置，同样表明了在引进中国明代建筑手法的初期，未深入理解其结构意义的情况。山面的斗拱则比较规则，每开间居中设补间铺作一朵。华拱外端部作仰舌形，仍然使用梭柱、叉手，反映了对中国早期建筑手法的沿用。
凤山成佛寺应真殿面阔7间（29.75m）、进深3间（6.7m）、单檐悬山屋顶，开间比较均匀，每间均匀配置补间铺作两朵，斗拱内外均出一跳，斗拱形制比较简洁规整，但仍然釆用了梭柱、叉手、小斗下的皿盘等比较古老的做法。同时，该建筑依然如中国佛殿那样用砖墁地，并未米用温突；冋一座建筑中反映出中国不同时代的手法的杂糅。
3.朝鲜中期多包系斗拱
至朝鲜中期，多包系建筑已发展了二百余年，因各种条件的变化，逐渐在原本相对比较规整的明式做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的变化，逐渐形成朝鲜木构建筑的一些特色。朝鲜初期多包系建筑斗拱的出跳数以出2跳最为普遍，规模较大的建筑也不过出4跳，而且里跳基本与外跳相同。但自朝鲜中期开始，内跳一般比外跳多一跳甚至两跳，里跳的最上跳一般作类似于雀替的“波莲草刻”形的做法也开始出现（实例如汉城敦化门）。里跳数增加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在建筑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增加室内空间高度而产生的做法，在不改变柱子高度的前提下可以提高大梁和天花板的高度；而且内跳多一跳并且施以复杂的雕刻，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装饰，使得室内拱只的形象更为丰富。挑檐檩下替木的曲线装饰更加明显，龙头和凤凰等繁琐的雕刻也更加频繁地出现。这些装饰处理与构造并无特别的关系，纯粹是为了形成华丽的装饰效果，反映出朝鲜中期以来佛寺建筑装饰化加强的趋势。
朝鲜中期多包系建筑的代表如江华传灯寺大雄殿与药师殿（1621）、庆山环城寺大雄殿（1635）、完州花岩寺极乐殿（1605）、山清栗谷寺大雄殿（1679）、扶余无量寺极乐殿、醴泉龙门寺大藏殿（1670）等。
江华传灯寺大雄殿与药师殿：大雄殿面阔3间（28尺）、进深3间（24尺）、单层歇山顶建筑，斗拱外出2跳、内出4跳。比较奇怪的是建筑的正面、背面在面阔相对比较宽的情况下每间设补间铺作2朵，侧面在间广较小的情况下反而每间设补间铺作3朵，说明当时斗拱的设置并不标准。药师殿面阔3间（18.8尺）、进深2间（13.5尺）、单檐歇山顶建筑，斗拱外出1跳，内出2跳，仅仅在正面每间设补间铺作一朵，而背面和侧面均不设补间铺作，这些情况均说明当时建造手法的来源比较复杂。
完州花岩寺极乐殿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韩国境内唯一带真下昂的建筑。面阔3间、进深3间、单擔悬山顶建筑。斗拱外出2跳、内出3跳，斗拱使用真昂，而且前后檐下昂昂头处理各异，正面昂头装饰以龙头，而后面昂则作批竹昂形式。昂尾延伸至上平榑之下，内部各跳的跳头为装饰内部空间而作华丽的云拱形，拱身上还绘制有龙凤等纹样。
庆山环城寺大雄殿是朝鲜中期佛殿中装饰较为俭素的一座。面阔5间（39尺）、进深4间（31.2尺），单檐歇山屋顶，斗拱外出3跳、内出4跳。特别之处是仅正面斗拱的华拱外端部混合使用了朝鲜半岛的牛舌形与中国建筑的卷杀手法，而内跳和其他各面斗拱均作较为严整的卷杀，反映出朝鲜建筑中手法的杂糅现象。
山清栗谷寺大雄殿亦是朝鲜中期比较典型的建筑。大雄殿面阔3间（10.76m）、进深2间（6.87m）、单檐歇山顶，斗拱内外均出3跳，而且斗拱的形式更接近中国明代官式做法，拱只端头卷杀而不作牛舌形，拱身也不施草刻，甚至未刻拱眼。
扶余无量寺极乐殿为朝鲜中期建造的重檐歇山顶建筑，下层面阔5间（59.12尺）、进深4间（40.75尺），上层面阔3间（40.8尺）、进深2间（24.46尺），内部为贯通的高大空间。下层斗拱内外均出3跳，上层斗拱内外均出4跳。这一建筑是朝鲜半岛少见的重檐佛殿之一。
醴泉龙门寺大藏殿面阔3间（39.7尺）、进深2间（16.3尺）、单檐悬山顶。斗拱内外均出2跳，侧面无博风板。该建筑的特殊之处是在佛坛的两侧设有转轮藏，这是朝鲜半岛的孤例。转轮藏装饰非常繁复，形制与中国的转轮藏基本相同，平面作八边形，屋檐下的斗拱出八跳，窗扇上雕刻有精美的莲花。根据其上的墨书铭，可知这两个转轮藏制造于明天启元年（1621）。
4.朝鲜后期多包系斗拱
朝鲜半岛早期的多包系建筑补间铺作通常每间配1·3组，而且各开间设置补间铺作的数目很不规则，既有开间较小但设置两组者，也有开间虽广但只使用一组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表明朝鲜半岛初期的多包系建筑主要是对中国建筑形式的简单模仿而不知其用意。到了朝鲜后期，补间铺作的数量逐渐增加，特别是当心间比其他间要多一组，手法就逐渐与中国一致了；同时，多包系斗拱补间铺作的数目进一步增多，在面阔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斗拱组进一步缩小，装饰化倾向更强，这与中国明至清建筑的变化趋势是相一致的。
到朝鲜后期，建筑尤其是佛殿的室内装饰化倾向进一步增强，因此斗拱里跳的跳数比起外部出跳数更为增加，一般多达2或3跳。柱头铺作内跳数的增加与梁的位置脱离了关系，有时梁上也增加有跳数，可见里跳增加之目的就是为了室内的装饰（实例如乾凤寺大雄殿）。朝鲜初期的多包系建筑的第一跳华拱往往自栌斗之上出跳，端部还做中国式卷杀，仅从第二跳华拱起做牛舌形，而且牛舌的形象上还是下昂的蜕化形式；朝鲜中期以后则各出跳拱只的端部都做牛舌形了。至于牛舌的曲度，朝鲜初期不是很明显，更接近于中国的假昂的形象；到中期曲线的弧度逐渐加大，到后期则装饰化更强，更显华丽；而且逐渐与源自中国南方的柱心包系建筑的细部装饰相融合。
朝鲜后期的多包系建筑留存到现在的比较多，例子也很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安边释王寺大雄殿（1731）、达城桐华寺大雄殿（1732）、金陵直指寺大雄殿（1735）、论山双溪寺大雄殿（1739）、庆州佛国寺极乐殿（1751）/大雄殿（1765）、陕川海印寺大寂光殿（1769）、华城龙珠寺大雄殿（1790）、水原八达门（1794）、永兴本宫正殿（1798）、汉城昌德宫仁政殿（1804）、长水乡校大成殿（1813）、海南大兴寺大雄殿（1813）、清原安心寺大雄殿（1816）、升州仙岩寺大雄殿（1825）、全州庆基殿（1854）、汉城东大门（1869）、汉城景福宫勤政殿/庆会楼（1870）等。
9.3.2.4折衷式斗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