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假定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她的全部亿万居民突然被一场地震吞没，那么一个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富有人性的欧洲人在获悉这个可怕的灾难时会有什么感受？我认为，他首先会表示深切的悲伤。如果他是一个投机商人，还会想到这种灾祸对欧洲的商业和全世界的贸易的影响。当他做完了这些精妙的理论推理，当他充分表达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感，他就会像往常那样做他的生意或追求他的享受，好像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明天将要失去一个小指头，他今晚就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是，假如中国的亿万同胞中没有他认识的人，他在知道了他们毁灭的消息后仍将呼呼大睡。亿万人的毁灭同他微小的不幸相比，显得无足轻重。
155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高尚的人在所有场合，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他人的更大利益而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呢？不是温和的人性力量，不是天性燃起的仁慈火花。在这种场合发挥作用的，是良心，是在我们内心的那个人，是那个评判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人。一旦我们将要威胁到他人的幸福，他就会向我们大声疾呼： 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并不比其他人更重要，如果我们过分看重自己，就会遭到其他人的憎恨和咒骂。
156有两派不同的哲学家试图教我们学习道德课程中最困难的一课，矫正我们情感中的不公平——太看重自己而过分轻视别人。其中一派努力想要增强我们对他人的利益得失的感觉能力；另一派则努力想要减弱我们对自己的利益得失的感觉能力。第一派哲学家要我们同情他人就像我们同情自己那样；第二派哲学家要我们同情自己就像我们同情他人那样。
157第一派道德学家指责我们： 在这么多人处于不幸时，我们在愉快地生活。有这么多不幸者，他们在灾难中挣扎，在贫困中煎熬，在受疾病的折磨，在担心死亡的到来，在遭受敌人的欺侮和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对自己的幸运满怀喜悦，这是邪恶的。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抑制自己的快乐。但是，首先，对自己不知道的不幸表示过分的同情，是荒唐的。整个世界平均起来，有一个不幸的人，就有二十个人在高兴之中。没有理由可以说明，我们应当为一个人哭泣而不为二十个人感到高兴。其次，这种不自然的怜悯，不可能全部做得到。这种故作多情的悲痛并不能感动人心，只能使脸色和谈话变得阴沉和不愉快。最后，这种德性无济于事，只能给自己带来烦恼而不能给别人任何好处。
158毫无疑问，所有的人，即使是那些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人，也有资格得到我们良好的祝愿，我们也自然会给予他们良好的祝愿。但是，当他们陷入不幸时，让我们自己烦恼，似乎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责任。按照造物主的明智安排，对于那些我们既无法帮助也无法伤害的人的命运，对那些各方面都同我们毫不相干的人的命运，我们只要稍加关心就足够了。如果一定要改变我们这种原始天性的话，那么这种改变并不能使我们变得更好。
159另一类道德学家通过降低我们对自己利益的感受，努力纠正我们重视自己而轻视他人的倾向。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出全部古代哲学家派别，尤其是古代的斯多亚学派。根据斯多亚学派的理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人不应该把自己视为独立分离的东西，而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世界公民，看做浩瀚的大自然界共和国的一个成员。他应当为了伟大的整体的利益而甘愿放弃自己的蝇头小利。他应该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看做邻居的事情，换言之，像邻居看待我们的事情那样，看待自己。
160在绝大部分人心中，对子女的爱超过对父母的孝顺，这是出于造物主明智的安排。因为人类种群的延续主要依靠对子女的爱，而不是对父母的孝顺。在正常情况下，子女的生存和安全离不开父母的照顾，而父母的生存和安全很少依赖子女的关怀。造物主的这种安排往往使父母对子女的爱过于强烈，它通常需要节制。因此，道德学家们经常劝告我们要抑制对自己子女的溺爱和关怀，很少纵容我们娇惯子女。反过来，他们经常提醒我们，要照顾自己的父母，当他们年老时好好地报答他们，为了他们给予过我们的养育之恩。例如，基督教的“十诫”里有“当孝敬父母”，而没有提到要热爱自己的子女。
