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像太祖、光宗这样的高丽初期国王们的勃勃雄心，很快因北宋的建立以及在辽、金、元的屡次打击下而迅速烟消云散。高丽成宗十二年（993），契丹第一次进攻高丽，高丽战败，被迫断绝和北宋的关系，向辽称臣。高丽显宗九年（1018），辽第三次入侵高丽，因高丽的顽强抵抗，辽不得不放弃了吞并高丽的计划，但对高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此后为了防止来自北方的入侵，高丽在其北部边界修筑了千里长城，并且不断加强与宋的联系以求自保，使得其文化艺术中逐渐融入了北宋的精神气质，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成果以闻名于后世的高丽青瓷为代表，在建筑文化中亦表现出宋的重要影响。
除契丹外，崛起于东北的女真也是高丽不得不面临的严峻威胁，尤其是女真各部统一、建立金国之后。金于1125年灭辽，并迫使宋室南迁，中原文化遭到极大的破坏。金取代了北宋，成为与高丽山水相接的强大势力。高丽虽然不得不屈服于金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但在文化上仍然奉南宋为正统，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南部先进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海上交通与中国南方的浙江、福建等地区进行。这样的政治局势，是高丽中、后期的建筑文化中出现中国南方地域因素的重要原因。
金灭辽不久旋即为崛起于草原的蒙古所灭，朝鲜半岛也成为蒙古夺取的目标之一。蒙古的第一次入侵结束后，高丽高宗十八年（1231）迁都江华岛，以避蒙古铁骑；但蒙古在前后20余年间6次进攻高丽。1258年江华岛陷落，高丽王室终于向蒙古臣服，成为元直接管辖的“征东行省”，彼时南宋已经灭亡。在元的直接统治下，高丽某些建筑中直接出现了元的某些建筑形式和技法。
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高丽虽欲与明建立正常关系，但明朝始终警惕于高丽与蒙元残存势力的联系，因而拒绝了高丽朝贡的请求。高丽只得继续依附于蒙元残余势力，甚至协助北元对抗明朝，派遣都统使李成桂进攻辽东。李成桂的头脑比较清醒，对当时的政治发展趋势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反对出兵与明敌对，于是在行军途中发动兵变，于1392年在开京废黜高丽国王自立，奏请明太祖后定国号为朝鲜，高丽遂亡。这样的政治形势发展，使得高丽后期没能成体系地引进明代的木构建筑形式和技术，而将这一任务留给了朝鲜时期来完成，这也是朝鲜立国不久，“多包系”建筑就突然盛行的历史原因之一。
此前已经述及，朝鲜半岛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接受中国文化因素的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出一些特殊的处理手法。这些手法一旦形成，因其较强的适应性，虽然在中国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仍然在种种历史条件下得到维持。这些手法中包括高句丽的山城、百济的佛塔造型等，经由统一新罗的传承，在高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类似于平安时代之于日本，高丽时期可以看做是朝鲜半岛对当时吸收的中国文化因素，以及此前延续下来的建筑文化进行整理的时期。高丽之所以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2.6.2高丽与北宋的关系及对其建筑文化的影响
从高丽立国起，到与金缔结和约的高丽仁宗四年（1126）的190余年间，是高丽文化发展的初期。初期的高丽继承了统一新罗的文化成就，继续尊崇佛教，同时部分地受到北宋的影响，文化进一步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一时期的木构建筑在形式上继承了统一新罗时代所吸收的唐风，但融入了北宋和辽的影响，如减柱、移柱手法等，形成了所谓的“柱心包第一形式”，留存至今的实例唯有安东凤停寺极乐殿一座。若忽视北宋与高丽间的关系，而单纯分析高丽的木构建筑，则很容易误认为统一新罗与高丽木构建筑之间存在着一种突变。而其实这种“突变”，不过是不同文化来源的外在表现。
高丽与北宋的文化交流，深受两国间政治关系的影响。高丽建立之初，正值宋辽对峙之际，辽对高丽朝贡宋朝之举大加诘难，并多次发兵进攻高丽。由于北宋羸弱，高丽不得已臣属于辽，并在辽的重压下，于1030年后中断了与北宋的政治联系达40年之久。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宋改变了过去对高丽“来不拒，去不追”的政策，主动发展与高丽的关系，宋、丽两国出于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又重新恢复了官方联系，进入了宋、丽关系的黄金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大增。如据《高丽史》记载，高丽睿宗重修安和寺，“因使介如宋求妙笔书扁额”，身为蹩脚皇帝暨高明艺术家的宋徽宗为之“御笔书佛殿扁曰能仁之殿”，并命太师蔡京书门额曰“靖国安和之寺”，与“十六罗汉塑像”一并赐与高丽。又如政和六年（1116），高丽贡使王字之还国，宋徽宗“以金函盛佛牙头骨以赐”，高丽王奉置于外帝释院。数年后，高丽又“迎入佛骨于禁中”，置于山呼亭。高丽开国初期虽然曾尝试过取中国而代之，成为东亚的政治领袖，但在北宋建立之后，便迅速承认了北宋的中华文化正统地位。为了迎送宋之使者，高丽将原来作为文宗别宫而建造的大明宫，在文宗三十二年（1078）改称顺天馆，作为接待北宋使臣的国宾馆，据《高丽图经》载，其规模和形制与高丽王宫相同，足见高丽对北宋的重视程度。但是，因为辽的存在阻断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宋丽之间主要依靠中国南部的港口渡海往来。
