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紫砂壶，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关于紫砂壶的记述，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北宋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等诗人的诗句。传器有宜兴蠡墅羊角山紫砂古窑出土的北宋中期紫砂器：平盖龙头双条把壶、高颈六方壶和平盖提梁壶。文献记载和发掘的实物，互相参证，从而基本上明确了紫砂壶创始的年代问题。北宋中期到明代正德年间的500多年间，无数陶工艺人为紫砂壶的发展作品了贡献。
在元以至明代前期的500多年间，紫砂器为何默默无闻并缺乏记载呢？我们认为大致上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紫砂器在宋代才显露头角，产品也多为民间粗货，虽然有少数文体对它发生兴趣，但并未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赏识。二是北宋时朝文人雅士的嗜茶之风虽已流行，但当时饮用的是一种半发酵的膏饼茶，茶具以大口小底的盏类为主。饮茶时将碾碎的茶膏末放置在盏中，用沸水点注，以茶汤表面能浮起一层白沫者为佳。故茶具中亦以黑釉的兔毫盏和鹧鸪等为最上等，而无釉又较粗糙的早期紫砂器，只能作为煮水或煮茶之用。三是在南宋初年的宋金战争中，宜兴地区是战场之一，陶业生产也受到了影响；到了元代和明代前期，又由于“匠户制”的束缚，使手工业生产受到很大摧残。因此，包括紫砂器在内的宜兴陶业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蒋赞初等《宜兴紫砂的历史及现状》）有记载可考或有传器可证的最早的紫砂壶名手，当推明代正德年间的金沙寺僧和供春。从明代周高起著《阳羡茗壶系》以来，一直把金沙寺僧和供春两人尊为紫砂茶壶的艺术大师，尤以供春最为后人注意。把紫砂茶壶从一般粗糙的手工业品推进为工艺美术的创怍，应该归功于洪春。
一、陶壶鼻祖供春与供春壶
“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
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
这是清代学者吴梅鼎在他所著的《阳羡茗壶赋》中对陶壶鼻祖供春的赞句。
供春，又称龚春、龚供春，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原是一个吴姓显宦的家僮，也有人说是婢女。据《宜兴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提学副使吴颐山，携带书僮供春，读书于湖氵父金沙寺中。”吴骞（《阳羡名陶录》说：“供春，学宪吴颐山家僮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吴梅鼎《阳羡茗壶赋》的序言里说：“余从祖拳石公（指吴颐山）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
据查考，吴颐山名仕，字克学，宜兴人，极有文名，是吴门画家唐寅的好友。明正德甲戌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供春。实颐山身旁一个“髫龄颖异”家僮。
