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写了《我不能沉默》这篇文章，对这一事件提出了强烈控诉。文章激起了俄国人民的共鸣，很多报社不顾危险转载了它，在欧洲各国的刊物上也发表了。
可是，托尔斯泰却不能与他的妻子索菲娅共同交流内心的思想。妻子与他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她也越来越神经质了。她带来的乡村警察，又在森林里逮捕拾木头的妇。她总是关心着自己的财产，恐别人损害它。她说，这是为了托尔斯泰一家老少的利益！
托尔斯泰宣传平民思想，施舍给穷人财物，可他的对手们指责他虚伪，说他躲在妻子的背后，过着奢侈的生活。
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上帝啊！请帮助我！”“我又想出走了，可是我下不了决心。主要的问题是，假如我走，这是不是为了自己？”
托尔斯泰80岁生日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几乎被四面八方的贺卡、祝词、电报和礼物给淹没了。许多社会名流以及普通的老百姓都给托尔斯泰发来了贺信。
“祝贺您！亲爱的爸爸。”女儿和女婿向他贺喜。
“祝贺什么呢？”托尔斯泰问。
“祝贺您并未虚度此生。”
托尔斯泰听到这句话沉默了。忽然，泪水溢出了老人的眼眶。
妻子索菲娅最敏感的是，关于托尔斯泰著作出版权的问题。妻子疯狂地妒忌与托尔斯泰关系密切的出版商，视其为敌人，因为她害怕出版权被夺走。她鹰一般的眼睛密切注意着托尔斯泰和出版商的一举一动，生怕他们背着她，签下什么协议。她摔打，哭喊，到处乱跑，却不知自己正在扼杀丈夫的生命。
无休止的来访者，无休止的喧闹，托尔斯泰累了。他和小女儿背着妻子，到了莫斯科郊外，在密友家签署了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放弃自己所有的著作的版权，让所有愿意使用它们的人免费出版。
但妻子知道了他签署遗嘱的事。她又纠缠着丈夫，逼他交出遗嘱。又是无休止的争执。
托尔斯泰82岁了。他陷入了极端的孤独之中。
一九一○年二月，托尔斯泰接到一位大学生的信，信中指责托尔斯泰的学说与生活是矛盾的，呼吁他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出走。托尔斯泰在回信中说：“我离这样的状态已经不远了，而且一天比一天临近。您建议我做的事——放弃社会地位，放弃财产，把财产分给那些认为在我死后有权继承的人，这些我在二十五年前就做到了，但只有一点，就是我仍然同我的妻子和儿女过着非常可耻的奢侈生活，而周围都是贫困。这一刻不停地越来越厉害地折磨着我，而且没有一天我不在盼望实现您的建议。”但是为了不伤害妻子，他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在自责和屈辱中一天天熬下去。他曾对小女儿萨莎说：“妈妈有病，应当怜悯她。我觉得自己已准备好去做她希望的一切事情……做她的护士直到她生命结束。”可是，也有熬不住的时候。一天，索菲娅又把和契尔特科夫的关系问题提出来，与托尔斯泰纠缠不休，而且越说越气，索兴大吵大骂起来，并抓住托尔斯泰早年日记中的一些内容来羞辱他。托尔斯泰脸色完全变了，苍白、呆滞，他飞快地穿过秘书布尔加科夫的房间，向自己的卧室走去。他进去后便把卧室的门、书房的门都锁起来，把自己锁在里面。失去控制的索菲娅一会儿跑到这边门前，一会儿跑到那边门前，敲着门，央求道：“开开门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可是屋子里面一片死寂。天知道八十二岁的老人在那儿想些什么！