161我们责备为人父母者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和焦虑，因为情况最终会证明这对子女是有害的，同时也让父母非常烦恼。但是我们从来不憎恨和厌恶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很容易原谅它。而有的父母缺少对子女的爱，这种父母特别令人憎恶。如果哪个父母对自己的亲生儿女毫无温情，在所有场合都严厉而粗暴地对待他们，那这种父母就是暴徒之中最可恨的人。
162仅仅是缺少财富，仅仅是贫穷，不会引起多少同情。穷人的抱怨非常容易成为轻视的对象，而不是同情的对象。我们瞧不起一个乞丐，虽然他的缠扰不休可以从我们身上索取到一些施舍，但他从来不是真正怜悯的对象。从富裕沦为贫困，由于它通常使受害者遭受极为真实的痛苦，所以经常引起旁观者真诚的怜悯。对遭逢这种不幸的人，我们会原谅他某种程度的软弱表现。同时，那些自强不息的人，平静地适应了新的环境，这种地位的变化并没有让他感到羞辱，因为他以自己的品质和行为来衡量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是通常以为的财富。这种人总是最为我们所赞同，并且肯定会获得我们高度的钦佩。
163当一个年轻人怨恨对他品质的无端指责时，即使这种怨恨有些过分，我们也尊敬他。一个纯洁的年轻小姐因为有关她行为的没有根据的流言而感到苦恼，往往使人们同情。年纪较大的人，由于长期体验世间的邪恶和不公正，已经学会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责难或称赞。这种冷淡，建立在人们经过多次磨炼而树立起来的坚定的自信心的基础之上。但这种冷淡在年轻人身上出现，是令人讨厌的。年轻人身上的这种冷淡，有可能预示着他们会对真正的荣誉和耻辱产生麻木不仁的感情。
164现在流行着对人类的软弱极度宽容的风气，在某段时间内，禁止陌生人拜访那些遭逢重大家庭变故的人，而只允许亲朋好友去拜访他们。人们认为，亲朋好友在场比起陌生人在场可以让受害者少受一些约束，受害者更容易适应。其实，受害者并没有这么软弱。当有敌人来进行那些“善意”的访问时，哪怕是世界上最软弱的受害者，也会表现得很镇静，他的举止看起来既轻松又愉快，他要以此对来访者的恶意表示出自己愤慨和蔑视。
165真正坚强的人，在自我控制的大学校中受过严格训练。在一切场合，他都始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无论在成功的时候和受到挫折的时候，在顺境之中和逆境之中，在朋友面前和敌人面前，他都带着同样镇定的表情，都保持同样的心情。他从来不会忘记，有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注视着他的行为和感情。他从来不敢放松，因为这个旁观者会公正地评价他的行为和感情。他经常会考虑这个旁观者会如何评价自己。在习惯了这个旁观者的眼光之后，他随时都按照这个心目中的法官的要求行事。这种习惯约束了他的行为举止，也规范了他内心的情感和感觉。他真正地接受了公正的旁观者的感受，某种意义上，他自己就是那个公正的旁观者。
166一个人自我赞许的程度，完全取决于该行为需要自我克制的程度。如果不需要自我克制，那也就不存在自我赞许。一个忘记了自己的手指头稍微有点擦伤的人，不会赞扬自己勇敢，因为这个不幸实在不足挂齿。相反，一个在炮击中腿被炸断的人，在片刻之后就恢复了从前的沉着冷静，这次由于需要更高程度的自我克制，所以他自我赞许的程度自然更高。
167征服痛苦与危难所需要的自我克制程度越高，这种征服所带来的幸福也越大。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们说，在遭逢悲惨的意外时，真正的智者的幸福，是不会减少的。这样说也许有点偏激，但至少有一点不可否认，沉浸在自我赞扬中的人，就算感觉到自己不幸，这种痛苦也会大大减轻。造物主对痛苦和悲伤的辛酸所能给予的唯一补偿，就是我们自我控制后获得的快乐和骄傲。
168幸福存在于平静和愉快之中。没有平静就不会有愉快。只要心情完全平静，就肯定会发现能带来乐趣的东西。哪怕在没有希望加以改变的长期处境中，每个人的心情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都会重新回到自然的平静状态。在顺境中，经过一定时间，心情就会降低到平静的状态；在逆境中，经过一定时间，心情就会提高到平静的状态。时髦而轻佻的洛赞伯爵（后为公爵），在巴士底狱中过了一段囚禁生活后，心情恢复平静，能以喂蜘蛛自娱。
169人类生活不幸和混乱的原因，就在于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不同的长期处境之间的差别。贪婪的人把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看得过大；野心家把普通百姓和公众人物之间的差别看得过大；虚荣的人把湮没无闻和闻名遐迩之间的差别看得过大。其实，随和的人在各种环境中同样可以保持平静、高兴和满意。有些处境无疑比另一些处境更值得追求，但是没有一种处境值得我们违反谨慎或正义的法则。或者说，值得破坏我们内心未来的平静，使我们为自己的愚蠢行动而感到羞耻，或者由于厌恶自己的不公正行为而产生懊悔。