宋代北方虽然经常与辽、西夏、金发生战争，但南方远离战场，长期内社会相对比较安定，人口大量增加，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十分繁荣，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北宋朝廷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泉州设立提举市舶司，使福建海商可以直接从泉州进出港口，大大方便了出海贸易。此后，福建沿海一带特别是闽南地区去海外经商者大量增多，对外贸易空前繁荣。高丽也非常重视与宋朝的通商，专门在开京南门外为中国商人建造了宾馆。《高丽图经》云：“自南门之外及两廊，有馆凡四：曰清州，曰忠州，曰四店，曰私宾。皆所以待中国之商旅……贾人之至境，遣官迎劳，舍馆定，然后于长令（殿）受其献，计其直（值）以方物数倍偿之。”又据对《高丽史》相关记载的统计，宋代前往高丽的“宋人”和“宋商人”不下百次，人数多者每次有上百人，其中有不少是福建籍的。北宋初年，中国与高丽贸易的港口主要是登州（蓬莱），但以后就逐渐移至明州（宁波）和泉州，尤其是在南宋时期。至此，宋代到高丽贸易的中国商人中，福建籍的占大多数。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中，对宋代到高丽的福建商人进行了统计，显示从北宋真宗祥符六年（1013）到南宋高宗绍兴卅一年（1161）的近150年间，福建人成批到高丽共有20多次。《宋史·高丽传》云：“（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终身”。这些前往高丽的福建人不仅促进了两地间的商品交换，而且也对加强宋朝与高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而且有特别技能者还被“诱以禄仕，或强留终身”，将中国的技术传到了高丽。这对高丽建筑中出现诸多中国南方建筑的因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思想意识层面上，中国宋代性理学的导入亦对高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优秀的高丽学者在中国的科举中及第入仕，长期生活在中国研究学问，归国后将性理学引入了高丽的思想界，促使高丽逐渐兴起了一个被称为“新进士流”的学者阶层。新进士流阶层的登场，在建筑文化层面的结果就是促成了各地纷纷建起祭祀孔子的文庙和讲授儒学的乡校。
2例如，太平兴国元年（976），高丽政府派金行来宋留学，一年后“擢进士第”，任职殿中丞。宋太祖时，高丽康戬也“随宾贡肆业国学”，太平兴国五年（980）中进士，既而在宋为官，“以清白干力闻”，宋太祖曾经多次“褒其能政”，后来官至工部郎中，卒于宋（脱脱等.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雍熙三年（986）十月，高丽“遣本国学生崔罕、王彬（按：韩国史书作“王琳”）诣国子监肄业”。淳化三年（992），宋太宗亲试诸道所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授以官职遣还。政和五年（1115）七月，金端（《宋史》作“金瑞”）等5名高丽人来宋朝太学留学，每学一经，都有3名博士为之讲授与辅导。政和七年（1117）春，宋徽宗亲自测试高丽留学生，赐“上舍及第”遣归。金端等归国后，曾任太子之师。（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影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11）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6。）元代，高丽也有人在中国留学和中进士第，李穑即其代表。穑字颖叔，其父曾在元朝任职，穑因得以在元国子监留学3年。高丽恭愍王二年（1353）入元应举，明年赴廷试，擢第二甲第二名。曾任职于元翰林院。东归后，累官至门下侍中。有《牧隐集》传世。高丽名儒白颐正，也曾在元朝留学。《高丽史》本传说：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颐正在元学而得之，东归后予以传播。其时，在元参加科考中第的高丽贡士更多。史留其名者有朴仁干、安轴、崔瀣、李衍宗、李文靖、安震、安辅、崔龙甲、尹安之等。
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开封，宋室被迫南迁，偏安一隅。高丽与中国的文化和经济来往的重心，遂转向中国南部，具体而言就是今日之浙江、福建一带。事实上，早在北宋时期，浙江、福建地区与高丽的文化和经贸往来，就已经相当活跃。
