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紫砂器的产出，已有近千年的历史，然而，真正需要鉴定的，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产品。明代中叶，紫砂开始流行以来，虽然只有近五百年的历史，若能准确无误地鉴别，却并非易事。因为流传至今的紫砂器多为传世品，而且从明末起，不断仿造，赝品很多，愈是名家之作，仿制造假的也就愈多。以明代中期制砂大师龚青、时大彬、徐友泉为例，从明万历末际起，就有不少陶艺工匠专仿他们的作品。如闵鲁生专仿龚春壶；陈信卿和陈光甫专仿时大彬壶；而沈君盛、陈子畦、项不损等，则专爱仿徐友泉壶。不过，由于他们是明末艺人，又多在器形和纹饰上重复或抄袭前人名作，而自成潮流，所以其仿品迄今也成了古董，也具有收藏的价值。入清以至民国和解放以后，仿造三位大师的茗壶更多了，甚至连刻铭也仿的一模一样，真假难辨。如有一件做工规整精细的蕾花壶，底刻正楷“大彬”二字，其字体及刻工模仿如真，足以乱真。可见，仿制造假为鉴定真伪、分期与断代，造成了不少困难。
清代中叶，模制紫砂器产出后，“倒模”仿制的赝品很多，千篇一律，既无创意，又无特色，且很粗劣，故毫无欣赏和收藏价值。明清时代，真正好的有品位的紫砂器皿，是以捏造见长，决非“倒模”而致。名家捏造的紫砂器，不仅各具特色，而且有新创意，除紫砂本身的质和色优外，其造型美和装饰艺术上乘，才具欣赏和购藏的价值。
朱石梅石梅刻绘方柿壶
清代道光年间，社会上出现了包锡镶铜及嵌玉等质的紫砂茗壶。据云此法可起美化壶的作用，且有助于砂壶的保温。其实，这类茗壶大都是真旧紫砂壶，由于原壶部分破损，或把、或嘴、或盖打破、遗失，为掩饰缺陷起见，而用金属和玉石等弥补，即可抛光，又可刻上书画诗词，以增加雅兴。与杨彭年同时代的朱石梅（即朱坚），颇善此术。杨与朱曾合作，不仅制出天然有致的柿形紫砂茗壶，而且也做过包锡嵌玉的紫砂壶，堪称珠联璧合的珍品。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包铜嵌玉和玛瑙的紫砂茗壶，胎外镶包黄铜皮，盖上嵌白玉柱形圆钮，镶螭虎状玛瑙环形把。整体壶表光洁明亮，壶身一侧刻行书“曾居无别物，邓尉一枝梅”，落“竹坪”铭，可知此壶是主人在世时最心爱之物。不过，镶包工艺如此精湛，用料如此讲究的精品，并不多见。尽管有些镶包壶可能是明清时代的真旧紫砂壶，却因崩缺裂损而不完美，索性将其损坏的部位，改饰金属片等，似乎高贵了许多，事实上是用以遮丑的，而早已失去了原作的本来面目和特色。
近代有不少的素烧紫砂器，是仿明清紫砂器的造型作品，产出量大，经过造旧以后，假冒古董出售，骗取高额利润。这种新器造旧有术产品，容易让人上当。其造旧术，大都是将新器用极细的砂纸打磨之后，再放入浓浓的茶汤中又浸又煮，让茶渍融蚀，使之入色又入味，叫人难分新旧与真伪，足以鱼目混珠。其实，新器经过造旧，有一种很难闻的霉馊茶味，应细细的嗅辨。当然，更要从砂质、制法诸方面进行鉴别。
上述种种，不仅说明紫砂器的鉴别是必要的，而且需要高深的鉴定知识。当今，紫砂器的鉴定，大致可归纳为传统的与科学的两种方法。
传统的鉴定方法，即紫砂器收藏家和古董家或古董商的方法，是对传世的紫砂器抱一种鉴赏的态度，去识别和认识对象。持此种鉴定方法的鉴赏家，具有相当丰富的鉴定经验。由于其见得多而见识广，又有多年的经验积累，因此，对古旧紫砂器的细微差异和变化，大都能分辨入微，具有较强的鉴定真伪和断代的能力。
其具体的主要的鉴定手段如下：
要分辨紫砂器的新与旧。
流传至今的真旧紫砂器不多，完美而又古朴雅拙的紫砂珍罕品，更难得到。旧的若属真旧紫砂器，往往器表有一层自然的光泽，是由于久经盘玩，慢慢的透出来的温润光泽，被称之为“精光内”。新器造旧，决无此特点。分辨新与旧时，要特别仅防新器造旧术的欺骗，切勿只重器表而忽视了其内在的素质。当然，对于新制的紫砂器，只要不是“倒模”的，如造型独特，制做精美，色泽超凡，确有创意的，也不应放过，亦有其欣赏乃至收藏的价值。现代名家很多，皆有杰作，由他们精心炮制的紫砂新品，价值颇高。
要提防真旧紫砂器的修补拼凑。
真旧明清紫砂器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大都不甚完美，或有残损崩裂。由是出现了各种修补拼凑术，如用蜡补缺，粘合后，再涂泥作色的；以陶泥仿制，拼合后，再作旧的；加彩紫砂褪色，以颜料添补的；器物残损，以金属片镶包，或以玉等嵌替的等等。鉴定时，只要留心并细致察看，就会惊异的发现修补拼凑的痕迹，而且“虚位”很多。因为经过修补、拼凑、调色后的紫砂器，其形制、色调、质地，与原器皆不可能完全相同，总有差异，并或多或少的丧失了原作的风貌和特征。
要注重器形与质地。
自龚春紫砂盛行以来，紫砂器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其时代的烙印和标志。概要归纳有以下的主要特征：明代比较注重器形，紫砂器的造型高雅朴拙，器物较少有装饰，故以素拙为主；清代前期，紫砂器的造型丰富奇特，注重器物的装饰，加彩、堆雕等异彩纷呈；清代后期，紫砂器的造型趋向简化，多取平面，注重雕刻诗词书画，器物的“文人化”味很浓。
