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交通线的打通，使得新罗的文化迅速地发展起来，新罗王都庆州一带的铃塚”“瑞凤塚”“天马塚”等古坟中出土的文物表明，此时新罗在政治、经济和工艺技术等方面比起之前来有了跳跃式的进步，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强大起来的新罗逐渐向南扩张，
从而与盘踞在任那的倭国（直到唐时，始有“日本”之称）军队发生冲突。据《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二十一年（527）
大和朝廷因发兵征讨新罗，军队却在福冈县境内遭到当地豪强的袭击，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磐井”之乱。叛乱虽于次年平定，但倭国与新罗军事力量的对比却发生了变化，导致倭国在朝鲜半岛战事的失利。公元660年，高句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
新罗王请求唐朝出兵救援。在唐朝军队的打击下，公元660年百济亡国，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实施直接的统治，而这与新罗统治半岛的野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文武王十一年（671）新罗军队攻占了泗沘城，鞭长莫及的唐朝只得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至新城，至此朝鲜半岛南部事实上由新罗所统一，史称统：“金冠塚”金统一新罗前后，中原王朝、半岛政权、东北诸族乃至日本列岛各大势力先后在朝鲜半岛展开角逐，合纵连横，形成了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隋、唐两代相继攻伐高句丽，尤其是唐、罗联军相继攻灭百济和高句丽，对朝鲜半岛的历史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罗对半岛南部的统一就是这场战争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而统一新罗的成立又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政治均衡，东亚各种势力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的一轮斗争和力量重组。在这一新的政治格局中，唐朝与新罗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背后，各地区、国家间的相互接近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蓬勃发展，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成熟。
2.5.2唐、罗“冷淡时期”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影响
若较粗泛地描述统一新罗文化与唐文化的关系，当然是在高度发达的唐文化的照耀下，统一新罗几乎是全面地展现出唐文化的风格，从其思想意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到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无不如此。然而，若进一步仔细考察，则能发现在统一之初，新罗与唐朝曾有一段长近百年的“冷淡时期”，大约为高句丽亡国至渤海势力兴起之间。这一时期内，新罗主要致力于自身统一事业的巩固和发展，而唐朝则由于诸多原因，对新罗并未采取积极的对策，因此双方来往较少，只有少数几次朝贡、册封，盛唐的文化还未如后来那样涌入新罗，因此这段时间内新罗的文化发展主要是消化整合和吸收百济及高句丽遗留下的文化传统。
分别在北朝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高句丽文化和在南朝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百济文化，在这一时期同时融入新罗。这个融合的过程恰恰由于这近百年与唐之间的“冷淡时期”，并未因盛唐文化的辐射而被弱化甚至打断。其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影响在于，统一新罗得以继承和保留了高句丽、百济积淀下来的一些建筑文化特点，如山城筑造技法、佛塔形式、造型意匠等，这些文化特点由统一新罗保留并继续发展，并为高丽和朝鲜王朝所继承，反映在建筑文化上，就是直到朝鲜时代，朝鲜半岛仍然保留了大量中国唐及此前的形式和技法（如“柱心包”系建筑中所表现的那样）。
大约在七八世纪之交，唐、罗双方的“冷淡时期”终于被渤海国（698—926）的建立而打破。渤海国兴起后，不仅在唐朝的东北边境扩张势力，而且也南向朝鲜半岛开疆拓土，对统一新罗形成很大的压力。唐王朝为了有效地牵制渤海国的力量，需要笼络新罗以使渤海国两面受敌；而新罗的统一得以巩固以后，也需要恢复与中原王朝的传统友好关系，一方面需要大力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依靠唐朝的力量同渤海以及倭国在政治、军事上抗衡。于是，唐、罗关系逐渐进入了持续友好、全面发展阶段，而统一新罗的文化，也就带上了更为浓厚的唐文化色彩。
2.5.3统一新罗与唐的积极关系及建筑文化的唐化
2.5.3.1官方联系及民间贸易的加强
