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浪的城址、古坟及其出土的文物，是汉代、魏晋文化在朝鲜半岛北部发展的实证，充分展现了乐浪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乐浪的建筑文化主要是由移居的汉人所创造，但他们的活动推动了朝鲜半岛建筑的发展，对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建筑文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成了朝鲜半岛建筑艺术和技术的飞跃性进展，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具有奠基的意义。此外，许多证据表明，汉代的文化通过乐浪，对日本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2.2.2.3乐浪对日本文化发展的意义
在汉四郡设置之前，中国与日本的往来非常不便，甚至东方各国的使节往来，也时常受阻。汉四郡设立之后，打通了汉朝与东方各国间的通路，倭人和汉人之间的交往不再受阻。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表明，当时的倭人、倭人国的使节以及汉人，大都通过乐浪实现联络、办事以及停留等，乐浪遂成为东北亚诸族交通中心，中国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就通过乐浪传入朝鲜半岛其他部分和日本群岛。关于这些往来的文字记录虽然很少，但是沿着这条道路发掘出来的地下文物却很丰富。汉武帝设汉四郡之初，“东夷始通上京”（《后汉书·东夷传》），建武中元二年（58），“倭奴国奉使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这一记载已经因日本“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出土而得到证明。
随着日本列岛上原始国家的形成，中日的交往也在发生变化。以前主要是民间的、没有固定时间的自发往来；而乐浪设立以后，倭人国家已可通过乐浪郡“以岁时”和中国联系，这就使中日间的交往多少具有了定期的和官方的性质。东汉末年，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了旧燕之地和乐浪郡。建安九年（204）公孙度之子公孙康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景初二年（238）曹魏灭公孙氏，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曹魏与日本往来的枢纽，汉地文化的传入促进了日本文化的提升和国家政权的形成，建立了日本最初的国家政权—邪马台王国。
景初三年（239）邪马台王国女王卑弥呼遣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使者进京（洛阳）。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魏明帝诏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正始四年（243），卑弥呼再次遣使节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诏赐黄幢一顶，正始八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正始八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诏书及黄幢，出面调停。正始九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以上这些史实说明，正是由于通过乐浪密切了与中国的联系，日本的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此前日本文化经历了绳纹文化的漫长发展期（前后延续近千年之久），基本上仍处于穴居时代，而在乐浪的设立方便了与中国的来往后，中国的文化大规模地影响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弥生文化”的出现及“古坟文化”的发展，为后来大和朝廷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3高句丽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及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的影响
2.3.1高句丽与中原政权关系简史
高句丽族本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一一秽族的一支，周代已见于中国史籍记载。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之后，在其故地置四郡，在玄菟郡内高句丽族聚集之地设高句丽县，正式将高句丽部族纳入行政管理。高句丽县的辖境，史学界普遍认为在今鸭绿江中游一带。公元前37年，夫余国王子朱蒙（或称东明、朱明、邹蒙）为避祸南逃到卒本川（今辽宁桓仁），建立卒本夫余，定都于纥升骨城（今人多判断为五女山城，但尚存争议）。公元前9年，朱蒙死，但此前他先是降服了沸流国，后又灭荇人国，又向东扩张，灭掉了北沃沮，使其政权初具规模。夫余第二代首领琉璃明王亲率大军攻打鲜卑获胜，于公元3年将都城迁至国内城，并建丸都山城以作拱卫。公元14年，琉璃明王向西灭今天位于太子河流域的滅貊，并乘胜袭取了玄菟郡高句丽县，将卒本夫余改名为“高句丽”，高句丽政权从此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高句丽先后受汉玄菟郡、辽东郡管辖。王莽时期征调高句丽讨伐匈奴，高句丽人发生叛逃事件，高句丽王驺被王莽诱杀。
