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活动无法说是有益还是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如果这种活动不为某些人所喜欢，其所以不被喜欢，那也不过是因为这种活动不符合他本人对好事的理解罢了。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的永不更改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把一切做得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假定他能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最终目的的一些人的指示办事，并按照那些现在责备他的人所给予他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来治理国家。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好了，亚历山大也照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为什么样呢？这种活动就不会有了；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一切都不会有。
假如设想人类生活是受理性支配的，那么，现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假如像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伟大的人物领导人类去达到某些目的的话，那么，不理解偶然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无法阐明历史现象。
如果本世纪初叶历次欧洲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俄国的强大，那么，纵使没有这些战争，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用革命，也不用建立帝国，同样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假如目的是为了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来完成这项工作要比军队好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不用说，除了使用毁灭人的生命的手段外，还有其它更适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可是，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了，而不是以另一副样子发生呢？
历史告诉我们：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是由于“偶然创造了时势，天才利用了它。”
但是，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天才呢？
偶然和天才这两个词并不表示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是无法下定义的。这两个词仅只表示对现象的某种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某种现象；我是无法知道的；我也不想知道；这是偶然使然。我看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产生了与人类固有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理解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因此我只好说：这是天才使然。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的、容易理解的目的，并且承认最终目的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我们就可看出那些历史人物生活的一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发觉他们那些不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我们也就不需要偶然和天才这类名词了。
只有坦白地承认我们不清楚欧洲各国人民激荡骚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不仅不必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寻找他们独具的特点和天才，并且对这些人也不必另眼看待，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再者，不仅不需要用偶然性去解释造就这些人物的那些小事，而且将会明显地看出，这一切小事也是必然的。
放弃对最终目的的探索，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想不出有另外两个各有其经历的人，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适于完成这两个人所完成的使命，而且完成得那么细致和彻底。
本世纪初叶，许多欧洲事件中有一个重大事实，就是欧洲各国的民众自西而东后来又自东而西的黩武活动。这种活动的祸首，便是自西而东的行动。
从法国革命开始，那个不够强大的旧集团便崩溃了；旧习惯和旧传统毁灭了；新规模的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正在逐渐形成，同时，一个站在未来运动的前头，并要对行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名望、甚至也不是法国后裔的人，由于奇特的偶然性，在激荡着法国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于其中任何党派，竟然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
