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政权的存在与发展，对百济、新罗文化的进程，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三国之间时而联盟、时而争斗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使得这三个政权间的文化交流也非常复杂，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大体而言，百济虽然传说为高句丽王族的后裔所建，但百济的历史中始终与高句丽战多和少，因此其建筑文化虽有部分高句丽的因素，但更强烈地表现出的是中国南朝的文化性格。
因文化发展更早、更先进，高句丽在新罗初期曾对其施加过相当程度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是新罗文化的早期来源。但在更长的时间段内高句丽对新罗采取的是遏制政策，竭力限制其国力增长和文化发展，尤其不能容忍新罗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交流，对百济亦是如此。这种策略导致的结果，就是新罗的文化长期得不到发展，直到统一新罗前不久才因为打通了与中国的联系通道而迅速发展起来，几乎在空白的基础上吸收起中国的文化来也就更为全面和彻底，取得的成就反而最大。
东亚各政权之间政治关系对文化的影响，从百济与新罗佛教发展过程的异同亦可见一斑。百济佛教初传的源头，是来自于东晋而非与之接壤的高句丽，亦非与百济隔高句丽陆路相望的前秦。这是因为百济与高句丽为敌，而灭亡了高句丽之敌一一前燕的前秦又与高句丽交好，百济当然不会再与前秦多有往来。此外，较之北方的“五胡十六国”，东晋被“海东诸夷”奉为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在，而且南朝与当时的北朝相比，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百济遂与较之前秦更为“正统”的东晋结盟，借东晋以自重来对抗高句丽。因此，百济虽然于简文帝咸安二年（372）才入朝东晋，但在此之前就已奉行东晋的年号。自公元4世纪60年代以来，百济与东晋往来日渐频繁，佛教于两者关系极为融洽之时，于公元384年由东晋传入则诚为当然之事。
而新罗佛教则是自高句丽传入的，因为三国之中，新罗立国最晚，初时它屡遭倭军侵扰，不得不寻求高句丽的帮助。公元402年，高句丽驱逐倭军，将新罗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新罗两度以王室子弟送与高句丽为质，两国间的良好关系持续了数十年，佛教或即在这期间传入新罗。但是，由于后来高句丽向南发展，促使新罗转而与百济结成联盟，共御高句丽，民间的佛教传播因此停滞，佛教受到王室的猜疑和排挤，直到法兴王时代才有改观。从公元5世纪上半叶讷祗王时的民间初传到公元528年法兴王正式宏法，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这是政治意志影响文化传播的一个典型事例。
2.4百济与中国、高句丽的关系及对其建筑文化发展的影响
相传百济国是以高句丽王朱蒙之子温祚为始祖的部落联盟一一“伯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到公元3世纪中叶古尔王时期成为占据汉江流域一带的部落联盟王国，后来逐步吞并了半岛东南的马韩，在近肖古王（364—375）时期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朝鲜半岛上与高句丽、新罗鼎足而立。
百济作为一个国家在朝鲜半岛上存在的时期自公元前18年（汉成帝鸿嘉三年、日本垂仁天皇十二年）至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日本齐明女皇六年），前后延续了近700年，历经中国的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等时代。忽略局部的差异而只察其大体，百济的文化发展以迁都熊津（475）为界，可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前半期的百济初都河南慰礼城，后迁都汉山城，文化发展的特色是在吸收汉郡遗留文化的基础上，部分受高句丽的影响，同时也陆续通过与中国的交往引入了一些两晋时期的文化因素；而后半期出于发展和自保的考虑，从中国的南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输入，其文化发展打上了鲜明的南朝文化的烙印，并影响到日本的飞鸟文化。
百济政权形成之初，高句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辽东与中原政权争夺势力范围，因此百济才趁隙发展起来，与高句丽也基本保持了和平的关系，在高句丽所继承的汉地文化的辐射下以及与中国的交往中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公元4世纪末期，东亚政治秩序发生新的变化，高句丽的战略中心向朝鲜半岛转移，开始经营朝鲜半岛，以其先进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压迫百济，发动了频繁的战争。广开土王六年（396）高句丽攻百济，“百残（济）王困逼，献出男女生口一千人”；长寿王六十三年（475），“王帅兵三万侵百济，陷王所都汉城，杀其王扶余庆，虏男女八千而归”；婴阳王十八年（607），“遣师攻百济松山城，不下，移袭石头城，虏男女三千而还”……诸如此类的战争，不绝于《三国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与作为百济主要文化来源的南朝各国非常相似，虽然百济文化和艺术均相当发达，但性格柔弱，在军事上始终不是高句丽的对手，都城一再南迁，自慰礼城迁至汉山城，又至熊津城，再至泗沘城，直至国亡。
