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是首位从生态学、生态系统的角度来阐述文化系统和自然环境之间密切关系的人类学家，1955年他在《文化变迁论：多线进化的方法》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和方法，成为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文化生态学的方法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环境和文化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方面，而是辩证式的相互作用，或叫反馈、或叫相互的因果关系。斯图尔德特别注重解释环境资源、利用环境资源的工具与知识（技术）、使技术与资源结合的工作组织等第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在互动观点中还将种群生态学与系统生态学应用到人类学研究当中，斯图尔德在30年代对大盆地和西南印第安人的文化生态研究中，特别分析了环境对种群分布的影响，把地理上相互联系的自然特征，包括水、海拔、温度、地理障碍和食物存在的年度变化作为种群分布的决定因素。1963年，C·格尔茨的《农业退化》是生态人类学的另一个里程碑。格尔茨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注重系统的普遍性（系统结构、系统平衡、系统变迁），而不应只注重“文化”和“自然界”变化中对应两个变量之间点对点的关系上。
近年来有学者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一个层次是在自然系统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高级消费者”，而其他生物作为“低级消费者”，人与自然界中其他生物构成了食物链，进行简单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另一个层次是在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中人类通过文化手段，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资源，而由于自然界的反作用力使得人类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适应自然。
经济人类学实在主义的创始人卡尔·波朗尼（Polanyi，K）认为，“实在”这一概念的来源是人与周围环境间一种制度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人类及人类社会用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手段，就是从这一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经济”是一种被制度化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类与周围环境之间，为了得到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而发生相互的作用，即进行“交换”。因此，货币也好，贸易港也好，作为“制度”所具有的实在含义，是能够从它们联结人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得到解释的。这就是说，货币或贸易港，只有作为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各种关系的相对性“存在”，才是在实在的意义上可定义的。经济人类学在关于“经济”的理解中，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的观念，在“实在”含义下，人类的“经济”行为更依赖周围环境，因而在经济人类学中，比传统的经济学观念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状况的好坏将会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取得的成果，自然环境和人类经济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
（四）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对瑶族刀耕火种的研究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因其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法，吸引了大量中外学者调查研究。清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徭壮》已有关于瑶族刀耕火种确切的记载：“食尽一山，则移一山”，可是，对刀耕火种方式的研究主要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自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1950—1966年，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80年代形成了不少瑶族刀耕火种的研究成果，如：周政华、盘剑波的《略论瑶族的游耕》、胡起望的《试论瑶族游耕的发展》、日本学者竹村卓二的《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广西瑶族社会调查》等等学术研究，都对瑶族的刀耕火种方式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不同角度作了新的论述；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如：和国欣的《来自努江峡谷的报告——从“刀耕火种”到向现代农业跨越》、陈法扬和李凤的《中国刀耕火种与替代农业》、尹绍亭的《试论当代的刀耕火种——兼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吴兆录和朱化玲的《西双版纳跳坝河地区刀耕火种的替代农业》、王建革的《