东汉建立后，高句丽王重获王位并逐渐强大起来。太武神王时期，高句丽频繁对外用兵，公元26年征服盖马国。在第四代和第五代国王时期，高句丽无所建树，而第六代国王自称太祖大王，其在位期间是高句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太祖大王除了将高句丽分散的各部实行统一管理以外，还与中原政权进行过多次军事较量，屡攻辽东拓地。故国川王时期，将汉廷的势力驱逐出了乐浪和带方郡，占领了大同江流域的平原地带。高句丽攻取乐浪和带方郡，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一则汉郡遗留的文化和技术大大加快了高句丽文化汉化的过程；二则汉郡的消亡使得百济、新罗不再直接和汉地文化相接，百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海道进行，而新罗则几乎完全与中国割断了联系，这对百济、新罗文化的发展史，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汉郡的沦陷，使得中原王朝丧失了对朝鲜半岛北部的直接支配权，大大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形势，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继承了汉郡留下的丰富的经济和文化遗产后，高句丽国力大大充实。而当时的中国刚经历了晋代的短暂发展，旋即又陷入五胡十六国的纷争之中，对东亚政治秩序的控制和影响力大大衰减，更坚定了高句丽扩张之心。但是，高句丽的多次向辽东扩张，却先后三次遭到中原王朝和辽东地方政权的大规模打击，以致国力凋敝，王都被毁，濒临灭亡。小兽林王（371—384）时期，高句丽转变国策，与前秦建立了和平关系，再次努力输入中原的先进文化。小兽林王二年（372），佛教、儒学的经典传来、设立太学、颁布律令、记录历史、整顿国家体制，高句丽发展成为律令制国家。势力再度强盛起来以后，广开土王再次谋取辽东，并南逐百济到汉江流域以南，迫使新罗进贡，并在洛东江大败入侵的倭寇。
公元412年，长寿王即位，高句丽国势臻至巅峰，但是因意识到与中原王朝的敌对状态于高句丽的长远发展不利，长寿王遂遣使向北魏奉表纳贡，以示臣服。为了避北魏兵锋，高句丽战略方向转而向南，长寿王十五年（427）迁都平壤，推行南侵新罗、百济，北和中原诸朝的策略，使所辖地域越过大同江，抵达汉江北岸，高句丽逐渐登上了朝鲜半岛的政治舞台。长寿王六十三年（475），攻陷百济都城汉山城，迫使百济迁都熊津；文咨王三年（493），吞并了北部的扶余，使高句丽由汉魏时的“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发展到“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其控制的领域东临日本海，西靠黄海，南到汉江流域，北以辽河为界，成为地处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的“海东盛国”。自长寿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基本保持着朝贡修好的和睦关系。据文献记载，终长寿王之世，仅向北魏朝贡就达46次，从而避免了与中原王朝的矛盾激化，中原文化也持续地影响着高句丽文化的发展。
公元6世纪末期，东亚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南北朝分治结束，隋唐统一中原后，即开始收复东北故地的计划，不可避免地与高句丽发生了碰撞。由汉至唐，尽管各王朝对高句丽的管理方式不一，但历代的统治者都认为高句丽的活动区域是中国的传统领土，而高句丽是一股地方割据势力。在长达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高句丽虽然称雄东北边疆地区，但给自己的定位也都是中原王朝的边疆地方政权，主动和中原王朝，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各政权建立臣属关系，接受册封、纳贡、纳质，《通典·边防·高句丽》载：“自东晋、宋至于齐、梁、后魏、后周，其主皆受南北两朝封爵”即是言此。隋朝的统治者认为“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世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隋书·裴矩传》）；唐太宗也认为：“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綴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然恐于后子孙或因士马强盛，必有奇决之士，劝其伐辽，兴师遐征，或起丧乱。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遗后人也”（《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二》）。所谓“旧中国之有”“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反映了唐朝政权视高句丽地区为中国的传统疆域，实现对高句丽的统一是完成“九瀛大定”的最后一项使命，这也是隋唐两朝不惜倾国之力完成统一高句丽的重要原因。隋征高句丽是造成其国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唐初对高句丽的进攻也颇不顺利。而在此期间，百济也与新罗发生战争，当时国力弱小的新罗连遭败绩，势力被压缩在洛东江以东，新罗迫不得已向宿敌高句丽求助，未果，转而积极谋求与唐朝建立联系。唐朝出于种种考虑与新罗结成了政治和军事联盟，首先灭亡了百济，取得了对高句丽南北夹击的有利态势。公元668年，高句丽终于为唐罗联军所灭。