这个人的撒谎本领和他那自以为是的低能智力，使他成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军队的士兵们的优秀素质，给他赢得了军事声望。无数的偶然到处伴随着他。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对他有利。他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都没有成功。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好几次濒于毁灭的边缘，可每次都出乎意外地得救了。俄国军队，就是那个能毁掉他声誉的俄国军队，由于外交方面的种种考虑，直到他离开欧洲时才进击欧洲。
他从意大利回来时，发现巴黎政府土崩瓦解，凡是与这个政府相关的人没有不遭到清洗和毁灭的。于是，对他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从这个危险境地脱身的出路，那就是无缘无故地派他去远征非洲。又是这个偶然性伴随着他。无法攻破的马耳他岛居然一枪未放便投降了；最轻率的指令却得了圆满的胜利。事后连一条船也不放行的敌方海军，当时却让拿破仑全军通过。在非洲，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干下了一系列暴行。这些干了暴行的人，尤其是他们的领导者，都尽量使自己相信，这么干十分好，这才是光荣，这才像古罗马的皇帝凯撒和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
那个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不仅完全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予它以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意义，——这种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的人们的理想，在非洲得到很好的发挥。不论他做什么都成功。瘟疫不传染他。屠杀俘虏的残暴行为也不归咎于他。他无缘无故、不光彩地撇下患难的伙伴从非洲逃走了，连这也算是他的功绩，并且，敌方的海军又两次放他通行。在他已经完全沉醉在他侥幸犯下的罪行并对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做好准备的时候，他漫无目的地来到巴黎，这时候，那个一年前可以毁灭他的共和国政府的分崩离析已达到顶点，他这个与各党派无关的新人的到来，这时只会抬高他的身价。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什么都害怕；可是，各党派都试图拉拢他，要求他参加。
只有这个人——因为他有在意大利和非洲养成的对光荣和伟大的理想，有疯狂的自我崇拜，有犯罪的胆量以及撒谎的本事，只有他这个人才能为正在发生的事辩护。
那个等待他的地位需要他，因此，几乎并非出于他的意愿，他被拉去参与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阴谋活动，而且这个阴谋获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的会议。他大惊失色，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假装晕倒，说了些可能送掉他的性命的没有意义的话。可是，从前精明而骄傲的法国统治者们，比他还狼狈，这些人现在说了一些不是他们为了保持权力和消灭他应该说的话。
偶然，成千上万的偶然，给他以权力；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来帮助确立这个权力。偶然使当时的法国统治者情愿服从他；偶然使保罗一世情愿承认他的权力；偶然使反对他的计谋对他不但没有损害，反而加强了他的权力。偶然使昂季安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意外地促使他杀掉了公爵，这比采用别的任何方法都更有力地使一般人信服他有势就有权。偶然使他把集中全力去远征英国的意图突然转为进攻马克和不战而降的奥地利人。偶然和天才使他在奥斯特利茨取得了胜利，并且，偶然所有的人尽管对他的罪行还怀有以前的恐惧和厌恶，可这时也承认了他的权力，承认了他给自己加封的称号，承认了他对于光荣与伟大的理想，大家都觉得这个理想是一种美好、合理的东西。
仿佛是估量一下实力，对行将到来的运动作好准备似的，西方势力在1805、1806、1807、1809几年中好几次向东挺进，逐步地加强着，壮大着。1811年在法国组成的一伙人与中欧各国的人们汇成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人群的壮大，替领导运动的人进行辩护的力量也进一步强大起来。在即将发生的大规模运动来临之前进行准备的十年过程中，这个人纠结了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原形毕露的世界统治者们都没有力量对抗那毫无意义、毫无理性的拿破仑式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妻子向这个伟人奉承邀宠；奥地利皇帝认为，此人倘若把帝王的女儿请进他的床帏，那则是莫大的恩遇；教皇，各国人民圣物的保护者，也利用宗教为抬高这个伟人的身价而服务。与其说拿破仑本人自己扮演角色，不如说他周围的人让他去对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他所犯下的每桩罪行，在他周围的人口中无不马上说成是伟大的楷模。日耳曼人为他想出了最好的庆典。不但他伟大，并且他的亲人全都伟大。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使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智，都是准备让他去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当他准备好了的时候，兵力也就准备好了。
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莫斯科。京城被占领了；俄国军队受到的损失比敌军先前从奥斯特利茨到瓦格拉木历次战争所受的损失还要惨重。但是，突然代替那些一贯使他获得不断胜利而达到既定目的的偶然和天才的，却是无数相反的偶然，天才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愚蠢和卑劣。
侵略军逃跑了，向后跑了，一逃再逃，一切偶然，这时开始反对他了。