为了按照医生的建议把父母分开一段时间，大女儿塔尼娅提出接父亲到她家住一段，索菲娅不同意托尔斯泰单独去女儿家，而要求一起去。在女儿家，一开始生活是宁静美好的，塔尼娅比较能够得到母亲的信赖，她确实做了许多调解的工作。但过了不久，当得知政府已经批准契尔特科夫住到托尔斯泰家的附近时，索菲娅的歇斯底里症又加重了，最后闹到这种地步；两三天不吃饭，整夜呆在花园里。托尔斯泰到花园去找她时，她大声叫喊道：这是个野兽，这是个凶手，我不想看见他。结果托尔斯泰的心脏又衰弱下来。一段发作过去后，索菲娅离开女儿家，自己先回了雅斯纳雅。全家人此时都松了一口气。
实际上索菲娅对契尔特科夫的责备并非毫无根据。契尔特科夫虽然十分敬重和爱戴托尔斯泰，为传播托尔斯泰的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狂热和专横性格的人，他曾毫不客气地对托尔斯泰说：“假如我有您这样一个妻子的话，我早就自杀了……”他甚至当面对索菲娅威胁：“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将您和你们一家搅个一败涂地，但我并没这样……”
九月二十二日，在索菲娅的一再要求下，托尔斯泰和萨莎从塔尼娅家中回来了。一到家，索菲娅就开始责备他，托尔斯泰一直沉默着，他知道必须十分谨慎才行。但当她质问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时，托尔斯泰忍不住回答：不愿意，结果又是一场暴风雨！
九月二十三日是托尔斯泰夫妇四十八周年结婚纪念日，索菲娅虽然是凌晨四点才躺下，却起得很早。布尔加科夫碰见她时，向她祝贺，然而她说：“祝贺什么呀，真是愁肠欲断……”没说完，她就哭着捂着脸走了。早饭后，按索菲娅的要求，布尔加科夫为她和托尔斯泰照了合影。这是很难堪的事情，撇开夫妻关系不合不说，托尔斯泰一向是讨厌照相的。但托尔斯泰忍耐着，顺从了索尼娅的安排。然而没想到，这引起了小女儿萨莎的极大不满。原来，托尔斯泰不在家时，索菲娅将托尔斯泰书房写字台上方挂的两张照片——契尔特科夫和托尔斯泰、萨沙和托尔斯泰——移了地方，在原来的地方挂上了她与托尔斯泰的合影。现在，他又答应和索菲娅再合影，萨沙感情上受不了了。她在打字室里高声向别人诉说自己的委屈，恰好托尔斯泰走进来，问她吵什么？她就不客气地指责说，他一边和母亲照相，一边又答应母亲不和契尔特科夫照相，还允许她换照片……托尔斯泰只是听着，最后摇了摇头，说：“你真像她啊！”就走回自己的书房。几分钟后，托尔斯泰在书房中拉铃，按约好的，按一遍铃，是叫萨莎，按两遍铃，是叫布尔加科夫。可是萨莎正生父亲的气，就没有去。没办法，布尔加科夫去了。托尔斯泰随便吩咐了一件事要他去办，同时又按铃叫萨莎，萨莎还是不去。于是托尔斯泰让布尔加科夫去喊她。萨莎这才去了。托尔斯泰见她来了，就说：“我要口授一封信。”萨莎像以往那样，立刻准备好了纸、笔。她望着父亲，心中百感交集。只见父亲还没说出话来，突然把头伏在椅子的扶手上，泣不成声，断续说了一句：“我不需要你的速记！”萨莎跑到父亲跟前，连声说：“请原谅我，原谅我吧！”两人都大哭起来。
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托尔斯泰只写给自己看的“秘密日记”，本来是藏在靴筒里的，却突然不见了。他知道肯定是让索菲娅“搜”去了。最近她开始了偷偷查看托尔斯泰的东西，甚至跟踪托尔斯泰散步的行动。日记中所写的东西直言不讳，有些内容是牵扯到索菲娅的，甚至还有关于遗嘱的内容。托尔斯泰只好苦笑，自己说：“也无所谓，或者说，需要这样，也许这样更好。”这天中午开始，索菲娅又开始发作了，后来她跑回房间不出来。这时托尔斯泰收到契尔特科夫的信，信中全是指责索菲娅。托尔斯泰痛苦极了，他在新的“秘密日记”中写道：“他们简直在把我撕成碎块，我想干脆离开所有的人。”