在百济的早期，由于前述的原因，百济一度受到高句丽文化的影响。如积石冢这样的墓葬形式、山城的筑造技法等。由于文献记录和实物资料的缺乏，对百济初期建筑文化并无了解，更谈不上分析百济文化中接受的高句丽因素，但可通过一些山城遗址和间接的资料了解些零星的信息。高句丽对百济文化影响的实物资料，最直接的是百济营造的山城。山城本是东北亚民族在铁器时代晚期发展起来的城池形式，高句丽南进后一直延续了建造山城的传统；而百济亦接受了此种形制，在境内各地建造了大量的山城以抵御敌方的攻击，从这些山城遗址的选址特点、城墙筑造方法、防卫设施等来看，百济的山城无疑是与高句丽的山城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的。
2.4.百济与中国的关系及对其建筑文化的影响
在百济立国之初，作为中国边疆政权之一的高句丽的势力尚未大举进入朝鲜半岛，因此百济曾统治过现在韩国的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等区域，大体位于朝鲜半岛的中、西南部，控制着半岛内部汉江、锦江等重要河流以及中国与日本间的交通线，在对中国的文化交流中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百济所辖的疆域，在百济建立之前，就与汉文化已有一定的联系，如中国战国时代燕国的货币一一易刀钱在全罗南道江津地区也有所发现；西汉与东汉时代所制造的五铢钱在济州岛、东南沿海的马山等地都有所发现，王莽新政时期的大泉五十、货泉等在远至朝鲜半岛东南、西南沿海的金海、海南、济州岛等地都有出土。然而，百济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盛期，则是以佛教的传入拉开序幕的。枕流王元年（384）佛教传入百济，以佛教为载体，中国的建筑技术和艺术大规模地传入了百济。
但是，百济积极展开与中国的交流，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朝鲜半岛三国竞争激烈，4世纪后期中国进入混乱和分裂的时代，此前所建立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崩溃，高句丽与百济、新罗为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倭国也对朝鲜半岛虎视眈眈，而各政权与中国的关系势必影响到半岛各国的力量均衡。特别是高句丽在公元427年南下迁都平壤，将中心势力直接推进到百济边境；盖卤王二十一年（475）百济当时的都城汉山城陷落，不得不将都城从汉山城南移到熊津。在高句丽咄咄逼人的态势下，百济的危机感日益加深，因而寻求密切与中国的联系的动机更为强烈。当时高句丽与北魏修好，而北魏与南朝对立，因此百济只有转向中国南部寻求支持，与东晋、南朝的关系都很密切。东晋时期佛教传入百济（据文献记载，为枕流王元年即公元384年胡僧摩罗难陀第一次来百济），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大规模输入，并且在迁都熊津以后，建筑中出现了明显的向南朝建筑风格的转变，尤其是在泗沘时期，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
百济后期，逐渐强盛起来的新罗因打通了对中国的出海口而进一步强化了与隋、唐的联系，占据了今天庆尚道、忠清北道、京畿道、江原道和咸镜南道全部以及全罗北道、黄海北道和平安南道的一小部分，这对百济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而在中国，隋灭陈及唐灭隋后，百济出于传统的习惯未曾谋求与新兴的主导势力一一隋、唐建立积极的关系，反而是与过去的宿敌高句丽结盟，甚至求助于一向对朝鲜半岛怀有勃勃野心的倭国，以对抗得到唐朝支持的新罗，摆脱灭亡的命运。这一战略决策形势不明，视野狭隘，目光短浅，在当时的东亚战略格局中把自己摆在了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地位，最终导致亡国。
两晋之前，百济与中国的往来并不算频繁；而百济后期隋朝享柞不久，唐朝也刚刚建立，而且很快就发生了对百济的战争，因此也谈不上对百济文化的影响。百济所吸收的主要是南朝的文化，而且在朝鲜半岛的“三国”之中，唯有百济与东晋、南朝的关系最为亲密。宋武帝即位的永初元年（420），出于传统的友好关系，即将百济王的官位从东晋所授的镇东将军晋升为镇东大将军。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孝武帝大明元年（457）、明帝泰始七年（471），百济多次遣使入贡，进一步加深了百济与宋的友好关系。虽然倭国不断地要求，宋也始终拒绝授予倭王以“都督百济诸军事”一职，导致倭国大为不满。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又进封百济王为“征东大将军”，普通二年（521）又改授为宁东大将军。梁武帝在位的四十余年间，百济的使者多次来到建康，向梁进贡，而梁则赠送百济各类典籍，并派遣“毛诗博士”和画师、工匠等到百济，百济与南朝的亲密关系达到高潮。百济对南朝的感情，从以下记叙中可略知一二。《三国史记》卷二十六、圣王条记载：“二十七年（549），王不知梁京师有寇贼，遣使朝贡。使人既至，见城阙荒没，并号泣于端门外，行路见者，莫不洒泪。”这样密切的交往，使得百济的建筑文化，体现出浓厚的南朝性格。百济这种以汉文化为基因，吸取了南朝风流的文化经积淀东传新罗，南传日本，既对新罗的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亦促成了日本飞鸟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在中国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是非常活跃的，文献记录和考古资料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是百济文化的实物留存下来者较少，尤其在木结构建筑样式上，因为没有形象材料，所以了解起来非常困难。不过在都城规划、寺刹布局、陵墓形制、造像艺术等领域的现存遗物，均能反映出百济文化强烈的南朝风格。