金沙寺，在宜兴西南境湖山间，原是唐代宰相陆希声晚年隐居的地方，称“陆相山房”，又称“遁叟山居”。建筑宏伟。这所在“地当君山之隅，东溪之上，”古谓“湖者”。古时寺旁有一棵四五人合抱的大银杏树，据说满100年才结—个树瘿（即树瘤），100年以后每年结一个，色式非常奇特。当时供春侍候主人吴颐山住在金沙寺里读书，见一老僧炼土制壶，成品精美，就在空闲的时候仔细研究老僧的制陶技术。久而久之，他掌握了这一套复杂的技术。他私下取了一点老僧制壶后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土做坯，把寺旁的大银杏树的树瘿作为壶身的表面花纹，做成几把茶壶。当时，他没有工具，只用一把茶匙用来挖空壶身，并完全用手指按平胎面，捏炼成型。因此，他的茶壶烧成后，茶壶表面上就有“指螺纹隐起可按”的痕迹，显得古秀可爱，很像三代的古铜器。
有一次，供春做的茶壶被主人吴颐山看到了，以为质朴古雅，便叫供春照样再做几把，一面又请当代名流加以鉴赏。不消几年，供春竟然出了名，他的作品为时人所珍爱，收藏家竞相搜购。从此，供春就离开了吴颐山家，摆脱了仆僮的生活，专门从事制陶事业。他的制品也被称为“供春壶”。
供春壶造型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地薄而坚实，在当时已经负有盛名，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清代诗人周澍曾有这样的诗句赞誉供春的作品：“寒梧垂荫日初晴，自泻供春蟹眼生。疑是闭门风雨候，竹梢露重瓦沟呜。”又在《台阳百咏注》中记述：
“台湾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小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可见供春壶的工艺成就和当时的社会声望。
《项子京历代名瓷图谱》中所辑两件供春壶，有“壁呈红色，注茶后即现绿，茶倾倒色复原”之说，美妙绝伦。此即李景康、张虹合撰的《阳羡砂壶图考》下卷图刊中首列两壶：一名龚春圆形变色壶，并加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纪龚春褐色壶云：宜兴一窑出自本朝武庙（按：即正德皇帝庙号）之世，有名工龚春者，宜兴人，以粗砂制器，专供茗事，往往有窑变者如此壶，本褐色贮茗之后则通身变成碧色，酌一分则一分还成褐色，若斟完则通身复回褐色矣，岂非造物之奇秘泄露人间，以为至宝耶？与下朱壶咸出龚制，予曾一见于京口靳公子家，其后俱为南部张中贵以五百金购去。”一名龚春六角宫灯变色壶，并加注：“又纪龚春窑变朱色壶云：怪诞之物，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余之未信者，未曾余自见也！今见此二壶……”项氏所记，把供春壶描写成神奇的器物，不足为信。已有后人驳其所言云：“案壶用久则茶渍深，贮茗略现碧色，理或有之，非窑变色也。若如项氏说，通身转变，分明若此，似不近情”。这个批评是以科学态度分析的，当然不无道理。
供春所制茶壶，款式不一。他还创作过“龙蛋”、“印方”、“刻角印方”、“六角宫灯”等新颖式样，而尤以“树瘿壶”为世所宝重。此壶乍看似老松树皮，呈栗色，凹凸不平，类松根，质朴古雅，别具风格。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绝技的矜重爱惜，供春的制品很少，流传到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清代吴骞编《阳羡名陶录》一书里，对紫砂壶搜罗极广，记载详尽，可是单单缺少供春壶，吴氏以未曾亲眼见过供春壶为终身遗憾。稍后的张叔未自诩为陶壶鉴赏家，平生看到过不少紫砂壶，但在他的《清仪阁杂咏》中，也自叹福薄，没有看到过供春壶，甚至还感慨地说：
“这个瑰宝，世间已经不复存在了！”供春壶已世无闻，前辈皆尝如是云。
神物忽来奇兴发，“春归”二字剧芳芬。
这一首七言绝句，是60年以前储南强赠给潘勤孟的诗。虽只寥寥28字，里面却包含着一件重要文物——供春壶重返故乡陶都的故事。