由于南宋时期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在南方，而且高丽与福建等地的人员和物资来往均盛，因此南宋福建等地的建筑形式对高丽这一时期的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斗拱的细部手法上。中国南方的因素与高丽一直以来使用的建筑形式相混合，形成了所谓的“柱心包第二形式”，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建筑如荣州浮石寺无量寿殿、礼山修德寺大雄殿等。此外，高丽禅宗在这一时期亦得到较大的发展。虽然高丽禅宗思想对建筑的具体影响有限，但对人们主观世界的影响很大。王位无常，兵火频繁，民族争战，佛教对社会所起的影响越来越消极，蜕变为息灾延命、寂灭为乐的一种手段。因此高丽文化艺术初期所继承的统一新罗来自于唐的那种明朗、刚健的风格逐渐消失，而代之以充满了哀调和寂照的氛围，成为朝鲜半岛文化艺术气质中的寂照美、静态美等审美情趣的重要起源。
2.6.4元的统治及其对高丽建筑文化的影响
13世纪初，蒙古势力横扫欧亚诸国。高丽虽经过顽强的抵抗，但仍然被迫在1260年投降元朝，此后的近百年间作为“征东行省”直接纳入元的统治之下。元对高丽人民的压迫是沉重的，特别是为了征伐日本，役使高丽人建造战舰、征集物资，给高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然而在另一个方面即在文化层面上，元的统治给朝鲜半岛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并通过元的辽阔疆域，朝鲜半岛得以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蒙元的风俗、文物制度等对高丽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元的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喇嘛教的引入、佛教的逐渐世俗化，并且掺杂了密宗的因素和风水图谶思想、民间信仰等内容，佛教逐渐从此前的“王室佛教”发展成为迷信化了的民间佛教。
在元的统治下，高丽佛教界仍然和高丽王室维持了紧密的关系。高丽末期创建的大型寺刹多为王室直接促成的结果。如燕滩的心源寺、安边的释王寺、阳州的桧岩寺等就是代表性的例子。据高丽末期的文人李索耳记载，桧岩寺共有建筑262间。现在该寺仅余台基若干处，可以看出是在平坦地形上秩序井然的布局，周边建有回廊，仍然维持了平地型寺刹的建造模式。但是，佛教寺刹中受到元代影响的建筑实例不少，如敬天寺十层塔，就是元代的工匠直接建造的。该塔原本位于开京附近的敬天寺，是王室举行佛教仪式的地方。《东国舆地揽胜》载：“敬天寺在扶苏山，寺有石塔，十三层刻十二会相，人物耸动形容森爽，其制作精巧天下无双，读传元脱脱丞相以为愿刹，晋宁君姜融募元朝工匠，造此塔，至今有脱脱姜融画像……。”敬天寺是作为元代丞相脱脱的“愿刹”而建，其十层塔则由元代的工匠筑成，用白色大理石建造，台基3层，殿阁3层，其上再立7层塔身，造型独特。汉城附近大圆觉寺内的大理石塔形制几乎与之相同，细部雕刻的手法也如出一辙，建造时代也相近，因此可以推测是同一批工匠所建造。又如江原道五台山的月精寺中遗存的八角十层塔，与高丽原有的石塔系统完全不同。再如麻谷寺石塔顶部的喇嘛塔，很明显是元代喇嘛塔的直接仿制品。
元的建筑匠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介入高丽的建设活动，给高丽的建筑文化带来了一些新的手法。正是在元代，中国早已广泛使用的带补间铺作的木构建筑形式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初步产生了所谓的“多包系”建筑，代表性的遗存如黄州心源寺普光殿等。
2.7朝鲜与明、清的关系及对其建筑文化的影响
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与周围邻国间，存在着一种称为“天朝体制”的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的形成，是由于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差距所造成的，是一种特殊的等级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与殖民统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并不具体干涉藩国内政，更不染指其领土，亦不谋求经济上的特殊利益。
就一般的宗藩关系而言，藩属国的国王须经过宗主国的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藩属国需定期向宗主国进贡；宗主国负有保护藩属国的统治秩序之责任。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这种宗藩关系贯穿始终（到日本强占朝鲜之前）；如百济、统一新罗、高丽、朝鲜均是如此，而朝鲜王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最深、最密切，而且因宗藩关系代理的天朝礼制秩序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影响在朝鲜时期表现得也最为明显，成为政治关系影响建筑文化的又一例证。
2.7.1朝鲜与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