九月二十六日那天，托尔斯泰把契尔特科夫和萨莎的照片又换回到原先的位置，然后就和家庭医生、好朋友杜尚一起骑马散步去了，萨莎也不在家。索菲娅发现这种变化后，怒不可遏，她大喊着：“老头子想害死我！近来我完全好了，他却故意挂起契尔特科夫的照片，自己骑马出去了！”她把契尔特科夫的照片撕了个粉碎，然后拿起一支小手枪射击起来，甚至在托尔斯泰回来后，她还在自己的房间里向柜子放了一枪。天黑后，她又穿着室内的衣服上花园里去了，好几个人去请，才把她请回来。有人通知了萨莎，午夜时分，她回来了，正好碰上了还没睡的索菲娅，索菲娅朝着她劈头盖脸地骂起来，甚至说出了要把萨莎赶出家门的话。萨莎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听母亲的训斥，当听到最后这句话时，她立即决定搬出雅斯纳雅，只是每天早上要来看父亲。第二天一早她就走了。几天后，母亲又要她回来住，她拒绝了。谢廖沙和塔尼娅听说了这件事，便以明确的态度告诉母亲，假若她再这样折磨父亲，他们就要做她的监护入，把她送到疗养院去。
十月三日下午七点，饭早已摆好了，总不见托尔斯泰起床，结果发现他失去了知觉，一会儿又发生了痉挛。大家吓坏了，又拿热水袋，又用芥茉膏擦腿肚子，又给他喝热咖啡。痉挛止住了，可他嘴里一直在说胡话……后来又发生了痉挛，双腿乱蹬，几乎按不住。半夜一点，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他睡着了。早晨起来，他已经完全好了。经过这一次危机，索菲娅哭着向女儿萨莎请求宽恕，并且向女儿发誓，再不会折磨老头儿了……萨莎又搬回来住了。
但新的一轮考验开始了。又是日记问题、遗嘱问题，不同的是，索菲娅坚决要求请契尔特科夫来或要托尔斯泰去契尔特科夫家拜访，然而当托尔斯泰真按她的要求去办时，她又会发疯。托尔斯泰几乎什么也不能写。他开始与萨沙商量出走的事，甚至为此给一位熟悉的农民写信问道出走是否可以到农民的农舍去躲住一段时间。
十月二十五日，谢廖沙回来看望双亲。晚上，他和父亲谈文学、下象棋，还弹了钢琴，当他弹格里格的《我爱你》时，托尔斯泰流泪了。睡觉前，谢廖沙去向父亲告别，因为明天一早他就要走。托尔斯泰说：“你最好不要走。”可是谢廖沙说，他很快就再来。过后想起来，他才感到父亲的表情和语气有些特殊。
十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钟，托尔斯泰醒了，像前几夜一样，又听到开门声和脚步声。前几夜他没管这件事，这一次他起身向有声响的地方走去，发现书房里亮着灯，从门缝里一看，是索菲娅正在寻找什么，也许是在找遗嘱和日记什么的吧。回到卧室后，他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厌恶和愤慨。他听见她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和开门声，知道她回到自己房间去了。他想重新入睡，但做不到，翻来覆去大约一个小时，干脆点蜡烛坐起来。索菲娅听到声响马上过来问他身体有何不适。他一声不吭。索菲娅走后，他更加生气了，呼吸不畅。自己试了一下脉搏：九十七下，突然就下了出走的决心。他先坐下给她写了一封信，然后收拾东西。他叫醒了杜尚和萨莎，让他们帮忙。他提心吊胆，生怕惊醒了索菲娅，不但走不成，还会带来一系列的恶果。
托尔斯泰告诉萨莎，他打算先去沙马尔系诺修道院去找在那儿做修女的妹妹玛丽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