1928年，宜兴有一位毁家整治善卷洞与张公洞古迹的储南强先生，十分重视故乡的文物，曾不惜一切代价征集和搜求供春壶。一天，他在苏州摊上无意中发现了一把紫砂茶壶，造型非常奇古，摆摊子的主要却把它当他破铜烂铁，满不在乎地摆在一边。储先生见了好奇地拿起一瞧，壶把下的款式赫然是“供春”两字。这一发现使储先生大为惊喜，立即不露声色地花了壹块银圆买了回来。后来由制陶名手黄玉麟配制了壶盖。
储先生为了要考证这把供春壶来历，鉴定它的真伪，又花了很大一番工夫。首先亲自再去苏州，找到那个摆摊的主人，向他调查盘问，摆摊主人见他那么专心诚意地打听，就告诉他说，是从绍兴傅权和家里流传出来的。储先生又赶到绍兴，进一步向傅家了解，知道在傅家收藏之前，曾经是西蠡费氏所有的。再写信请问费氏，费氏又说在他之前一度是吴大徽收茂的，再打听说是得之于另一次收藏家浓爻和。沈之前出于何人三渺不可考，这把残破的供春壶，来历竟是如此曲折，而储翻天复地的考证毅力也确乎惊人。最后，储先生为这个珍宝做了几万字的考证文章，证实这把破茶壶确实是供春的原作，并非“假虎丘”。
画家黄宾虹
看到了这把壶，也以为真是奇遇，当即评论说：“天才的赋予，是不分阶级的，物质的成就方显精神；传世称奇，功名难与相比的供春，虽然出身贫贱的书僮，后世传名，艺术谱上叙事，乃不落于千百万人之后。”给予供春本人极高的评价。但他在欣赏供春壶后提出了一点意见，他认为，供春壶壶身既然以银杏树瘿为蓝本，那么，黄玉麟配制的壶盖也应该是树瘿的形式，然而黄玉麟没有理解这一点，却配上了北瓜的蒂柄，此之谓“张冠李戴”。储先生认为有理，就请现代制壶名手裴石民重做一个树瘿的壶盖，并在壶盖止口外缘刻上两行隶书铭文，凡45字，文曰：“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稚君是宜兴的金石书法家潘稚亮。所谓“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是指当时英国皇家博物馆派人来商量，希望储先生出让供春壶，代价是2万美金。储先生因为这是国宝，又是故乡文物，没有答应。
据说，为了庆幸供春壶重返故乡，储南强先生打算在宜兴城外西溪上造一座楼房，题名为“春归阁”，并请潘勤孟写了一方“春归”的匾额，准备专门收藏供春壶。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春归阁”未曾建成。宜兴沦陷后，日本人曾几次想谋夺这把供春壶。他们有一部《茗壶图录》（奥兰田著），收录宜兴的紫砂壶比《阳羡名陶录》还要丰富。日本人也久闻供春壶的大名，有一次派了专人来找储南强先生，愿以8000元的代价买去。储先生有骨气，没有出卖。为了免于纠缠不清，他索性躲到深山别墅，干脆避而不见了。
1949年之后，储先生把一生所有集藏全部献给了国家，这把惟一的供春壶是所献的重点文物之一。1953年4月收藏在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时，徐悲鸿先生在北京曾托宜兴的仨敷孟老师专程去苏州为其拍摄照片。之后，南京博物院为了不使供春壶绝技失传，曾请宜兴紫砂工艺厂的名手依原形仿制若干把，以广流传。现在，供春壶原作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供大众观赏。
现在谈到供春壶，大凡必举树瘿壶做例子，但是这把壶的鉴别问题，仍不免有所争议。《阳羡砂壶图考》关于树瘿壶有三条评述说：
一、“据宜兴储南强所藏失盖供春壶，‘供春’二字作铁线小篆，镌鋬内壶身，余不可考。”
二、“宜兴储简翁藏供春树瘿壶失盖，全身作老松皮状，凸凹不平，鋬类松根，旧存沈树鏮韵次家，继归吴愙斋，后归费念慈屺怀转傅氏，民国十七年始归储氏，吴愙斋所仿者俱此式。”
三、“供春壶已经万历间时大彬仿制，辨别殊难，惟同光间吴清卿仿制者为时未久，审辨则易，然以龚壶之价，重仿造者必众矣。”
时大彬玉兰花六瓣壶这三条评述，对树瘿壶的真伪问题，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吴愙斋即吴大，是清末的考古家，也是砂壶爱好者，曾延壶艺名手黄玉麟仿制过茗壶，前后共八个月。《砂壶图考》说：“吴愙斋所仿者俱此式”。又说：“然以龚壶之价，重仿造者必众矣”，都暗示储氏的树瘿壶出于愙斋后人的仿制，不过没有明白直指而已。