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美籍学者胡兆华的《“刀耕火种”个案研究，在农业发展上的意义》等等大批关于刀耕火种研究的学术成果；进入21世纪，随着廖国强的《刀耕火种与生态保护》和《云南少数民族刀耕火种农业中的生态文化》、诸锡斌和李键的《试析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传统耕作技术》、徐祖祥的《试析近代以来云南瑶族传统游耕经济和村社制度中的宗教因素》、尹绍亭的专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等的发表，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论述，明确反对以往将刀耕火种视为“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观点，把人类学的观念与山地民族的农耕方式紧密相结合，更科学、全面地分析了山地民族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今，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生态农业进入了全面实施的发展阶段，对瑶族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提出了新的思考。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目的、意义与田野调查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的理论，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以及收集、统计分析地方文献数据，以民族志的叙述方式，结合恭城县西岭乡新合村斋公坪屯的瑶族传统农业和文化，对当地的生态农业以及社会变迁进行分析研究。
（二）研究目的
1.探讨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农业的关系。广西恭城县是1990年2月被国务院批准设立为瑶族自治县的，1991年被国家8个部委定为全国农村能源综合示范县，1996年2月被国家环保总局确定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建设试点区，是广西比较早取得生态农业建设成果的县。众所周知，瑶族以其居住的条件和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闻名，早期的部分学者将这种刀耕火种视为“原始农业”、“落后”，而如今，在瑶族地区生态农业建设卓有成效，必定有其内在原因。因此，本文将试图研究瑶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生态农业之间的相互关联。
2.传统农耕方式与现代生态农业的关系。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研究表明瑶族的农耕方式并不能简单地归纳为“落后”、“原始”的方式，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一种文化行为，可在人口日益膨胀的时代，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的发展，现代科技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传统农耕方式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农耕方式究竟有何相似与不同，本文将通过对恭城县西岭乡新合村斋公坪屯调查的资料分析进行论证。
3.研究生态农业的实施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观念造成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新的生产方式必将促成整个社会文化的变革，必将影响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将试图通过对田野点调查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运用文化变迁理论对斋公坪自然村的变迁进行人类学话语的描述。
（三）研究意义
1.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制”结构，农村的发展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今，“三农”问题成为备受各界关注的焦点。文本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恭城县生态农业模式进行实地调查，为我国山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参考。
2.自社会大分工后，农业成为了惟一的粮食生产部门，粮食生产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问题。发展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农业实施的好坏，将极大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将生态农业与少数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探索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视角。
3.本文是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基础上，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研究瑶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今后民族学人类学的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四）田野调查
选择恭城县西岭乡新合村斋公坪屯进行田野调查的主要原因：一是该自然村是恭城县瑶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自然村；二是该自然村经济发展较滞后，自然条件较贫瘠，具有瑶族贫困山区的代表性；三是该自然村有15户瑶民，规模不大，较适合进行调查。
