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的朋友彼埃尔也是一个精神探索型的人物。在个人性格上，二人却很不相同。安德烈意志坚强，性格果断，富于理智。彼埃尔则容易感情冲动，缺乏意志力，经常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外表看来有点可笑，但确是个纯朴善良的人。彼埃尔探讨一种道德的理想，寻求一种在精神上能得到满足的生活。他信仰过雅各宾，崇拜过拿破仑，经过无信仰，参加过共济会，搞过改善农民处境的改革，然而一切都以失败告终。他的放荡的妻子给他带来不少烦恼。在1812年战争中，他没有撤离莫斯科，伺机行刺拿破仑，被捕后险遭枪决。被俘期间，他从农民士兵卡拉塔耶夫那里发现了生活的“真理”，那就是：生活中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顺从地接受，而不应去谴责和反对什么不公平的事，因为到处都有“上帝的裁决”。其实，卡拉塔耶夫的“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宗法制农民宗教愚昧和政治上落后的一种反映。而彼埃尔却把他当成了精神和谐的化身。小说最后部分，作家写彼埃尔参加了贵族革命家的地下活动。他的人生道路已经确定，走上了同专制政权作斗争的道路。
娜达莎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有艺术魅力的妇女形象之一。她单纯自然，精力充沛，对民族传统有深厚感情。在莫斯科大撤退时，她要求母亲把她家装载财物的马车让给伤兵，表现了高尚的思想感情。但由于托尔斯泰保守的妇女观作祟，娜达莎最后竟变成一个整个身心沉湎于家庭幸福之中的贤妻良母。
《战争与和平》规模庞大，人物众多，精彩的画面一个接着一个，动人的场景层出不穷，纷繁的事件互相交错，对历史事件和人生意义的执著探求，令人感叹。整部小说犹如浩瀚壮阔的海洋，时而风平浪微，安详可爱，时而波涛汹涌，令人胆颤，扣人心弦。《战争与和平》兼备长篇小说和史诗两种成分。它虽然是小说，但其中以巨大的篇幅描写了波澜壮阔的、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伟大战争，歌颂了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的坚强性格，因此人们认为它是一部可以同《伊利昂纪》相媲美的史诗，很多人称它为史诗体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在最初构思时，它的主题局限于道德范围，意在谴责女主人公违反道德规范。初稿中这个“失了足”的女人毫无魅力，外貌上和行动上都充满着感官的成分，整个精神气质都带有品行不端的痕迹，是一个趣味低下、没有心肝和卖弄风骚的女人。但在写作过程中，生活启示了托尔斯泰，使他改变了对女主人公的态度。在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之后，他重新估量了问题的性质，从而揭示出了女主人公悲剧的社会原因，把小说的批判矛头指向了罪恶的社会。于是女主人公安娜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被写成一个光彩照人、感情真挚、内心生活十分丰富的女人。后来又出现了列文的线索，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这样，《安娜·卡列尼娜》在创作过程中由原来构思的一部家庭伦理小说发展成为一部有着两条线索、画面广阔、思想内容十分深刻的社会小说。
安娜的形象在小说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她的悲剧命运是小说思想重心所在。安娜在尚未完全成年之际，由家庭做主嫁给了官僚卡列宁。卡列宁是个枯燥乏味的人，毫无感情，主要兴趣在官场。妻子对于他不过是一件装饰品。社交、家务和照养孩子，把安娜对真正爱情的追求掩盖住了。和伏隆斯基的相遇，唤醒了她处于沉睡状态的爱情，她开始明白了自己生活之可悲，认清了丈夫的虚伪和冷酷。他不过是一架凶狠的没有感情的机器，正是他摧残了自己的生命，于是终于弃家而去，跟所爱的人走了。
卡列宁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使用各种方法来折磨安娜，包括拒绝离婚，拒绝把儿子给安娜。由于他的种种凶狠和虚伪的手段，终于造成了安娜的悲剧。安娜的大胆行为也遭到上流社会的非难和敌视。尽管在上流社会道德败坏的事司空见惯，但他们却都把自己装扮成正人君子和贤德淑女，对追求真正爱情的安娜给予了严厉的惩罚。上流社会对安娜关上了大门，等于公开向社会宣布了安娜“荡妇”的身分，这给了安娜极其沉重的打击。
伏隆斯基有钱、漂亮、聪明，有教养，是青年贵族的一个高等标本。实际上他的生活与一般的贵族军官和纨绔子弟并无本质的不同。安娜的爱情在精神上提高了他，使他稍许改变了惯常的生活轨道。他牺牲了功名和自由，辞去了有光辉前程的军职，撇掉了所习惯的社交界，与安娜结合在一起。但他的精神世界远远低于安娜，感情也肤浅，对安娜的内心世界也不完全了解。另外，他也不可能同贵族社会的传统彻底决裂。后来他越来越为自己在上流社会失去的东西而苦恼，逐渐对安娜冷淡下来。在这种情形下，安娜再也没有别的出路，终于自杀，以此向残酷虚伪的社会发出自己最后的抗议。安娜的死完全是社会所造成的，是政治、法律、道德和宗教势力联合压迫的结果。所以，她的悲剧结局是对沙皇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愤怒控诉。