在唐王朝存续的7世纪前期至10世纪初期，根据权真永《古代韩中外交史一一遣唐使研究》一书的统计，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对唐的朝贡活动中，高句丽先后派出24次、百济派出25次、新罗则派出过178次，新罗派出的遣唐使次数最多，派遣频率非常之高，有时一年达三次，甚至在安史之乱中，新罗与唐朝的官方往来也没有停止，如至德元年（756），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幸蜀，新罗使者溯江至成都朝贡。唐玄宗大为感动，御制并书五言诗赐新罗景德王，以“嘉新罗王岁修朝贡，克践礼乐名义”。
唐与新罗的经贸关系基本上可分为政府间利用外交使节来往进行的官方贸易和民间商人进行的私人贸易两种。在新罗统一以前，官方贸易占主要地位，后来随着双方联系的日趋紧密，民间贸易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新罗与唐的官方贸易是极为频繁的。在唐王朝存在的289年间，新罗以朝贡、献方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共向唐派出使节178次，唐以册封、答赍等名义共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新罗使团每次赴唐，都带来贡物进献唐朝皇帝；唐朝皇帝不仅给予隆重接待，而且在其归国时向新罗国王和王室回赠礼品。唐朝使节到新罗时亦如此。新罗统一后，随着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双方往来的主题更多地转移到了经济文化方面，礼品的交换逐渐演变成正常性的官方贸易，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了。除了奢侈品，政府间也有一些对平民生活产生影响的物品交换，发达的海上交通也为唐、罗间的民间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如茶的种植和饮茶的习惯就是在善德王时（632—647）传入朝鲜半岛的。
9世纪以降，由于两国中央集权的衰落，官方贸易逐渐陷于停滞。从公元840年到899年的60年间，新罗仅向唐派遣使节6次。于是，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贸易也逐渐转到了私人手里，山东半岛与新罗、渤海的民间贸易尤其发达。统一新罗方面，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更多，而且形成了操纵两国贸易的大商人集团，如著名的张保皋集团。当时的日本使节、僧侣、留学生、商人往往经过新罗或雇佣新罗商船往来中国。
2.5.3.2频繁的人员往来
频繁的人员来往是唐、罗关系密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唐采取对外开放、吸纳移民的政策，也由于交通的便利，有唐一代众多的遣唐使团、官员、学生、僧人、商人、农民、士兵纷纷来唐求学、求法、经商、务农、从军，扩大了文化交流的层面和规模。
在唐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中，双方政府间文化交流在国家层面上直接促进了新罗的发展。新罗特别重视遣唐使的派遣，遣唐使的大使、副使多由新罗身份制度“骨品制”中的上层人士担任，尤其值得注目的是，曾经出任遣唐使、后来登上新罗王位者，前后竟有6人之多。除此之外，担任过遣唐使的官员中，历任上大等、侍中、兵部令、都督等职者，更是不可胜数。整个新罗的统治阶层，对唐是非常了解的。新罗政府还每年向唐派遣十名官费留学生，由新罗朝廷供给书费，唐鸿胪寺供给衣粮。新罗对归国的留学生往往加以重用，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官员。这些措施都大大刺激了新罗留学生赴唐的积极性，也促进了新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
当时在唐求学的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他们可分为官派和私慕来华两类，毕业后可在唐参加宾贡科考试，考中的也可在唐任职。同时，大量学生学成后归新罗并担任要职，使得唐文化在新罗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除了留学生和僧人，还有大量的新罗人来到中国，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8至9世纪，唐代沿海地区形成了大量新罗侨民的聚居区一一新罗坊。这些新罗坊主要分布在长安和河北道、河南道以及淮南道的沿海地区，尤其山东半岛、江淮地区的傍海地带和运河两岸是新罗侨民的聚居地。
2.佛教的发展
统一新罗的国家和社会意识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佛教。新罗虽然为了巩固王权，也大力提倡儒学，积极釆用儒学的治国理念，在神文王二年（682）就曾模仿唐制，设立国学，景德王时期将国学更名为太学，成为国内最高学府，但因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的制约，儒学在新罗时期尚未得普及与兴盛，相比之下佛教发展得更为顺利，得到自上到下的广泛信奉和尊崇。统一新罗时期，大批留学僧来唐，使得中国的各大佛教宗派纷纷传入新罗。朝鲜半岛佛教的五教九山都在新罗时期奠基。例如，师从中国华严宗大师智俨的新罗僧人义湘归国后，创建了浮石寺，在新罗传播华严宗的教义。新罗名僧元晓虽然未曾留学中国，但洞察了各宗派间的矛盾，力图融合各宗派，创设了所谓的“海东宗”。这些宗派间的互相竞争带来了佛教思想大发展的时期，使得佛教得到王权的全力支持。大量寺刹的建造需要，促成了引进唐代的建筑艺术和技术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新罗建筑文化的发展。