在紫砂艺人中间，对树瘿壶的鉴赏也有异议。因为此壶的制作技法和制作所使用的工具以及泥色等等，都显示出近代风味，特别是壶口部分的艺术表现，酷似玉麟手法。总之，关于供春树瘿壶的鉴别，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早在41年前，当时已80高龄的储南强先生在上海看到了一把施镇昌所藏的供春树瘿壶，经过储先生往返多次观察、考释，他认为施壶才真正是吴大所藏之失盖供春树瘿壶。
施镇昌（1907—1978）生前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组工怍。
1941年施在上海红棉山房古玩店购得一把供春壶。该店主人胡志昂称，此壶是不久前从苏州收购到的。此壶现由施的家属保存着。有不少材料说明，施壶就是前吴大所藏的孤传失盖供春树瘿壶。其主要依据有五条：
一、施壶完全符合古籍中关于供春壶特征的记载。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又《骨董琐记》说：
“砂壶始于金沙僧，团紫泥作壶，具以指螺纹为标识。供春见之，遂习其技，成名工，以指螺纹为标识。”《阳羡名陶录》也有类同的记载。但在《阳羡砂壶图考·供春》条说：
“金沙寺僧以指螺纹为标识”。一反前说，并以储南强的壶为依据，称供春壶的特征是“以无指螺纹为标识”。由此可见，怎样鉴别供春壶的真伪，也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
文震亨《长物志》说：供春壶“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清吴骞（《阳羡名陶录》说：“壶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时大彬初年，皆细土淡墨色。”施壶的壶身幽暗呈栗色，薄胎细腻，质地坚实，系用淡墨色细土精心制作。壶身比一般紫砂壶大，古朴端庄，优美雅致，并饶有野趣。壶内周围指螺纹密布，隐现可辨，外面亦有指螺纹。壶腹两面的下半部都有一块地方凹进去，显然是用手指屡按坯胎之痕迹。
这引进都与上述古籍记载相符。
二、施壶与前吴大所藏供春树瘿壶的特征完全一致。施壶的壶身外面凸凹不平，状如老松皮或树瘿，木理绉纹，苍古逼真，壶扳金状如松枝，扳金后刻有铁线小篆“供春”二字，笔力遒劲，勾画清楚。《阳羡茗壶系》说是吴颐山代为署款的。壶盖作瓜形，工艺精，造型美，盖内刻有篆书“玉麟”二字方章。从壶盖和壶身接合处看出，此壶盖显然不是原配的，而是从另一把瓜形壶移配于壶身的。壶身上方的口子是椭圆形，壶盖底下的止口边沿是不规则形，二者显然不相称；而壶盖和壶身上的纹路也截然不同。再从壶盖内几处旧伤口看，比盖似有百年以上历史。这一切征状与前吴大所藏之供春树瘿壶特点完全一致。
三、解放前许多专学家者都认为施壶是真供春壶。1941年施镇昌购得此壶后，当时上海著名的古玩商洪玉林、画家黄宾虹、书法家叶恭绰、金石家邓散木（粪翁）等都给以很高评价，认为它是真正的供春壶。当时在上海就见几把吴大仿制的供春壶，龚心钊、袁体明、宣古愚、吴湖帆各藏一把，其中龚藏最佳。洪玉林等都见过这些壶，他们是经过比较才对施壶下结论的。施也拿自己的壶与龚的壶作过比较，无论年分或工艺水平，施壶都远超过龚壶。叶恭绰、邓散木分别为施壶的紫檀木匣书写镌刻了题词。叶还写了《题供春壶》诗一首赠施。诗前小引写道：“孤传于世之供春壶，余曩曾得见之。今镇昌先生索为题词，漫成一律。”诗云：“雠书合整龚宜去（各书有谓供春乃姓龚，应称龚春是，今证此无疑矣），阅世宁期瓦共全（壶盖久失去）。一艺傥能明地运，百家谁与竟心传。若论壶系应称祖（凡论茗壶系者必以此为祖），同列甄官可羡仙。持共越瓯兼建碗，松风相属定忻然。”