小说第二条线索的中心形象是列文。这个人物带有作者的影子。小说里描写了列文的精神追求和对社会出路主要是地主与农民关系问题的探索。列文对从欧洲传来的现代文明十分反感，憎恶都市生活的浮华和腐败，而对宗法制的生活有深厚的感情。资本主义发展破坏了旧的生活基础，贵族日益没落，这使他忧心忡忡。他认为贵族地主应该关心农民，他设计了一些改变现存经营方式的方案，幻想“以普遍的富裕和丰足来代替贫穷，以利益的协调和一致，来代替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是他的改革尝试最后失败了，他陷入了精神痛苦和悲观失望之中。最后他从一个农民那里得到启示，找到人生的答案，即人活着为了灵魂，要记着上帝。结果，尖锐的社会问题弱化成了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托尔斯泰描写列文和吉蒂建立起美满健康的家庭，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了幸福。他们的婚姻和幸福和安娜有着明显对比的意义。
列文的形象反映了作家思想的矛盾。列文一方面憎恶统治阶级的腐化与虚伪，真诚地同情农民，另一方面又不想改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这说明托尔斯泰这时尚未抛弃贵族的传统观点。但是列文的生活中始终缠绕着一种惶恐不安、困惑和失望的情绪，始终不能在心理和良知上感到完全的平静，这说明托尔斯泰的思想正在酝酿着一种巨大的变化。
《安娜·卡列尼娜》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细致的心理刻画更增加了这些人物的丰满性和真实性。小说在结构上的特点是两条线索并行而又互相交织。奥布浪斯基一家把安娜、伏隆斯基和列文、吉蒂两组人物紧紧地连在一起，显得十分自然。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他和贵族阶级的传统观点决裂了，站到了广大的宗法制农民立场，用他们的观点来观察各种问题。他在宗教伦理论文《忏悔录》以及《我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时代的奴役》等一系列文章中，从新的立场出发，对沙皇俄国的国家制度、教会、特权阶级、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对各种现存制度都深恶痛绝，却未能提出可以切实消除社会矛盾的办法。他孜孜不倦加以宣传的不过是充满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宽恕、仁慈、“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自我完善”等等宗教道德信条，把它们当成改造社会的药方，这当然是行不通的。
世界观的转变，也直接影响了创作。这时他认为，过去的文艺都是为满足有闲阶级的口味和适应他们的需要而创作，并不是为了人民。他甚至连自己过去的创作也否定了。他开始创作一些“人民故事”，一般都带着宗教说教的涵义。80和90年代创作的一些作品，如剧本《黑暗的势力》、《文明的果实》，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和长篇小说《复活》等，都加强了对沙皇俄国国家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批判，但同时也都表现了强烈的道德说教倾向。特别是《复活》，对俄国专制制度的批判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使它成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颠峰作品。和同时期的其它作品一样，这部作品中也带有“不以暴力抗恶”的执著说教，表现了作者世界观中的明显矛盾。由于托尔斯泰在《复活》等作品和一系列文章中对专制政权和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他被官方的教会机关——宗教院革出教籍。
托尔斯泰对官方的迫害没有屈服。他对自己“平民化”的理想也忠贞不贰。由于托尔斯泰要放弃财产，因而同妻子和子女发生了矛盾。1910年10月27日半夜，他离家出走，中途病倒，因肺炎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列宁称托尔斯泰是“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判者”。他还说，“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高尔基则说，托尔斯泰的创作所反映俄罗斯生活，“几乎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