笔者于2003年8月到恭城县选点，确定在西岭乡新合村进行田野调查。2004年1月、7月、9月、10月，分别到新合村的老村屯、瓮塘屯以及斋公坪屯进行调查，对新合村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分析。
（第二部）分村落概况
一、地理条件及行政划分
（一）恭城县、西岭乡基本状况
恭城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省东北部，桂林地区的东南部，距离桂林108公里。全县总人口27.96万人，其中瑶族16.17万人，占57.8%。全县总面积2149.02平方公里，境内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48.71%，丘陵占总面积的22.02%，台地占总面积的0.89%，平地占总面积的27.14%，水面及其他占总面积的1.24%。恭城县所辖六乡三镇，即平安乡、嘉会乡、西岭乡、观音乡、三江乡、龙虎乡和栗木镇、恭城镇、莲花镇，其中西岭乡是恭城县主要的瑶族聚居区之一。
西岭乡位于恭城县西部，乡政府驻地西岭街，距县城18公里，全乡面积约426平方公里，境内北部为山区，东南部为平原，地势成北高南低，西北部为海洋山。全乡境内山地占全乡总面积的60.3%，耕地面积约为31.4平方公里，占全乡总面积的7.37%。境内建有峻山水库等水利设施，有效灌溉耕地面积20.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63%。西岭乡设有17个行政村，分别是：新合、下宋、八岩、挖沟、虎尾、费村、三合、新安、罗卜、龙岗、杨溪、德良、岛坪、营盘、东面、椅子、西岭街，新合是6个瑶族山区村委会之一。
（二）新合村基本状况
新合村位于西岭乡的西部，坐落于海洋山西面，全村面积约47055亩，其中水田548亩，占全村总面积的1.16%，森林面积达29700亩，占全村总面积的63.11%。村委会驻地八岩村小源岭脚（晒谷场），距西岭乡政府13公里。全村有270户，约1280人，95%的村民都是瑶族，共有老村、瓮塘、黄腊界、田厂、歇凉、路口、棉花地、小源、斋公坪、高界、新村、芹菜瑶12个自然村（屯）。新合村1954年才完成土地改革，而平原地区早在1952年已经完成，耕地已经分完，因此新合村的耕地面积很少，而且还很分散。新合村2004年沼气入户率达到80%，因为能源补给困难，这里沼气池的使用率是平原地区的两倍。1996年新合村实现全村通路，2001、2002年开始搞饮水工程，全村2002年全部通电，现今还没通电话，只有较接近平原的农户安装了有线电视。
（三）斋公坪自然村基本状况
斋公坪自然村位于海洋山区的西南部，面积约三百多亩，海拔680米，距离西岭乡政府25里路，是新合村海拔第二高的自然村，村子所处山地坡度多在30~45°之间，自然条件比较差。斋公坪与新村约在两百多年前从高界分离出来，这三个自然村的村民们多有血缘关系，因此三个自然村的地没有明显划分，可相互耕种，只要开垦者在地里种上长期农作物（如：果树），地就归开垦者耕种。斋公坪的土地坡度在50°以上的山地一般分配了以后不再重新分，而平原上的田地原则上要每十年重新分一次。包括在山地上开发的梯田，整个斋公坪人均有田地仅5分，全村共15户农户，75人，是新合村较小的自然村，由于交通不便，斋公坪经济发展缓慢，就连新合村境内其他低海拔的自然村的村民也觉得斋公坪落后，不经常往来。
二、瑶族历史、族源及分布
（一）恭城县瑶族的来源及迁徙过程
恭城县居五岭之南，向来是中原进入岭南的要道之一。五代时，瑶族人民已经活动于县北之湖南永州府一带。宋史载：“晋天福中（936—943），马希范承袭父业，据有湖南。时蛮猺（瑶）者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至周行逢时，数出寇边、逼辰、永州……”宋时，大批瑶族南迁。宋史蛮夷传（一）载：“蛮猺（瑶），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猺（瑶）人。”咸淳九年（1273）文天祥任湖南提刑，到江永、道县进剿广西“猺寇”秦孟四。据永明县志载：“天步峰……为潇江发源处。过此到广西之平原峒矣。南宋时猺（瑶）寇秦孟四陷永明，提刑使授将校讨平之，即是处也。”明代，瑶族继续深入两广腹地。明史载：“广西瑶僮（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源居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清代，《临桂县志》说：“……昔人言广西之境，大约狼人半之，猺獞（瑶、壮）三之，民居二之。”可见，恭城县有瑶族聚居，始于宋代，至元、明时，已有大批瑶民迁入。现在全县主要有三个瑶族聚居区：一是县北部、东北部瑶族聚居区，包括观音乡全部和栗木镇约60%地区；二是县东部、东南部瑶族聚居区，包括三江乡全部和莲花乡大部分；三是县西部海洋山区瑶族聚居区，包括西岭乡山区和嘉会乡西南村。
（二）西岭乡瑶族的来源及迁徙过程
西岭乡瑶族村共六个，据现有资料考证，这些瑶民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广东肇庆府封川县铁莲山被招来剿雷虎子、梁朝天的七姓良瑶的后裔。现存于新合村路口的“猺（瑶）目万历二年石碑古记”记载了他们助剿有功后，回广东带家小迁来广西的事情。这支瑶民溯西江而上，先住在洞尾，后搬入海洋山区，把守五源，即大源、小源、岛坪、高界、瓮塘等地。
（三）新合村及斋公坪屯的历史渊源
据史料记载，五百年前就有瑶民在新合定居，这支盘瑶有湖南“千家峒”的传说。元朝大德四年（1300年）才逃难到广东，居住在肇庆府德庆州封川县铁莲山一带。明洪武年间1379年，因剿梁、雷起义，县府遂告急州府，四处招兵，此时这批瑶民便“洪武下山”进兵恭城。1385年起义被镇压后，他们得到官府照准回家迁老小到恭城生活。先在后岭背的西河口居住，后沿河而上，一部分往澄江河，在黄滩、杨溪等地居住；一部分往苦竹沿岸居住，1450年，这部分瑶民又分成三支，一支到了平阳交界的龙尾瑶（阳朔县境），一支到了岛坪源（现今的澄江源），一支到了现在的新合瑶山。据当地居民听祖辈说，当年迁到新合地界有盘、邓、赵、李四个姓氏的瑶族支系，盘姓首先迁到了高界；赵、李迁到瓮塘、老村等地；邓、赵迁到小源、棉花地、歇良、路口等地。那时每个分支都有自己的盘王庙和师公，但后来随着社会的变迁，现在只有高界有师公，在斋公坪和新村的交界保留有盘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