与前次自西而东的运动非常相像的自东而西的一次相反的运动发动了。
巴黎到达了。拿破仑的政府和军队失败了。拿破仑本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偶然又出现了：同盟国仇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令他们遭受灾难的原因；对这个被剥夺了权势并暴露出罪恶和奸诈的拿破仑，人们本应当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把他看做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但是，由于某种离奇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扮演的角色还没有完结。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看做无法无天的强盗的家伙，带着拨给他的卫队，被遣送到划归他管辖的一个小岛上去了，不知为什么还付给他数百万钞票。
1813年娜塔莎和别祖霍夫结婚，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就在同一年，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死了，他一死，那个旧家庭也就解体了。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接二连三落在老伯爵头上，他好像不了解也不能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在精神上他低下了他那老年人的头，仿佛俯首期待和请求新的打击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有时丧魂失魄，有时却反常地活跃，对事业很热心。
他为娜塔莎的婚事忙了一阵子。他定午餐和晚餐的酒席，显然想露出愉快的样子；可是他的愉快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富于感染力了，认识他的人反而觉得他很可怜。
皮埃尔带着妻子走后，他开始沉默寡言，感到烦闷。几天以后，他病倒在床上了。他从生病的头几天，虽然医生宽慰他，他知道他再也起不来了。伯爵夫人和衣坐在圈椅里，在他的床头守了两个星期。她每次递给他药，他都抽泣着，沉默地吻她的手。在最后一天，他痛哭失声，请求妻子和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荡尽家产，——他觉得那是他主要的罪过。领过圣餐，行过涂敷礼后，他静静地死去了，第二天，在罗斯托夫家租来的住宅里，挤满了前来向死者最后致意的熟人们。所有这些常在他家吃饭、跳舞，而且常常嘲笑他的人们，现在都怀着内疚和感动的心情，像自我辩解似地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十分好的人。如今再难见到这样的人了……谁能一点缺点也没有呢？……”
正当伯爵的经济状况弄得一塌糊涂，如果再过一年的话结局简直无法设想的时候，他忽然死了。
尼古拉在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正随着俄国军队驻在巴黎。他立刻辞掉职务，不待批准，就请假回莫斯科。伯爵死后一个月，经济情况已经弄清楚了，过去虽然知道有一些零星债务，可是其数额之大却使大家吃惊。负债的总数比家产大一倍。
亲友们劝尼古拉放弃遗产。可是尼古拉认为拒绝接受遗产是对亡父的亵渎，所以他没有听从劝告，接受了遗产，负起还债的义务。
伯爵在世的时候，由于他这个滥好人，对那些债主们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强大影响，债主们长时间没有开口，现在突然一齐来讨债了。正如常有的情形，大家都争着首先得到偿还，那些人不肯宽尼古拉的期限，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无情地向那个显然不欠他们钱的年轻继承人逼上来了。
尼古拉所设想的周转办法，都没有成功的；产业以半价拍卖出去，依旧有一半债务未能偿还。尼古拉接受了他妹夫别祖霍夫借给他的三万卢布，以支付他认为借的是现款的真正的债务。他为了不致为其余的债务而坐牢，重新去谋差事。
虽然他回军队可以首先补上团长的空缺，可他不能回去，因为母亲现在把儿子当作生活中唯一的慰藉，抓住他不放；因此，虽然他不愿留在莫斯科回到先前的熟人中间，虽然他讨厌文职，他仍然在莫斯科找到一个文官的职务。他脱掉他心爱的军服，同母亲和索尼娅搬到西夫采夫·弗拉若克区一所小住宅里。
娜塔莎和皮埃尔此刻住在彼得堡，不大清楚尼古拉的境况。尼古拉向妹夫借钱，尽量瞒着他的窘迫境况。尼古拉的处境十分为难，因为他要用一千二百卢布养活自己、索尼娅和母亲，并且还不能让母亲知道他们家已经穷了。伯爵夫人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那些奢侈的东西如何生活下去，她不知道儿子是多么困难，不断地提出要求——时而要马车去接朋友，时而为自己要佳肴美食或者为儿子要美酒，时而要钱买一件惊人的礼物。
索尼娅料理家务，侍奉姑母，念书给她听，忍受她的任性和内心对她的嫌恶，协助尼古拉向老公爵夫人隐瞒他们的窘况。尼古拉觉得，他对索尼娅为他母亲所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是报答不尽的。他赞赏她的耐性和忠诚，但尽量躲避着她。
他心里为了她太完美而责备她。她有一切为人们所珍贵的品质；但是就缺少使他爱她的东西。他甚至觉得，他对她的评价越高，对她的爱就越少。他在她的信中得到她给他自由的诺言，现在他对她的态度，就像他们过去的一切老早老早以前就给忘记了，在任何情形下也不可能再恢复了。
尼古拉的景况愈来愈糟了。他没有任何企望，也不指望什么；他内心深处却有着一种忧郁而庄严的愉快。他尽可能避开旧日的熟人，避开他们的同情和令人屈辱的援助表示，甚至在家里也不干什么，只跟母亲玩玩牌，在室内无言地踱步，一袋接着一袋地吸烟。他似乎努力保持忧郁的心情，只有靠这种心情才能忍受他的处境。
初冬时分，玛丽亚公爵小姐来到莫斯科。她从城里的传闻得知罗斯托夫家的情况。
“我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了，”玛丽亚公爵小姐对自己说，她为确认自己是爱他的而感到愉快。她回顾她家和罗斯托夫全家的友情，似乎一家人似的亲密，她认为她应该去看望他们。但是一想起在沃罗涅日她和尼古拉的关系，她又害怕了。在到莫斯科几个星期以后，她还是鼓起了勇气去拜访罗斯托夫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