高句丽原辖境最初由唐朝所设的安东都护府（治所最初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部分辖境为兴起的渤海所占据，一部分划归统一新罗，剩余部分仍然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了内地，后与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高句丽立国至国亡，其间历经28代王、历时705年，其时期对应于中国的东汉末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及唐代初期；其文化发展过程明显地受到与中原政权政治关系的影响。按照其与中原政权政治关系的远近，大致可以迁都平壤城（427）为界，分为前半期、后半期。
2.3.2高句丽前半期政治形势与其建筑文化发展
高句丽文化的前半期，自其建国起到长寿王迁都平壤（427）。其政治形势的特点是高句丽政权与中原政权以对立为主，虽然其领域内在建国之前就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且直接与中原政权接壤，但高句丽建国后的城市和建筑、墓葬尚未表现出像后来那样浓厚的汉文化色彩，文化发展的特点是在不自觉地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维系着自身的地方特色。
建国之初，高句丽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而且四面皆敌：西面为汉辽东、玄菟二郡，南为乐浪、带方二郡，北为夫余，东有沃沮，因此战争连年不断。大的战事如：公元28年，东汉辽东郡太守讨伐高句丽；公元37年，大武神王向鸭绿江南的乐浪郡发动进攻，一度占据。七年后，汉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了乐浪，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并划定朝鲜半岛上的萨水（今清川江）以南地区归东汉直辖，以北由高句丽统领。公元105年春，高句丽攻击辽东六县，被太守耿夔击破，斩其渠帅；118年，高句丽与秽貊联合入侵汉玄菟郡不克；121年春，汉幽州剌史冯焕等击高句丽；同年夏，高句丽联合鲜卑入侵辽东；同年冬，高句丽联合马韩、秽貊攻玄菟郡不克；146年，高句丽袭汉乐浪郡，杀带方县令；公孙康时曾给高句丽以重击，并焚毁其国都国内城及丸都城；246年，毋丘俭带领曹魏军东出玄菟郡征高句丽，原属高句丽统辖的朝鲜半岛岭东秽貊地区也归入了乐浪、带方二郡。前燕慕容氏立国前后，与高句丽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曾两次攻入高句丽腹地，还掘了西川王王陵。直到高句丽采取南进朝鲜半岛、不与中原争雄的策略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才趋于缓和，为高句丽赢得了近二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其文化的发展基本方向则是进一步地汉化。
综上所述，在高句丽文化的前半期，高句丽几乎与周边各政权均处于敌对状态，尤其是与中原王朝或割据势力的对立，使得文化的交流主要是自发的民间行为，国家层面的文化来往未得到发展。反映到建筑文化上，就是高句丽初期阶段地方特色文化的发展，而这些特色有些因为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促进了对中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而湮没（如早期墓葬方式），有些则继续维持下来（如山城筑造形式），并影响到百济和新罗甚至日本，后被统一新罗所继承。
从长寿王起，高句丽采取了北和南进的方针，重点打击百济、新罗；对中原诸朝则采取“事大纳贡”的策略。从5世纪初到6世纪末，将近两个世纪中高句丽与中原王朝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而且高句丽入中原朝贡的次数大大增加，从东汉到十六国的近四百年间，史书记载的高句丽入贡只有12次；而整个南北朝不到二百年，有记载的高句丽入贡次数却高达109次，高句丽诸王接受南、北朝册封的记载不绝于史，发展了与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和文化联系。
北魏泰常八年（423），太武帝在平城就位，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先后消灭了夏、北燕和北凉的势力，统一了华北，势力逐渐强盛起来，严重威胁到南朝的宋。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强大压力，宋在外交上和高句丽、百济、倭国等均力图保持友好关系，以求力量的平衡。在这些政权中，高句丽的军事实力最为强大，而且与北魏接壤。对宋而言，与高句丽的良好关系能够牵制北魏的力量，减少自己的压力。因此宋非常重视与高句丽的关系。宋武帝早在永初元年（420）就封高句丽长寿王为征东大将军，以后又多次加封官位以笼络。大明七年（463），宋孝武帝更是进一步封长寿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这在当时的朝鲜半岛、倭国诸王中权位是最高的。而对高句丽而言，倾向于任何一边均对自己不利，因此采取了双边外交政策，既向宋朝贡，也与北魏修好。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高句丽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正式推进。迁都平壤后，以平壤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主要表现在都城规划、宫殿建筑、寺刹布局、墓葬形制等的全面汉化上。汉化的政治原因，是高句丽积极主动地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增强国力，以抗衡百济、新罗与倭国。
2.3.4高句丽与百济、新罗政治关系及对其建筑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