170专心考虑一下你读过的、听到的失败的行为是什么样的，你就能找到绝大部分失败的原因，它们都是因为当事人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处境已经很好，他们不能容忍止步不前。一个体质本来不错的人，还想用药物来增强自己体质，他的墓碑上面刻着：“我以前身体健康，我还想使身体更好，结果却是，我躺在了这里。”这一碑文可以非常恰当地表现出贪心和野心落空时所产生的痛苦。
171一个巨大的、纯然无可挽回的不幸，可能不会给受害者的内心带来过长时间的纷乱。从大权在握变成微不足道，从富人变成穷光蛋，从自由身变成犯人，从身体强健变成身患缠绵不去的绝症，在面临如此不幸的时候，一个认命的人，接受现实的人，最容易恢复他平静的心态。但是，有些不幸看起来似乎可以补救，但当事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予以补救，在这种事件中，当事人的心情最难恢复自然平静。当事人会尝试去补救，然后他盼望自己的尝试成功，经常陷入焦虑，最后因为尝试的失败而失望沮丧，往往一生凄惨。失势的政治家继续拉帮结派、阴谋算计，破产倒闭者还在筹划风险极大的商业计划，监狱中的囚犯老想着越狱，这些除了破坏他们心中的平静之外，没有其他作用。正如对病入膏肓的人来说，医生所开的处方，反而带来更大的痛苦。
172从理论上分析，越具有同情心的人越能自我控制。但是，有的深具同情心的人从来没有得到最完善的自我控制力。他可能长期生活在悠闲和平静之中，他可能没有参与过残酷的派系斗争或危险的战争，他可能没有体验过上司的蛮横无理、同僚们的妒忌，或者没有体验过下属们偷偷摸摸的伤害。当他年迈之时，当命运的突然变化使他面临所有这一切时，它们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自我控制力的培养离不开锻炼和实践。能教会我们自我控制的最好老师是苦难、危险、伤害、不幸，但是没有一个人希望遇到这些老师。
173培养高尚的人类美德，和形成严格的自我控制的美德，它们的环境并不相同。不放过敌人是战士的职责，而如果一个战士好几次执行杀死敌人的任务，为了使自己心安，他学会轻松地看待自己造成的不幸，以至于在杀人时不动声色。这位战士所处的严酷环境使他具有极高的自我控制能力，但它同时使战士习惯于伤害他人的生命。这种自我控制会冲淡人们对他人财产或生命的尊敬，而这种尊敬正是正义和人性的根基。与此相反，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富有人性的人，他们仁慈，却缺少自我控制。他们努力追求最光荣的功绩，但只要一遇到艰难困苦，就消极、动摇，容易泄气。
174你处在不幸之中吗？不要一个人暗自伤心，不要按照你好朋友的同情来缓慢地节制自己的痛苦，要尽可能快地回到世界和社会的阳光中去。你要和一些陌生人，和那些不了解你或者不关心你的人待在一起。你也不要回避你的敌人，你要让他们觉得不幸没有影响到你，你要让敌人的幸灾乐祸变成垂头丧气，这样你的心情就会愉快。
175当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打交道时，公正的旁观者是中立国。但是，中立国和当事国相距遥远，以致旁观者看不到真相。当两个国家发生冲突时，每个国家的公民都不会关注外国人可能持有的看法。他们更希望获得自己同胞们的赞同。因此，在战争和谈判中很少有人遵守正义的法则，真理和公平则被人忽视。一个外交使节，如果欺骗了外国的大臣，会受到本国人们的钦佩和赞扬。一个正直的人，不屑于猎取别人的利益，在私人道德中被人称赞。但如果他同样不屑于盗取外国的利益，却被认为是一个傻瓜、冤大头，他的同胞们会看不起他，有时甚至是嫌恶他。
176无论在俗世中还是基督教会中，敌对党派之间的仇恨常常比敌对国家之间的仇恨更为强烈，他们的行为也往往更为残暴。制定党派法规的人，常常比国际法的制定者更不注意正义法则。所以，在敌对政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之中，很少人可以置身事外，成为公正的旁观者。对敌对的政党而言，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偏见都归结到上帝，并且常常认为神圣的神和自己一样，受到复仇的激情的鼓舞。因此，派性和狂热性是道德情感的最大的败坏者。
177当我们打算行动时，热烈的激情往往不容许我们像中立者那样坦率地考虑自己正在干的事情。在那个时候，那种强烈的情绪，使我们看到的事物全变了样。甚至当我们尽力置身于旁观者的地位，并且尽力用他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感兴趣的事物时，我们自己的强烈激情也不断地把我们召回到自己的位置，在那里，一切事情都似乎被自爱之心放大和扭曲了。马勒伯朗士神父说过，各种激情都会证明自己是合理而又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