紫砂器的质地，有粗幼之分，粗糙者不受欢迎，细密幼滑者为上品。一般讲来，名家之作，精工细雕，胎质比较细腻，表面皆较平滑。
要注意题字与用印。
紫砂器题铭，据现有资料最早见于龚春壶把下刻“供春”二字，其后盛行。在紫砂器的发展过程中，许多陶艺大师的题铭风格亦不相同，鉴别时，应当明察秋毫。如时大彬壶，题铭中“从未见署款而兼盖章者”；制砂者署名、制铭或钤章，是在明清之际才出现的；据记载最初在紫砂壶身刻草书款的，是明末名匠陈用卿，但那不是刻诗文；清初“壶隐”陈鸣远喜在器底刻楷书铭，更喜在器盖内用印；真正流行在器上镌刻诗词的，始于清代后期的陈曼生，以后蔚然成风。
当然，传统的鉴定方法，决不止这些，还有紫砂器的用料、工艺流程、制作方法等等。但是，就其知识范畴而言，也只是前人已经说过的那些内容和鉴赏的经验之谈，仍然停滞在“古器物学”的阶段，是从器物到器物的孤芳自赏。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紫砂器的研究与鉴定上，更需要科学的态度和先进的技术，促进紫砂器的研究与利用。
科学的鉴定方法，即现代考古学家的方法，是通过考古普查和重点发掘，对地下窑址、墓葬及其出土遗物进行科学的断代和研究，以至采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紫砂标本进行微观的和岩相显微的观察，作定性定量测试，找出不同阶段用料的规律，从而深入的认识对象，及其紫砂陶器的演变、发展的轨迹。
科学的考古发掘古窑址、古墓葬和地下文物，尤其是有确切纪年古墓葬中的陪葬品，作为比较模式，对于传世品的鉴定，可以起到很好的比较作用。在紫砂陶器的断代研究方面，每一次考古的重大发现，都能捕捉到某些科学发掘品作为比较模式，用以与大量的传世品作一番比较研究，不仅能断定某些传世紫砂器的年代，甚至于还能确定其历史的和艺术的价值。如1976年羊角山紫砂古窑址的发掘，除揭开了紫砂工艺之谜外，还把烧造紫砂陶器的年代提前到了北宋中期，出土有明确地层关系的紫砂残片，正是用以断定宜兴紫砂草创阶段的实物标本，即鉴定两宋到明代前期紫砂器的标准模式。
然而，有确切年代的地下出土器物，才是最好的标准模式。若以此作为标尺，以传世紫砂器进行排比，无论其有无款识，当都可得到比较准确的鉴定结论。如前面提到过的吴经墓中出土的那件提梁紫砂壶，体态较大，胎近缸质，且有缸瓮釉泪，已可说明其制作年代较早。此壶虽无任何款识，却有确切的墓志纪年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佐证，无疑可作为明代嘉靖早期的紫砂器标准模式。又如时大彬的作品，有四件是出自有确切纪年的墓葬中，皆明确地署以“大彬”或“时大彬”款。其中，除一件紫砂扁壶出于清墓外，其余三件分别出自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十四年（1616年）和崇祯二年（1629年）明墓中。尽管关于时大彬的生卒年月，文献上无考，但是因他与松江陈继儒（1558——1639年），太仓王世贞（1526——1590年）等交往甚密，并受他们的启发改制小壶的情形来看，这几件紫砂壶可视为明万历时大彬的作品是可靠的。以此作为标准器，用以鉴定传世的大彬壶，当可得到比较可信的鉴定。如果连同以往著录，有年款的时大彬壶，共计十二件，除一件铭款“戊午年日时大彬制”可疑外，这些紫砂茗壶的制作年代，上起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下迄崇祯二年（1629年），前后三十三年，这正是时大彬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因此将它们作为具有时代标帜的系列标准模式，无论在原料选练、工艺流程和造型艺术上，都可起到标杆的作用。
当然，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对于紫砂陶器的研究与鉴赏，也是如此，不但要有历史的方面，更要有现实的方面。
近代宜兴紫砂器的生产，趋向商业化，并开始打印店号标志。
如，民国初年，戴玉屏在上海创办“铁画轩”，专营紫砂制品，聘请胡耀庭等名手，在阳羡手制紫砂茗壶，壶底皆用阳文篆书“铁画轩制”方印，颇负声誉。紫砂壶造型，自然形、几体形，筋纹形和水平形四类大量产销，而精心制作的艺术性高的茗壶减少，但也不乏佳作产生。如斐石民的三脚圈顶壶，俞国良的传炉壶，冯桂林的五竹壶等。