2.4.3百济与日本的关系及对日本建筑文化的影响
在朝鲜三国之中，百济与东晋、南朝的关系最为亲密，与日本的关系也甚为友好，尽管倭王多次向中国皇帝谋求获得对百济的控制权（“都督百济诸军事”），百济亦未因此与曰本发生纷争，因此百济起到了倭国与东晋、南朝交通媒介的作用。如倭王武致宋顺帝的表文所述，倭国遣使派往建康，就是取道于百济。也许是因为5世纪以来南朝始终不授予倭国国王所要求的“都督百济”的称号，其控制朝鲜半岛的计划也得不到南朝的支持，因此进入6世纪以后，失望的倭王们便不再与南朝来往，从而使倭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陷入一个相当长的断绝时期一一日本史称“空白的世纪”。这一时期倭国主要是辗转通过百济了解中国的文化，如据《日本书记》记载，倭王武在位时，曾从百济引进“陶部”“鞍部”
“画部”“锦部”等各类工匠，促进了日本艺术和手工业的发展；近肖古王时期儒家和道教的思想比较盛行，百济的王子阿直歧与博士王仁将论语和孝经传入了日本；百济曾向倭国派遣五经博士，6世纪中期百济还向倭国派遣僧侣，传播佛教。日本的佛教，大约是在6世纪的时候从百济传入的。百济圣王三十年（552），百济向日本输出佛经、佛具、佛像，大量的学者、匠人等跨海来到日本，中国的典籍、文物辗转百济进入倭国，对促进日本的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终百济一国，百济在沟通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关系上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中国南朝的文化，通过百济传入日本，催生了日本的飞鸟文化。
2.5新罗、统一新罗与中国的关系及对其建筑文化发展的影响
2.5.1新罗及统一新罗与中国关系简史
新罗是以古代三韩中最小的部族联盟之一一一斯卢国为核心发展起来的，但长期发展非常缓慢，直到4世纪后期才开始具备了初步的国家体系。在6世纪之前，新罗艰难地生存在朝鲜半岛的东南一隅，文化落后，国力贫弱；而且因地理位置的关系，仅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两次（377、382）派遣使者与前秦通好而没有取得积极的回应，新罗也未再谋求发展与中国的关系。5世纪之前的新罗主要依附于高句丽，其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多以高句丽为借鉴，甚至其国的存亡也仰仗高句丽之卵翼。奈勿麻立干四十五年（400），倭兵入寇，高句丽广开土王率兵进入新罗境内驱逐倭兵，新罗方得以保全。在新罗的古都庆州曾出土了一件刻有“乙卯年国冈上广开土地好太王壶杆十”铭文的青铜盒，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实证。
但是，虽然新罗初期的王权以高句丽的势力为背景而确立，且经常接受高句丽的支援，但随着高句丽南进战略的实施，新罗逐渐成为高句丽觊觎的对象。为了摆脱这种压力，5世纪中期以来，新罗遂与百济结成同盟，公元433年高句丽长寿王攻陷百济之都一一汉城时，慈悲麻立干曾遣军协助百济作战。到5世纪末、6世纪初智证王（500—514）时，改国号为“新罗”，开始采用中国式的王号（称“王”而不称“麻立干”）。此时的新罗终于有能力也有必要发展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普通二年（521），新罗使者同百济武宁王的使者一同来到建康朝贡，由此展开了积极的文化吸收过程，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包括佛教也以此为契机，开始成体系地传入新罗，新罗逐渐走上了律令制国家的发展道路。法兴王（514—540）时期颁布了律令，制定了官等制度（520），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家体系。特别是法兴王十四年（527），佛教正式得到王权的承认，佛教遂成为新罗的统一意识形态，对整个新罗的社会面貌和文化氛围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罗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在真兴王（540—576）时期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通过与百济的结盟，新罗占领了原属高句丽的汉江上游地区。但是已经成长起来的新罗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胜利，反而乘机消灭了一同作战的百济军队，占领了整个汉江流域，从而打开了通向中国的通道，为国力的强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