3.建筑文化上的表现
在前述文化大交流的时代背景下，统一新罗时期的建筑文化，深受唐的影响，在都城的规划形态、宫殿的建设、双塔式伽蓝布局、木构建筑的形式与技术、模砖塔、住宅与园林等方面均有所表现，充盈着唐风唐韵。这一时期对唐的模仿是相当全面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不但当时的建筑形式与技术，与建筑有关的制度如“家舍规制”等也明显是仿唐的制度而来。统一新罗所吸收的唐代建筑文化，在唐亡后持续发展。
2.5.3.3积极而全面的文化交流
1.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
新罗全面学习唐代的先进文化和社会制度，积极地进行了经贸往来，促进了社会的飞跃发展和快速转型，以至于新罗在中国文献中被誉为“有类中国”的君子之国。统一新罗的政治制度是参照唐时的制度建立的，649年改章服名号、650年行中国年号。至景德王（742—756）时，新罗的国家政治制度已基本完善，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制度方面也建立了州郡。在经济制度上，新罗模仿唐代的均田制，实行丁田制和食邑制；在赋税和户口的管理上，新罗引入了唐代的租庸调法、户籍制。在农耕技术、天文、历法、阴阳学、中草药学等方面，均积极地习用唐的先进经验和成果。新的学者、僧人等对文学和文字的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使汉语文学在新罗得到了极大发展，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汉语作品。
沿用到高丽时期，并在高丽时期融合了来自宋、辽金、元以及中国南方的建筑因素，混合成所谓的“柱心包”系建筑，一直沿用到朝鲜时代末期，可见唐代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2.6高丽与中国的关系及对其建筑文化的影响
2.6.1高丽所处的国际环境
高丽立国前后，正值因唐朝的消亡而导致东亚局势失去主导后的又一个混乱时期。在政治上，唐朝衰亡后中国大陆陷入分裂，渤海、统一新罗相继灭亡，越南也脱离了大陆中央政府的控制，此前依托强盛的唐朝而形成的东亚政治秩序崩溃瓦解。虽然经过五代十国的纷争后，北宋重新建立起统一的王朝，但孱弱的北宋对东亚政治局势的支配能力远不如唐。这些政治形势的变动对东亚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几乎与大唐盛极而衰同时，统一新罗后期内乱不断，最后分裂成所谓的“后三国”（前后约持续了50年。后三国除残存的统一新罗政权外，还包括甑萱于892年建立的后百济国；弓裔于918年建立的后高句丽国）。公元935年，后高句丽国的豪族之一王建推翻了统一新罗政权，消灭了朝鲜半岛上的其他主要割据势力，建立起了高丽王朝。但是，在高丽初期，各地豪族的势力仍然比较独立而且势力强大，因此初期的高丽政权可以看做是各地豪族势力某种形式的联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末期高丽第6代王成宗时才得以结束，高丽朝廷重新建立起了中央集权体系。
高丽一朝，前后延续四百五十余年。其间中国朝代更迭，风云变换。先是北宋与契丹（辽）对峙，尔后女真（金）兴起，灭北宋及辽，宋室南渡，金则迅速被蒙元所灭，最后南宋国亡，而元亦亡于明。因此高丽一朝所要处理的政治关系，主要在宋、辽、金、元之间。
高丽建国之初，中国正处于“五胡乱华”的时期，盛唐奠定的东亚政治格局不复存在，海东诸国认为“王道已失”，日本、高丽均在积极谋求取代中国的中心地位，自我意识膨胀。日本因在统一新罗初期与唐、罗联军的战争中惨败，遂再次潜心追赶中国，经数百年的努力后势力再次强大，又见唐亡宋弱的东亚支配权的真空，于是在高丽后期再次图谋朝鲜半岛，更进一步使得高丽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化。
就高丽王朝而言，其初期自我意识膨胀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在国家体系中采用了皇室制度，这与后来朝鲜王朝采用的藩王制度有着明显差别。例如：高丽国王死后立庙号，自太祖、惠宗至元宗；国王自称为“朕”；首都称“皇都”而非“王城”；王宫称“皇城”；国王命令称“诏”；王位继承人称“太子”而非“王世子”或“元子”；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而非朝鲜王朝所称之大妃”；官制与中国相同，设有尚书省、中书省、六部、枢密院等。这也是高丽都城开京中进行的一系列包括“皇城”“皇宫”在内的建设活动的政治背景。
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作为开国之君的王建积极釆取北进政策，将领土向北扩大到清川江流域，定都开京，将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北移，意图恢复“高句丽故土”，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这一举动对高丽建筑文化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简言之，这意味着庆州为中心、带有唐文化色彩的新罗平地型建筑文化逐渐褪色，而开创了山地型城市和建筑的时代，具体表现在风水学说的盛行、山地型城市和伽蓝配置的出现、木构建筑的山地化、自然山水园林的发展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