然而，宜兴紫砂真正兴隆发达的时代是当代。宜兴的制砂艺人，比1949年增加二十倍，紫砂品种也由原来的二百多种，发展到一千种以上，产量增加了四十多倍。紫砂器的创作，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力求开拓新的方向。纵然是仿古，也是注重古意、古风和古代创作的精神，非只是器型上的模仿与抄袭，而是将仿古与创新统一。如当代最著名的紫砂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制作的鹧鸪壶，造型巧丽明快，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现代不少新壶，同样加刻诗文山水，却负于新的涵意。如周桂珍制的曼生提梁壶，锈刻有红学家冯其庸的七言律诗。更有一些新作，加入现代美学观，谋求突破。如李昌鸿和沈巨华制的奔月壶，徐维明制的鱼形瓶等，都渗透着现代工艺美术的审美观。
总之，当代宜兴紫砂的工艺水平、艺术成就、大大超越古代；
相信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紫砂艺术必定会登上更高的巅峰。
七、如何鉴定紫砂器的年代
自明末以来，由于有关紫砂器的著述和文献极为稀少，加之近年来地下的考古发现有明确纪年墓的器物如凤毛麟角，所以鉴别紫砂器的确切年代和作者的真伪十分困难，成为久而未决的问题。
从明代中期紫砂茗壶创始以来，侍童供春向金沙寺老僧学习壶艺开始，多是子承父业，师徒传承，从选砂，打泥片，装身筒，到落款刻字全由一人操作，造型设计全凭个人的艺术爱好而定。同官窑瓷器相比，它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也未能统一器型、统一尺寸、统一落款等，是完全“各自为政”式的独立经营，为纯个体作坊式的民间艺术品生产。历代的名家作品在当时就有仿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同时代的仿制品，我们现在也很难分清哪一件是作者的亲手作品，哪一件为高手仿制。民国初年，几乎所有的紫砂界高手都被延聘上海，对历代名家作品进行精心仿制，烧制出难以统计的仿名家款作品，这些仿品均源于名家旧器实物，且水平极高，遗存至今，给我们的鉴别工作带来困难。近30年来，经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同时结合近年来地下出土物的印证，对于紫砂器制作年代的鉴定也大有进步。基本上可以根据砂质、颜色、加工手法、造型等诸多方面综合分析出作品的大概年代，不会有很大的差距。但对于名家署款的器物目前还没有能够提出科学的鉴别标准，这方面还有待于今后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
（一）紫砂器与瓷器鉴定的异同
萦砂嚣与瓷器同属实用艺术品范畴，在造型和装饰上相互借鉴，融会贯通，但又绝不是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在器物的精神和风格上有着时隐时现的潜在的联系。那么，在鉴定上有什么相同或下同之处呢？首先，紫砂器作为江苏省宜兴民间的地方窑，其产量是不能与明清以来的官、民窑瓷器相比拟的，所以，具体到每一个朝代或时期，并没有足够的制品数量可以全面地反映出它的整体面貌和变化规律。瓷器烧制由于产量大，遗存至今基本上有其转迹可寻，从古至今众多的学者给予充分的研究，其生产面貌及工艺特征十分清晰，并遗存有数百万件以官窑瓷器为代表的典型器以资参考。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总结了明代以来官窑标准器的典型特征及鉴定经验，广征博引，言赅意明，堪称旷世之作。景德镇考古所的专家学者们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整理了数以万计的御窑厂残存的瓷片，并复原了很多罕见的器型，填补了传世品在品种上的空白，这一切都为瓷器的科学鉴定工作提供了足够的依据。而对于紫砂器目前国内尚无有关鉴定的权威性著作出现，出土物也只有零星的几件，没有争议的标准少得可怜。这种现状都给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明清两代紫砂器的生产完全是家庭式的作坊制作，器物侧重反映的是紫砂艺人的个人风格，或规矩严谨，或粗放豪迈，或素面素心，或装饰华丽，“自古茗壶似名人”是说茗壶的风格与古代文人雅士一样，各有千秋而绝无雷同。艺师们从不同角度层面展示出个性风采，各具特色，而形成同一时代个体之间极大的差异。而各时期帝王年号款的官窑瓷器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组织系统，统一式样，统一制作，规范化的框框很多，我们可以从其共性中清晰地理顺脉胳。但紫砂器的鉴定则还处在摸索和寻找的阶段。那么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就不能做这方面的工作呢？其实不然，除去紫砂器与瓷器鉴定不同的地方以外，还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是二者共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